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著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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