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嘉: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被忽略的“杨小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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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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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鲁定公11年,孔子官拜鲁国司寇,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诛杀少正卯立威,罪名竟是以下三条:

·少正卯和孔子意见不同。

·少正卯的学说比孔子的更有说服力。

·少正卯竟资助和孔子立场不同的人。

随后,少正卯被处死。这就是著名的“孔子诛少正卯”。

一次不起眼的文人之争,却以一个荒诞的面目载入史册——仅仅因为观点不合,就要夺人性命。这成了中国“文人相轻”现象的起点。三国时期曹丕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此处的“古”,便是指“孔子诛少正卯”。

“文人相轻”不同于学术争鸣和思想竞争。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与人争辩,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然而,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成了“政治正确”,“百家争鸣”自然变成了“党同伐异”——“文人相轻”演变为“文人相残”:李斯谋害韩非子、王允杀蔡邕,等等。

“文人相轻”现象犹如一个幽灵,游荡在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圣贤如孔子,也未能免俗。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比如经济学家杨小凯。

▍“杨小凯现象”

·良师益友对他赞口不绝

杨小凯一生最重要的伯乐、一代教育家、被誉为“武大蔡元培”的刘道玉,在杨小凯逝世后撰文说: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非凡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新的精神,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

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茅老,称杨小凯的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并亲自为杨小凯的作品作序、编校。

“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捍卫者”张维迎,认为杨小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决定了他以后所走的路。

经济学家周其仁,撰文悼念杨小凯,称小凯与前辈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顾准一样,勇敢地另辟路径,留给后人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问题。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称小凯独立的治学人格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

·学术异见者们敬佩他的治学与人格

杨小凯生前最重要的论敌林毅夫,在小凯逝世时哀悼:“毅夫痛失良师益友,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中国经济学界“左派的旗帜性人物”陈平,尽管多次撰文阐述与杨小凯的学术分歧,却仍在杨小凯逝世时称:“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以炮轰“医疗私有化”而著称的北大教授李玲,也在杨小凯追思会上沉痛地说:“小凯对社会的影响将永留我心。”

有“经济学怪才”之称的张五常,曾委婉地表示,杨小凯的经济学因选择了数学工具而限制了他的思想,但却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10年,那么拿个诺贝尔奖,肯定不是什么难事。”

·影响中国改革决策的经济学家对他推崇备至

多次参与重大经济决策,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称杨小凯的不幸逝世,使得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人,而我也失去了一位诚挚的朋友。

深度参与经济改革,有“厉股份”之称的厉以宁,在80年代了解杨小凯的经历后,希望能收他为徒。

后来担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的两位经济学家李稻葵和樊纲,在杨小凯追思会上说,小凯是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骄傲与楷模。

·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对他赞赏有加

国内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邓晓芒说:“受杨小凯思想的影响,我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

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杨小凯坚定地站在了真理一边,只有他真正走出了乌托邦,希望他的后来者能多一些。

著名历史学者朱学勤评价道,杨小凯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成了思想的活化石,他是少有的蜕变者。

·诺奖得主对他不吝溢美之词

诺奖得主布坎南与阿罗,多次向诺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杨小凯,称杨小凯的经济分析框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在白人统治的国际学术界,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能受到如此褒扬,实属罕见。

·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企业界精英

曾任阿里副总裁的梁春晓表示,杨小凯的书,让他看懂了互联网经济的本质。

“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表示,他的好友杨小凯,关于《公司法》的论述,使创业初期的他豁然开朗。

“华尔街的传奇交易员”费希尔·布莱克临终前给杨小凯写信,希望捐赠一笔巨款支持他那“具有远大前程”的研究。

……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肺癌去世。次日,林毅夫即组织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杨小凯教授悼念座谈会;

2014年7月,经济学家韦森在上海组织召开了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华人思想界精英悉数出席;

2018年7月,《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出版发行,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成果,再度引起关注和讨论。

与“文人相轻”现象截然相对的以上种种,不妨称之为“杨小凯现象”。

▍“杨小凯现象”的表象

为何会出现“杨小凯现象”?熟悉杨小凯的人,通常会总结为三条:

·传奇的人生经历:18岁那年,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捕入狱,但他却将牢狱变成了“大学”,自学成才。出狱后,几经波折赴美深造,终成首位开宗立派的华人经济学家。

·三大原创性贡献:杨小凯在短短26年学术生涯内完成“三次范式革命”:“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宗立派,以及“后发劣势”“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的洞见。前者让他成为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后两者正在成为先知般的预言。

