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0-06
当我们将笔触伸向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时，有一个问题不断向上浮现，拷问着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坐拥全球最大市场、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本该拥有一个远大前程，为何每逢十字路口，总是转向错误的方向？
李鸿章给后世留下一个＂大清裱糊匠＂的形象，在得过且过中洋洋自得，看着大清被列强及新兴的日本一步步越甩越远。这段历史本身似乎已经说明：一个民族的振兴不可能靠政府和国家的力量来引领，恰恰相反，它需要的是政府和国家放下管制的欲望，还民间于活力。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传统使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相信：国家应该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终极角色，甚至是唯一角色。因此中国越是落伍，人们越是渴望强化国家的力量以迎头赶上。他们嫌弃当前的政府不够强大，不惜一次次地发动革命推翻它们并重组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最终自食恶果。
真实的李鸿章并非没有理想，但无数次向政敌妥协，以及一连串的失败使他的理想不再受人关注。在筹建轮船招商局之初，李鸿章曾在私人场合说过：＂吾观夫西国火轮船之至中国者，以之载客运货，其行走之迅速，其装囤之广大、便益无过于此。若仿照其法以行之，则四民皆受其益。＂先前中国所办的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外语学校）、福州船政局等事业，＂凡若此者皆有益于国，而非有益于民也。＂（载于《申报》1876年）
（李鸿章也有中国梦）
更通俗地表达就是：先前所办诸洋务事业，都是压榨人民来强化国家；而李鸿章心目中的改革，是使人民从中受益的改革。这观念与专制的基本统治逻辑相互冲突，他的失败也在注定之中。轮船招商局最初名为＂轮船招商公司＂，设想是一家民有、民营的现代股份制公司，靠承包糟粮运输的利润以避免启步使被外国公司挤垮。当时在长江及中国沿海从事轮运的企业有美国旗昌洋行及英国太古洋行。由于中国商人被禁止进行类似投资，外商则有通商条约保护，因此志在投资的中国商人们只好采取入股外资企业的办法，以获得通商条约的保护。几位著名人物如唐景星、徐润、郑观应，他们从外资洋行的买办作起，最后入股这些洋行成为合伙人，他们的财富甚至超过其雇主。
在轮运领域，唐景星很早就入股旗昌轮船公司，并成为最大股东，他既精通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经营，又有丰富的轮运管理经验，且比外商更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如果中国资本能够获得与外商同等的投资环境，诸如法律保护和税则，他们完全有机会与外商竞争这片潜力无限的市场，并反过来促进这片市场本身的持续繁荣。
但朝中的广泛竟见，则要求将轮运办成一桩官办事业，只允许民间资本入股，适当分取红利，经营权与人事权全在官方――统治者担心轮船这种命脉性的技术落入民间之手后，会威胁到它的政治安全。1872年12月26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由上海海关拨＂练饷20万串＂作为＂设局本金＂。商人们的反映十分冷淡，哪怕李中堂自掏腰包，拿出5万两家财入股，响应者仍旧聊聊。李鸿章只好请各省督抚襄助，又从各省财政中筹到190多万两银子，作为运营资本。官办实业的官僚化管理运费高、服务差，根本无法与外商竞争；贪污、人浮于事和技术能力低下导致船只迅速损坏……才半年光景便报亏30多万两。(具体细节难以考察，大头很有可能是经办各方串通起来玩猫腻套走官家的银子)
（唐景星，又名唐廷枢）
照此下去，不出数年所有本金将全部败光。巨额亏损给李鸿章的民营主张带来了一线转机，1873年7月，唐景星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这一招中满满地盛着李鸿章的小聪明或曰大智慧：唐景星被授予了道员的职位，名义上成了政府官员，并不违背＂官督商办＂的原则；实际上，唐景星带着他的资本和人脉，将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一个股份制公司。
唐景星时年41岁，早年曾在传教士们办的＂马礼逊纪念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后成为美国旗昌洋行的雇员、买办而后股东。一般的观念认为中国人擅长经商而不擅长管理企业，唐景星则不然，他精通现代企业的管理，是那个时代全亚洲数一数二的企业家，就算后世中国，也很少有人能超过他的。无奈在那个时代，他只能将资本注入到外资企业中，以获得通商条约的保护。他和在华英美政商两界、外籍工程技术人员都有很好的关系。他与李鸿章重新议定章程，主要内容有：
官方的＂设局本金＂作为借款，不享受分红，只需付利息，将由经营利润中逐年偿还，直至招商局资本完全民有。
招商局业务，自上诲至汉口长江航道各省免缴＂厘金＂（外商则在通商条约中＂不得重复收取关税＂条款的保护下免于被雁过拔毛）。
招商局业局在天津等诸口岸，减免二成额外关税。（中国商人在本国通商口岸之间经营，不仅需要缴纳关税，还比外商高二成！）
（招商局的海轮）
有了民有的承诺，外加这些和外商基本持平的税则，各口岸商人们的热情被鼓起，纷纷入股。唐景星按股份制企业的方法来管理这些股金。到了1876年，轮船招商局资本扩大到了472万两，铺设了电报线缆、成立了保险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经营范围不仅包括长江航道和沿海各通商口岸，还扩展到了日本的横滨、长崎、大阪，南洋的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同年老资格的丝茶商号旗昌洋行决定从中国撤资，转而投资美国西部铁路，轮船拓商局趁机以274万两白银收购旗昌轮运，获得巨大技术实力补充，一跃成为远东最具竞争力的轮运公司。
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改变了远东地区航运市场的格局，中外企业竞争之下，长江航道上运费节节下降。据载，该年自上海至汉口的单程客票为75两，货运每吨15两。唐景星接手后三年，长江航运成本下降了50％以上，时估算总值超过1300万两。
（盛宣怀在辛亥革命前后受到清政府和民国的双重通缉）
欣欣向荣的后果就是成为一块肥肉被政府盯上，照这势头下去，200多万的＂设局本金＂很快就会被偿清，朝中要求将官本改为官股，使政府坐地分红的声音四起。唐景星深知一旦政府入股，将无法再按业已取得巨大成功的股份制运作，股东们将纷纷撤离。他徒劳地反抗了几年，1782年，他被控＂挪用局款＂而撤职，取而代之的贪污专家盛宣怀。盛把＂官督商办＂玩成了一场和各路官员、商人勾结起来，一起坑大清国库的游戏，那是后话。
轮船招商局真正的影响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当唐景星取得成功，将业务开拓到日本市场时。日本政府恍然大悟：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才是维新的出路所在。1875年，国营的长崎熔铁所及长崎造船厂以一日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刚刚成立的三菱商会。一百年后，三菱成为世界性的大品牌，而轮船招商局，则存在于故纸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