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在胡耀邦“超前改革”前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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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改革的雏形出在陕西省,是由胡耀邦1965年春天在陕西试行的。那时,因为先后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的高岗、彭德怀、习仲勋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陕西省被戴上“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这两顶帽子,“左”祸之烈,冠于全国。1964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派胡耀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原意可能是要选派一个毛、周、邓都信任的强干部来解决陕西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可是,胡耀邦具有“与人为善”一心为民的善良宽容的天性,又具有好学深思、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对人为制造和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早有不同看法。一个具有宽容、民主、求实精神的领导人,适逢其会地主持一个“左”祸最烈地区的工作,一场逆极左潮流而动的民主改革就这样不期而至地展开了。

1965年1月下旬,胡耀邦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和向西安新闻界、文艺界、高等学校、中学教师、民主党派、驻陕部队宣讲《二十三条》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实行民主改革的纲领,即:解放思想,不强求一律;主要反“左”;抓关键,向前看;对阶级斗争,有多少说多少;社会主义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不反社员(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工作人员”,“不查一般阶级成份,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集体瞒产私分,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不查自由市场上的小额交易”;维护民主权利,尊重风俗人情;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反对依靠少数积极分子而不依靠广大群众;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在学术文化领域提倡正面教育和民主讨论,停止一边倒和不许争辩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2月14日,他又从陕西省安康地委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一套“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即: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把发展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点:不要看重历史问题,而要看重现在的表现,不要看重枝节问题,而要看重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点,实行“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一手抓当年生产,一手为今后生产大发展创造条件。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点:把集市贸易搞活;把山区交通和短途运输搞活;发展乡镇工业,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实行生产评比,给以物质奖励。提出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给社教运动中处分过重和处分错了的干部改变处分;不许在审查干部和群众时限制人身自由和乱打乱斗。他还提倡植树造林,并且编了几句易记易行的顺口溜:“植树造林,种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胡耀邦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实行以后,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工人从监狱和限制人身自由的集训班以及浮动乱斗的场所解放出来;农村和工厂由抓革命不抓生产转向抓生产也搞社会主义教育;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林、牧、副业和集市贸易、短途运输开始发展起来;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整人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和“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训练班以及查三代、查男女关系的运动中解脱出来;过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和民间娱乐活动也恢复了。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百业萧条的三秦大地重现了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人欢马叫、万物复苏的明媚的春天。如果说东欧有“布拉格之春”,那么,中国就有“长安之春”.

虽然,好景不长,胡耀邦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只进行了一百天就中道夭折,但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所造成的宽松、舒畅、求真、求实的政治局面,已经使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1964年,陕西全省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9% ,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 ,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了44% ,棉花总产量增长了72% ,人均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了23% .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胡耀邦的超前改革被摧毁以后,它的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受到了长期的、反复的、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仅批胡的正式会议就开过九次:1965年3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6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7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8月的中共陕西省委127 次常委(扩大)会议,8月至9月的中共陕西省委128 次常委(扩大)会议,10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小组会,1966年2月至3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6月的扩大到西北五省、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西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7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黑帮训练班”,在秘密监狱,在群众批判斗争中一系列的打击。直接株连者40 余人,间接株连者数以万计。我本人就因为以身边助手的身份参与了胡耀邦的超前改革,并三次向中共中央上书,为胡耀邦辩护,而受到长达十二年半的政治迫害,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开除党籍,一再自杀和八年半的劳动改造。

耀邦到陕西以前,我是前任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的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省委副秘书长和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宣传文教工作。耀邦初到陕西时,我被长期养病的前任省委第一书记派去领导文艺批判。那一次文艺批判,是由毛泽东批评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而引起的。在北京,由批判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发展到批判柔石的《早春二月》,阳翰笙的《北国江南》和周谷城、邵荃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写中间人物”等文艺观点。推行极左路线的西北局宣传部火上泼油,要批判柯仲平、马健翎、黄俊耀创作的一大批文学和戏剧“毒草”,还要批判反映中共在陕北、关中革命活动的所谓“反党文艺”.任务艰巨而又荒谬。我只好慢慢地磨洋工。1965年1月18日,陕西省委在丈八沟举行传达贯彻“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耀邦找我谈话说:“文艺批判不要搞了。我这里忙得很,你回来吧。”从此,我这个同耀邦素不相识的人,就在他身边,几乎形影不离地工作了150 天。