·独具魅力的人格:杨小凯出身高干家庭,却关心底层疾苦,尤其反感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制度与文化;他桀骜不驯,待人却谦卑随和;谈及学术他口若悬河,但在言及自己时,却不善言辞;与人合作研究,合作者最后发现主要贡献均属于杨小凯,但他却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署在后面,无论合作者是大学者,还是他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然而,以上种种,皆为表象。

“杨小凯现象”的本质,隐含在周其仁教授这句话中:“小凯难以安息,可是我们还是要劝他安息,因为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将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句话的关键是“传统”二字,那么,到底是什么传统呢?在研究杨小凯及其思想后,至少应包括:

——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小传统;

——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浓烈的家国情怀这个大传统。

▍洋务运动:拖着辫子的现代化

要理解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救亡图强的小传统,就不得不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在一个大的历史坐标系内,梳理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挟裹到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改造皇权制度,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坚持“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最终,洋务派胜出,洋务运动开始。然而,洋务大臣在制度反思上的麻木、洋务实业推进时“官进商退”的种种举措,以极为狰狞的历史面目中止——甲午一战,“中兴之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庚子国变大清帝国威严尽失,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晚年的李鸿章以“裱糊匠”一词来总结自己的一生,他的自嘲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制度”与“技术”之争暴露的是如下问题: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僵化而又麻木,当他们睁眼看世界时,只能看到西方器物之强大,而无法思考背后的原因。

·农业经济经过数千年的精耕细作,晚清时到了瓶颈,也形成路径依赖,猛然向工业经济转轨变得极为困难,即使学习器物,也困难重重。

·中央集权制度经过2000年的进化演变,晚清时已达专制顶峰。政治精英头脑中旧有的思想观念与利益纠葛,制度改革几无可能。

最终,“洋务运动”,这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彻底失败。

▍两次立宪: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

1895年,甲午惨败,“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杨度;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立宪与革命。

历史又一次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些对标现代政治文明的变革,最终以制度的瓦解和全面的动荡而告终。

如果将制度变革的失败仅仅归咎于当权者的权力欲作祟,未免肤浅。如张鸣老师所言:“当时中国的制度改革,面对的是一锅夹生饭,但对付这锅夹生饭,却不能将其变成生米再来一次,被扭曲的东西试图强行将其扭过来,只会将其折断。”

所谓“夹生饭”,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排异反应。一场成功的变革至少需要三大条件:思想、时局和智慧。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过于欠缺——

·思想:戊戌变法想要模仿的君主立宪制,背后的思想是限制国王权力;中华民国想要模仿的美国制度,背后的思想首先是有限政府、自治和分权制衡。共同的根基则是个人自由,在救亡图存成为主旋律的当时,这个常识却被忽略,甚至被倒置,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

·智慧:思想必须纯粹,但政治实践却需要妥协的智慧。要把“夹生饭”煮熟,不仅需要共和民主的知识储备,更需要遵守现代政治的原则与程序。然而,集权政治中“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最终只能走向暗杀政要(宋教仁案)、对党魁宣誓效忠(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时)这样的闹剧。

·时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这都需要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秩序环境。要跳出“变革—混乱—变革终结”的历史怪圈,对有着两千年大一统历史的中国,几乎是一个迄今无解的难题。

▍“西学东渐”的中断

两场“制度变革”失败后,知识精英意识到不摆脱旧文化的束缚,中国绝无可能走向现代化。于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告别“吃人”的文化(鲁迅语)。

不幸的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事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结果,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此后,各种思潮在中国激荡交错,加上来自苏俄、日本的外部压迫,激进主义思潮狂飙突进……历史何以至此——

·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一战后,英国等老牌国家的衰退,以及德国、苏联成为后起之秀的事实,宣告了自由主义败于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世界普遍左转。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到底向谁学习,答案似乎并不复杂。

·救亡压倒启蒙。巴黎和会上屈辱的一幕,以及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救亡图存压倒了一切,启蒙被迫中断。

·对西方文明与启蒙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多人视西方世界为一个整体概念,忽略了英、美、法、德、俄等国家在制度、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加之当时在中国传播的各类西方思想著作,大部分是从日本翻译而来。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底色仍是东方式的国家主义,这种“二传手式”的启蒙,已偏离了西方文明的内核。

▍历史十字路口上的“杨小凯现象”

