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火车虽好,还要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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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10-13

铁路出现在大清,要归因于李鸿章的另一项重要洋务事业――开平矿务局。

开平矿务局创于1876年,总办是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设局资产为纯民股80万两,为轮船招商局和江南制造局等洋务事业提供燃煤。当曾国藩仍在世时,他曾建议李鸿章在长江沿岸各省采矿,这里远离满洲王公们的视线。近二十年前,曾国藩和已故的胡林翼曾谋划过"大局":汉人的练勇势力不追求在北京朝中的高位,而谋求在督抚位置上经营一方,尤其南方各省。这不仅是一种自保之策,似乎还隐隐蕴涵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老谋深算。

但李鸿章另有打算,他要控制渤海湾尤其天津,扼住洋人进京的咽喉,把帝国外交大权揽入手中。传统的政治手段即将退场,和洋人的关系不仅攸关王朝的生死命脉,也是权臣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他立志要将天津变成另一个上海,在唐山采煤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唐景星通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聘请英国工程师金达为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很快办成一座万吨级的煤矿(1881年产量为3.7万吨)。出产的煤炭从唐山运往天津,再经海路运往南方,李鸿章想修建一条唐山至天津的铁路利于运煤,但遭到了满蒙王公们的抵制,因此一直未能提上日程。

(金达刚到开平,被乱入的中国人抢镜)

在一些汉人朝代里,为防止皇族内讧,皇亲国戚们享受荣华富贵而不问国政。清朝则同时继承着满洲的部落传统和中国的家天下传统,皇族和几大姻亲家族一直把持大权,直到汉人的练勇势力兴起,他们仍然势大。王公贵族们自成一个小圈子,小圈子内的声音对皇帝的决策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皇帝也是"圈内人"和"自己人"。其他大臣尤其汉臣即便位高权重,终究是一群"货卖帝王家的打工仔"。王公贵人们认为:他们的祖辈作为爱新觉罗氏的盟友和亲戚,一同打下大清江山,理所当然是大清的真正拥有者。他们对汉人势力既傲慢又提防。

虽然满蒙王公中也有不少人修成正统的孔夫子门徒,在观念和作派上与纯粹的汉人士大夫无异,但这个群体总体上更倾向于大众文化和宗教神秘主义。勇武的蛮族并不热衷于自律,也缺乏文学修养和审美格调。他们对儒家学说中"君子"的修养不感冒,热衷于听戏之类大众娱乐而非高雅的琴棋书画;对各种迷信传言十分敏感,喇嘛教的活佛粪便、萨满教的黄大仙显灵和汉人的神鬼风水….…来者不拒。

这些人没有象欧洲的日尔曼征服者那样,在保存祖先的勇气、忠诚、荣誉感的基础上学会了自律、礼仪、文艺修养,演化成骑士阶层。随着世代更替他们丢光了祖先的勇武和奋锐,沾染了一身小市民的低俗和嫉妒。他们无所用心,热衷于排场和攀比,恨人有笑人无,愚蠢而又贪婪。更要命的是,他们在统治中枢中拥有难以撼动的发言权。

随着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英国人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修建一条铁路从上海贯通长江沿岸各省进入四川、经滇缅到达印度,将中国和印度两大市场直接连接起来。英国人开出的待遇非常优厚:英国负责堪测和修筑事务,路权归中国所有,落成后英囯获50年经营权,之后全盘移交中方。

清廷反应十分冷淡(后来当他们意识到铁路的意义时,条约内容已变成列强获得路权和两侧15公里内的林矿开采权),连最为开明的曾国藩也仅限于感叹西洋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中国连轮船的门坎都还没摸着,火车、电报又接连出现,他不敢想象中国拥有铁路的景象。

1868年,为了说服清廷,一队英国工程队在北京铺设了一条500米的轨道,向中国官民演示火车,希望以此打动北京朝廷。看热闹的王公贵人们飞报太后:洋人造了一条在地上轰鸣飞驰的铁龙!

总理衙门很快拒绝了英国公使提出的筑路计划。因为地上的铁龙将侵蚀人间真龙的气数,劈山开路破坏风水;另一部份不那么迷信的人则担心铁路会便于洋人运兵,更担心铁路造成挑夫们大规模失业引发叛乱;而根本性的忧心来自那些以最忠实儒家卫道士自居的官僚们,他们意识到一种全新文明向中国的渗透将对旧体制构成颠覆性的威胁,他们歇力抵制这种文明的一切影响。

(吴淞铁路落成时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在南洋通商大臣沈宝桢的"默许"下,以修筑"快车马路"为名筑成了一条上海至吴淞的铁路,想把生米先做成熟饭,让清廷看到铁路的收益并接受既成事实。中国民人起初对铁路兴致高昂,纷纷乘车尝鲜,铁路利润惊人,第一年即收回成本。但不久嫌碍事的农民们破坏了路两侧的护栏,一位老农横穿铁路时发生车祸被撞死。当地农民们要求司机抵命,租界法庭则判司机无罪,于是愤怒农民们袭击车站和落单的铁路职员。清廷担心酿成不可收拾的外交事件,以28.5万两白银收购了这条铁路,连同路基一同折毁。

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条铁路,它没能留下遗迹。当它仍然存在的几乎同时,另一条以"快车马路"为名的铁路也在修建中,它就是开平矿务局的"唐胥铁路"。随着开平矿务局产量递增,运输成了巨大问题,李鸿章多次奏请修建一条唐山至天津北塘的铁路,全长约35公里。

李鸿章的奏折中关于铁路意义的论述充满了法家色彩:"南北洋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一日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

李氏对铁路的理解表明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传统,铁路的意义在于它能强化国家对人民的控制;这显然与现代文明观念背道而驰,在现代文明看来,铁路是市场的大动脉,它进市场繁荣也就等同于强化了人民的力量。如果强大的人民对国家是一种威胁,那么这样的国家不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

后世的各种政权都继承了李氏对物质技术力量的理解,在不可阻挡的物质进步大潮影响,它们必将涌入中国并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物质技术在儒家思想中没有地位,中国人(文字精英)势必要一边寻找物质技术的正当性,一边从另一脉源远流长的法家传统里寻找支持,因为这一传统欢迎并试图控制物质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守派的担忧虽非明智却并非多余:一场未知的巨大灾祸即将降临,它预示着唯物主义和秦皇、李斯将结合起来,清除孔孟仁义之说。

开平矿务局只好开挖运河运煤。但胥各庄一带凸起的地势阻断运河施工,于是李鸿章改奏请修一条9.7公里长的"快车马路",虽然获准,但此前要求不得用机车牵引。1881年7月1日,来自英国的白内特夫人在唐山钉下第一枚道钉,唐胥铁路正式修筑并于同年11月竣工。这便是世界铁路史上著名的"骡马铁路"。

(中国火箭号)

不久,多才多艺的白内特夫人带领一群中国工匠,利用一部废弃的锅炉自制了一部蒸汽机牵引机车,起名"中国火箭号"。中国工匠们在机车上画上龙头造型,并改名"龙号",试图以此投贵人们所好以规避攻击。但几个星期后消息传到北京,"都中言官复连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旋被勒令禁驶。"

总工程师金达以他英国人的身份把制造机车的责任承担下来,保护了中国工匠们免受惩处。这条铁路又重新归于骡马牵引,直到北洋水师建立,煤炭需求剧增,李鸿章把王公贵人们请来参观,给足他们排场和脸面,机车方得再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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