耀邦讲话不用稿子,只在纸烟盒上写几个题目,临场发挥。我们能够作的事,只是代他找一些材料和对他的讲话记录稿作文字的整理和润色。

省委工作会议以后,耀邦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工作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耀邦的意见,并按陕北、陕南和关中东部、西部分片负责,耀邦去陕南。起先,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随耀邦去陕南,我留在西安,了解省级和西安市级机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的情况,只从电话上听到,耀邦在安康地区八天走了七个县,急如星火地解放干部,恢复生产。2月14日下午,耀邦从安康地委给秘书长陈元方打电话,要林牧立即起程,赶在2月15日中午12 时以前到安康地区石泉县,同他会合,同白瑞生换班。那时我已经知道耀邦性子急,时间观念强,接到通知马上动身。当晚,住在安康地区宁陕县宁西林业局,第一次学到一些林业知识。第二天上午10 时30 分就赶到石泉县委。当时耀邦正在同石泉县委、县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领导干部一起开会。他先引证《资本论》说明集市贸易是简单交换不是剥削,农民搞运输也产生价值,不是剥削。接着,又研究了一些应予改正的案子。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才从石泉县到汉中地区西乡县。

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在西乡蹲点的书记,是比耀邦资格老的多的老战友。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耀邦问F 是否看到他的《电话通讯》,F 说:他已看到并给省委发回电报表示同意。F 又说:省委通知:2月16日西北局第一书记要作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回西安去了。

谈完工作以后,我准备睡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推门进来,对我说:“伙计,工作不好搞哇!”我问:“出了啥子事?”他说:“意见不一致吗!”接着,他说:省委F 书记刚下来就同汉中地委发生争论。F 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汉中地委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订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 以上,符合毛泽东主席规定的六、七、八的指标。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加之,汉中地区的土改是由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不应受到彭德怀、习仲勋的牵连。张军讲的第二条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听了可能莫名其妙。可是,在60年代以至70年代前期,就是有那么一种荒谬的逻辑:凡是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所搞的政治运动,都是右倾的、错误的。张军还谈到:对西乡社教也有争论。F 认为,西乡县的领导班子烂了,要开展夺权斗争。汉中地委认为,西乡县的领导班子是好的,只有一位副县长有男女关系问题。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他的妻子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逃过解放,家庭又是地主成份,F 书记就认为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四类干部”、“问题属于敌我矛盾”.对农村基层的看法也有分歧,F 对于农民的阶级成份总是就高不就低。张军讲完以后,我说:“这些问题,你明天汇报的时候都可以讲嘛”.张军说:“不敢讲呀!耀邦和F 书记是老战友,我们和他却是萍水相逢啊!”我说:“耀邦是一个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人,很有民主作风,你敞开讲吧!”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以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F 书记的几点分岐。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耀邦认为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耀邦私下对我说镇反杀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耀邦要求工作团逐人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耀邦认为:不仅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西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不是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问题,耀邦也否定了F 书记的“左”的看法,例如,F 把租来的土地让给亲戚耕种的佃农定为“二地主”等等。这次会后,耀邦接见了大部分由于错案被限制自由的县上的干部,这就表示,他们已经解放了。耀邦还向全体县级机关干部讲了话。在西乡讲话中,耀邦提出了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即:“不强求统一”.