经历激进年代的洗礼后,顾准、李慎之、朱维铮等一代知识分子发出了“告别乌托邦”的呼声。1980年代中国再一次开始“向西方学习”,四十年过去了,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三大冲突再次横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成为制度变革的阻碍(杨小凯称之为“后发劣势”)。

·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作为东方国家根基的“家国一体式”的集体主义,与西方基于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越剧烈,且难以调和。

·作为历史上早熟,并且长期领先而又超大体量的文明,曾经的辉煌,既是国力稍有改观时对抗现代性的历史资源,又是面临危机时最强大的动员力量。因此,历史辉煌往往成为历史包袱。

▍中国知识分子

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与“杨小凯现象”

回顾一百多年来,国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粗线条的认知历程;从思想资源上,西方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都曾在中国传播,前两种思潮先后胜出,并分别成为主导思想,而保守主义一直式微;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经历了“开放—封闭—开放”的循环……

身处“大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安身立命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政治关怀、思想关怀和专业关怀。政治关怀主要指向对国家命运的忧思,专业关怀主要指基于学科分工的专业性贡献;而思想关怀,则又体现为“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理解西方文明”这一体两面。

这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在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所侧重。然而,受限于时代,即便“大师云集”的20世纪前30年,始终是政治关怀、思想关怀远大于专业关怀。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用力过猛,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却又肤浅,对各大基础学科的原创性贡献几近于无。

之所以会出现“杨小凯现象”,是因为在杨小凯身上,政治关怀、文化关怀、专业关怀同时并存,且很难说哪一种更明显。

专业关怀——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成为第一个因学术的原创性而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思想关怀——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视英美保守主义为西方文明的定海神针,并提出“信仰是制度第一因”的洞见。(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展开,请阅读《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一窥全貌)

纵然如此,杨小凯身上最强烈的符号,依然是他的政治关怀——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家国情怀的大传统。

▍中国情与自由梦

如果有人要问,中西方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差异是什么?答案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更加浓烈的家国情怀。

西方学者虽然也勇于在公共领域发声,但由于东西方迥异的历史路径,西方知识分子热爱真理远胜故土。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20世纪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更是视自由为自己的祖国。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也不管遭遇何种境况,家国情怀,似乎是他们永远的信仰和传统,这在杨小凯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968年,19岁的杨小凯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试图用更激进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国家,并因此遭遇十年牢狱之灾。被杨小凯视为恩师的狱友刘凤祥告诉他:“你必须跳出历史怪圈,了解保守主义,成为经济学家”,这句话定格了杨小凯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他告别乌托邦,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新起点。

·1983年,仅有高中学历,靠狱中自学成才的杨小凯离开故土,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仅九年时间,杨小凯便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两度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华人学者所到达的最高峰。

对杨小凯的经济学成就,汪丁丁、张五常等学者曾表达惋惜:杨小凯将他迸发着活力的思想,装进了数学的笼子里。

然而,梁捷在《杨小凯的两张面孔》一文中,却道出了原委:小凯一生,只关注大问题,大学问。他选择经济学,也正因为怀揣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他不愿像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饾仃琐屑的学问,他执着于数学技巧,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重新阐述经济学思想。以此求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问题。

·就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初具影响的2002年,杨小凯不幸身患肺癌。生命的最后三年,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却声名鹊起。

远在异国他乡遭受病魔折磨的杨小凯,将目光再次转向自己的祖国,将重心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命题。杨小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的重量级文章,大部分写于这三年。彼时,适逢互联网在中国如火如荼,杨小凯一篇篇饱含智慧与热血的文章,由学界到大众,引发一场场思想的革命。

学生张永生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弥留之际的杨小凯,将自己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足见他对祖国的爱发自内心。

夫人吴小娟回忆说,杨小凯经常从噩梦中醒来,哭泣着向她诉说梦到祖国发生了战乱……

杨小凯的后半生几乎都在国外度过,在流行“不在这里,有什么资格对这里评头论足?”的年代,却从没听到过有人因此而质疑杨小凯。原因不仅在于他的经济学贡献——将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在一个新的躯体中复活,更在于他用一生,将社会政治关怀这一大传统,在西方文明的基底中复活。

一西一中,一表一里;政治关怀、思想关怀、专业关怀集于一身——这才是“杨小凯现象”的本质。如今,世间已无杨小凯,而“杨小凯现象”的价值所托,正是凝结杨小凯一生心血的作品。

杨小凯一生著述颇丰,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却一度无处可觅。2018年,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绝版,最全版本)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先知书店有幸独家发售。

——转自先知书店(2019-10-0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2期,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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