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父母之间的通信，是一九七九年。那年的元月四日，我的父亲李锐在被贬逐整整廿年后，回到水利电力部复职。不久以后，他的秘书在机关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加了封条、钥匙已无处可觅的大保险柜中，找回了他一九五九年从庐山会议下山之后，被组织收走和自己上交给组织的“材料”，其中有他和我的母亲范元甄之间的通信和后者的少量日记。当时负责管家的我接收下这些东西，粗略地翻了一下，诧异地发现，两人延安时期的信件不但装订得十分整齐，还完好地保留下抢救运动审查人员做的分类标签。那年我廿九岁，完全不懂得这些陈年故纸的价值，想着可能是日后写小说的好资料，就塞进了父亲书柜的最下面。后来忙着生孩子、养孩子，干工作，兼代翻译资料赚“外快”偿还给女儿买钢琴欠的“债”。周末仅有的一个休息日，也是忙完了洗衣做饭，送孩子上钢琴课、图画班、游泳班，外加看双方的老人………，转得就像个陀螺。父母之间的那些通信，不在我生活的轨迹上，再次相见，已经是二00二年。真是不敢想，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晃眼间就没了。
我是在四十岁的那一年离开大陆的，十几年下来，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的距离越拉越大，看清了很多“生在此山”无法看清的真实，想到了我父母之间的那些通信，会是对致力于搞清楚中国问题的学者仁人们有帮助的原始资料。但也仅只想想而已。后来，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飞走了，工作之余，我们有了许多可以支配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此时不但自己有了把握、整理它们的自信，父亲也承认、信任了我的能力。
新世纪启始第二年的四月，我回北京探亲，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那些“昨日书”及他郑重写下的交我保管处理的亲笔信，父亲已经按年代将它们分封在一个个文件袋内。回到美国，我和丈夫拆开这些袋子，那感觉和一九七九年初次相见无法同日而语。“震撼”！只有知天命的年龄才能悟到的震撼。
母亲一九三八年的一篇日记写在一页英文传单的背面，那传单上写着：
Dear Sir:
We address this letter to you with the belief that you are among the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deep sympathy for China’s present war of resistance… …
(尊敬的先生：
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相信，您像全世界的亿万人民一样，深切地同情着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抵抗战争……)
母亲1945年7月12日给父亲的信写在一张延安油印小报的背面，那小报上写着：
农业方面，多种菜蔬，“无菜半年荒”，南瓜萝卜可以顶粮食吃。今年准备不种了的山地，抢种糜子。南泥湾八十亩的川地原计划种美国烟的，应改种洋芋和杂粮……
这，就是历史呵！
两年半后，二00四年的十一月，我和丈夫一同完成了这些信件，八十余万字的录入整理和编辑校对的艰苦工作，因为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出版社，于那年的年底自费印刷了一千册（上、下本）。书成之后，我第一个拿给了父亲。他细细看过，合案慨叹：“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这里面有宝贵的资料啊！”当时好朋友丁东预计，此书的散发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出乎意料，三个月后，手中只余下为数不多的几册。《半生为人》的作者徐晓告诉我，她是用两个通宵读完的，那一行行小字看得她两眼昏花。香港的一位先生根据从书中捋出的信息，发表了一篇关于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活动的文章。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的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图书馆也来函索要 ……。
又是四年过去了，二00九年的一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将它纳入“新史学丛书”正式在大陆出版。我松了一口气，这册书的价值，终于得到了大陆为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挖掘、搜集、整理史料的专业人士的认同。我不想说这本书有多么好、多么重要，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特别地加以说明：这本书是完完全全地照本录入，没有删掉一字、一句；除了错别字外，没有修改一字、一句。我想，对于那些严谨、认真地治学的学者，还有什么比握有原汁原味的史料更重要、更让他们感到欣喜的呢？
我其实更愿意的是出这些通信的影印本，希望有一天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李南央
2009.4.6.
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发信站：爱思想
2018-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