2月16日,耀邦到了张骞、李固的家乡城固县。由于我的衣着比耀邦好些,身材又较为高大。走下老式北京吉普以后,城固县的同志把我当作耀邦迎接,把耀邦晾在一边。省上在城固蹲点的人提醒城固县委书记:“这不是胡书记,胡书记在后边站着呢。”

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耀邦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 个问题。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1、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2、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天路,荒了田。

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后,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完成。

3、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耀邦回答:一种苕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五个年产7.5 万吨的化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4、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闹闹嚷嚷地进行议论。最后,耀邦回答: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打春前;一次在6月份。

5、区、社干部提出:汉江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 尺,淤田20 万亩。

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和建成。

6、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省上调派一批干部来。

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耀邦同志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扬。有些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胡青天”这个绰号,就是陕南人叫起来的。

2月16日晚,耀邦到了汉中地委。17日整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与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本本找数字时,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你怎么知道?”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帐、收入帐和未来发展帐。那时还不兴用计算器,我们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的心算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谈完工作以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凿山、金牛开路的传说。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他说:“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勉县高潮公社连续九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说了这一句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M .我插话说:“M 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耀邦批评我说:“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M 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他过去作过国民党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立过功的嘛”!

2月17日下午,耀邦要我写一个材料,介绍城固县社教运动中一些好的做法。我大大咧咧信笔一挥就交了卷。耀邦看了稿子,往桌子上一扔说:“你写是是什么东西,是党八股。毛主席说,党八股要亡党亡国的”.接着又说:“我一到陕西,就听说你是个才子,现在看来,徒有其名,没有真本事嘛。”我在革命队伍所受的批评,常常是“急躁、骄傲”;从来没有人说我无才无能。耀邦这样尖锐的批评,是我生平经历的第一次。我实在受不了,就把耀邦的房门“哐当”一声用力一带,走了。我跑到张军的房里去大发牢骚说:“耀邦粗暴,我不干了”.张军安慰我说:“耀邦性子急,要求高,有时说话随便,心肠却是好的,你不要在意”.

本来,我的情绪可能要闹几天,而且会同耀邦顶撞。可是,天外飞来的横祸却把我的情绪一扫而光。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以后,西北局第一书记给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耀邦把这个批评告诉我们以后,我和张军私下议论说:“西安和汉中近在咫尺。L 和耀邦的关系是一把手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既然认为耀邦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有问题,为什么不及早打个电话直接提醒,却要反映到中央去,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帽子来压耀邦”. 2月18日上午,耀邦给他的《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安康完全一致。耀邦的信心更大,但是在工作中又不能不尊重中央和西北局的批评,反“左”的火力减弱了。

2月19日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候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的县城,只有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离县城三十公里的张良庙却是一个风景优美、庙宇巍峨、集市也较为繁荣的地方。张良庙西花园回廊墙壁上镌刻着许多名人题诗和楹联。耀邦看过以后说:“悲观主义,有什么好?”在平时,谈诗文、谈音乐、谈戏剧,耀邦总是喜欢那些雄壮、激昂、乐观、向上富有阳刚之气的东西。谈到《红楼梦》、《梁祝》一类的作品和乐曲,他总是觉得“软绵绵的凄凄惨惨”.同时,他只顾工作、读书,而不会娱乐,陕西省委有的同志给他概括了四个不断,即:“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有时候,我们向他宣传好戏,好电影,建议他去看一看,放松一下。他说:既然好,把剧本找来我看一看就行了。他的生活情趣是诗词。他能背许多诗词。有一次,他让我背诵岑参和章八元咏大雁塔的诗,我背了几句就背不下去了,他接着背诵完。

进入凤县以后,川道灌木丛生,山鸡很多。凤县的命名,恐怕同山鸡多有关系。山鸡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其中最大最美的说不定就是古代北方人心目中的凤凰了。南方人是把孔雀当作凤凰的。耀邦一发现山鸡,就要停车下去打猎。他的性急,打完山鸡,让警卫员捡回来,就催驾驶员:“开车,开车”.有一次,警卫员小解批评他:“你这个人真自私!人家谢处长还没上车呢?”耀邦回头一看,谢处长正在上车,他马上说:“对,自私!自私!”耀邦枪法好,边走边打,两个多小时打了11 只山鸡。当晚,耀邦请凤县县委的大师傅把山鸡全煮了,请县委的同志和我们四个随行人员饱餐一顿。

当时,凤县正在日夜加班召开会议。耀邦和我分别参加了小组会。原来我们估计基层干部听到耀邦的《电话通讯》会是一片狂欢,甚至有人起来诉苦,翻案;而贫下中农代表因为原先大多是整人的,则会有人赞成,有人抵触不通。可是,我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准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那里有什么“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2月20日,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也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也能够同耀邦像朋友一样倾吐积压多年的知心话。

2月21日,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镇。杨陵是后稷教民稼墙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们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耀邦来了,要求讲话,时间来不及了,耀邦在2月22日下午离开以前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耀邦重重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我们该走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冲出重围。这种状况,在影视明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中是常见的,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是罕见的。

2月22日午后,耀邦到了咸阳地委。咸阳地委书记向耀邦当面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成为陕西中层干部中反胡的急先锋,直到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此人还在陕西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耀邦。过去,我对此人很反感。现在看来,此人只是思想上有“左倾顽症”,但却不搞阴谋,不随风倒,而且在耀邦当权以后还敢于继续进行尖锐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反对派,比那些风派和阴谋家值得尊重。

2月23日,耀邦回到西安才发现,他已处于十面埋伏、四面围剿之中了。

在四面围剿中

一是,西北局办公厅收集和审查耀邦讲话、谈话的记录和录音。

二是,西北局宣传会议点名批判耀邦。会上还批评耀邦为正在受隔离审查的陕西省文化局长鱼讯和卫生厅副厅长高峰翻案。耀邦看到会议纪要莫名其妙。因为他不认识也没有过问那两位厅长的问题,要求会议更正。西北局宣传部没有更正。

三是,西北局第一书记亲自上阵。

2月16日L 书记作了一个宣讲《二十三条》的长篇讲话,针锋相对地批驳耀邦的观点。例如:耀邦主张反“左”,L 主张继续反“右”;耀邦强调抓生产,L 强调抓阶级斗争;耀邦提倡解放思想、解放人,L 坚持禁锢思想、打击干部和民众;耀邦提倡放宽政策,搞活经济;L 坚持原来卡得很死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听了耀邦讲话又听了L 讲话的干部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书记,两种思想,两套政策。”

2月23日,耀邦刚刚回到西安,L 就给耀邦写信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 2月27日L 又给耀邦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由“可能”变成“肯定”,问题逐步升级。

2月28日,耀邦为了顾全大局,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同时给L 回信作了检讨。3月2日,L 给耀邦写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正确执行耀邦“四条干部政策”的通知。那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其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轻重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的,就不要匆忙的改变处分。”陕西省委这个通知已经周到得无懈可击了。西北局仍然不同意,不放手,他们要的是彻底否定耀邦的全部主张。

3月6日,西北局W 书记向起草3月3日通知的省委书记章泽说:“耀邦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办?”章泽说:省委已经发出防止执行“干部四条”中出现片面性的通知。L 书记也给耀邦回信,肯定了他的检讨。W 说:“难道这就完事了?”持中间立场的章泽也不耐烦了,顶了W 一句:“你们还要怎么样?”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检查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在陕西长安县参加社教的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会议。耀邦向杨尚昆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说:“你可以找第一书记谈谈。”就在这一天,我给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说:听说西北局书记处准备开会检查陕西省委今年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耀邦同志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雷厉风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已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对他批评过头,陕西的干部和群众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3月8日,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L 对耀邦到陕西以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你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你是抓革命的,你是抓生产的,你的干劲是大的,你是能够联系群众的。讲了四条缺点,即:

1、省委1月工作会议,对成绩讲得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具体。

2、你的《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

3、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

4、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

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区社教打击的不准,西北局有些同志和省上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L 虽然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

3月8日晚7 时,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L 书记的谈话以后,大多数没有参与密谋的常委认为L 对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估计那次会议可以平安度过。其实,就在这一天,西北局的领导干部就在接近耀邦的中层干部中做分化瓦解和收集黑材料的工作,下面再讲。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耀邦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接着报告。赵对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说:“他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拖拉作风和陕西地区的经济面貌,都是很有必要的。”讲到耀邦的所谓错误,赵巧妙的说:“耀邦的缺点错误,L 同志已经讲了(这是指2月8日L 对耀邦的当面批评),我都同意。”还说:“耀邦最近发生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胡、赵发言之后,西北局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读。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宋平(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纪检组组长方仲如肯定了耀邦的成绩以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全盘否定,杀气腾腾,无限上纲,虽然没有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已呼之欲出了。

批判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条:

1、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包括“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四条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干部政策,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批人,等等。

2、“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除了“捕人”、“双开”、“面上夺权”暂停以外,还有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等。

3、否定党的方针。例如: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等政策。

4、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指控为物质刺激以外;还把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物质刺激。

5、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

反对用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这一点似乎有道理。可是,耀邦的《电话通讯》是先发回省委,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发出的。陕西省委书记处的七位书记当时都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也发出《电话通讯》,给以支持和补充,可见他代表了省委领导集体的共同意见。至于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当时从毛泽东、西北局第一书记以至地、县的一把手,那一位不是这样办的?L 本人不是还把个人的讲话和谈话编印成同《毛主席语录》一样的小红书,发给干部人手一册吗?

最为恶劣的是:西北局书记处的W 和E 蓄意把耀邦的问题拔高为反对刘少奇。他们质问耀邦:你传达毛主席讲话说: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现在反而不会做群众工作了。你又传达毛主席批评用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是指谁呢?陕西志丹县长雷登盈反对少奇提出的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要给雷登盈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抓住耀邦的这些所谓“要害”,都是耀邦传达毛泽东的话,又不是他自己的话,怎么能当作耀邦的罪名呢?他们不是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吗?那么为什么又要封锁“真理”,不许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呢?

这个会议开过两天之后,耀邦发觉他上当了。这个会根本不像西北局第一书记3月8日对他讲的那样文明,那样肯定成绩多于批评缺点,而是一次把胡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斗的会。3月13日晚,耀邦去找杨尚昆说:他要向中央申诉。杨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又劝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稳住,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看西北局第一书记最后怎样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西北局批胡会议期间,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讨。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耀邦到全省贫代会上去作公开检讨。耀邦在贫代会上忍气吞声地宣布西北局指示:“我在《电话通讯》中关于干部问题所提的四条意见是错误的,可能引起翻案风,停止执行。”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还嫌不够,又指责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声明。真是欺人太甚!耀邦冤愤难平,在受到六天批斗又作了公开检讨以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宣布有生命危险,西北局不得不暂停批判,把耀邦送进医院去抢救。在耀邦病情略有好转以后,杨尚昆去医院探望。耀邦又提出,要回北京向中央申诉。杨说:“你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但我劝你还是稳住,申诉对你没有好处。”杨尚昆还要耀邦写一个态度更诚恳的检讨。否则,西北局不好下台,事情不好了结。

3月22日,耀邦爬在病床上,万分委屈、万分痛苦地写了《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这是第五次检讨了。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L 说:“胡耀邦在最后一次信里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补开最后一次批胡的会议。西北局C 书记做了结论性的讲话。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民主集中制等几个问题,当然是说耀邦在以上几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还故意赞扬已故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他说:德生同志在世时省委有一套好的制度和作风。省委应该把它继承下来。最后,杨尚昆发言。他肯定了耀邦的动机是好的,肯定了耀邦没有犯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耀邦同志确实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立和西北局对立呢?我看还不能做这个结论。“在这两点上,杨尚昆的发言比西北局那些人温和。但是,他肯定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对革命动摇“;他指责耀邦”少谋自断“、”无谋擅断“,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左“倾思想和作为一个居中调停者的局限性。至于他说耀邦采用缓和革命形势、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抓生产,却是歪打正着地说到了点子上。耀邦正是要缓和人为的阶级斗争。

杨尚昆说:“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

就在同一天,3月31日,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耀邦的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就把批胡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在西北局书记处批胡会议期间,整人者还在会外进行了不正派的活动。

一个是分化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

开会前两天的3月9日,西北局W 书记找赵守一谈话。W 先批评赵对耀邦的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然后说:在西北局开会以前,你是否把耀邦的错误对省上一部分领导干部讲一讲?赵守一说:“耀邦是我的上级,在中央和西北局没有作出正式决定以前我怎么能向干部讲他的问题?何况,我并不认为耀邦有什么问题。”3月11日,当赵守一在西北局会议上作了同耀邦看法一致的发言以后,西北局办公厅又把赵的发言退给本人,并说:“在会议印发以前可以修改。”显然,这是又一次拉拢和分化。赵守一经过认真考虑以后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从此,西北局就把胡耀邦和赵守一放在一起批判斗争了。

第二个手法,是用死人压活人。

批胡会议开了两天,西北局通知陕西省委把已故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遗言送去。所谓张德生遗言,是我根据张德生病危前同陕西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谈话整理出来的一个草稿。这个草稿给张读过,张提了修改意见。可是,修改稿出来以后,张德生已无力审定和签字了。那是一个未定稿。但是,由于张德生在他的最后谈话中对西北局和L 书记评价很高,又强调了西北局最为重视的“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遗毒”和“进行土改,镇反补课”,L 书记就把那个未定稿当作正式的“张德生同志遗言”,印发会议,报送中央,并大加赞扬,用死人来压活人。

第三个手法,是分化中层干部。

在批胡斗争中,西北局通过他的几位领导干部拉拢和分化陕西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和公安厅、西安市委的一批中层干部。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我说不清楚,只能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批胡会议开会前夕,西北局有一位领导干部找我谈话。他问:“你跟耀邦下乡走了哪些地方?”我回答了。他又问:“你听到耀邦一路都讲些什么话?”我说“耀邦一路讲话的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干部、群众,抓好生产,搞活经济。”他干脆点破题目说:“你听到耀邦对西北局,对L 同志讲过什么话?”我说:“没有听到。”他又问:“在省委一月会议期间,耀邦对西北局、对L 同志讲过什么话?”我说:“耀邦的讲话、谈话都有记录,除了记录以外,我没有听到他讲过其他的话。”当西北局把张德生遗言的未定稿印发以后,西北局那位领导干部又找我和张德生的政务秘书孟服南谈话。他说:“我看了你们整理的德生遗言,符合德生的意愿。只是德生还有一些话你们没有整理上去。耀邦主持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有人对德生反映:省委又在走回头路。德生着急地用手拍着病床说:怎么能走回头路呢!怎么能走回头路呢!你们是不是把德生的这些意见补充进去?”我和孟服南都说:“我们没有听到德生讲这个话。相反的,耀邦到陕西工作以后,德生曾经高兴地说:”现在省委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很强,我可以放心了。“张德生所讲的一线,是指新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二线,是指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三线,是指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四线,是指从北京市委调来的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张德生真正说过的话,是西北局不爱听的,所以就没有让我们补写进张的遗言里边。

按照我在共产党内所受的组织纪律的教育,西北局领导干部对我和孟服南所进行的收集情报和让我们伪造张德生遗言的行为。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非组织活动。所以,我在1965年5月18日向中共中央上第一份万言书时,就把西北局领导干部同我进行的两次谈话,追记下来,报告中共中央。

耀邦治病期间,我看到西北的党内斗争方兴未艾,企图逃避斗争,就给北京的老上级写信,要求调到北京工作。不久,《光明日报》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商调函。耀邦带到西安来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戴云也要求回北京。4月中旬有一天,我和戴云到医院去看耀邦。耀邦说:“我正在挨整,你要走,戴云也要走。我又没有带什么人来,你们走了,留下我一个在这里挨整?困难的环境也可以锻炼人,咱们还是同舟共济吧!”耀邦又说:“你一定要走,我也不强留。只是《光明日报》发挥不了你的作用,我可以给你介绍其他更适合的工作,或者你先到汉中去担任一段地委副书记,等西安的斗争缓和了你再回来。”我和戴云最后说:“你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们就不走了,豁出去陪你挨整吧。”由此可见,我并不是耀邦那样“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人,我一再企图全身辟祸,后来下油锅是逼出来的,是一步一步下决心的。

1965年5月和6月,我两次给中共中央和毛、刘、邓、彭上书,本来就是自发的,有意识地不给耀邦看,不让他承担责任。耀邦听戴云讲到此事,就对我说:“既然别人不愿署名,你的信就不要发了。你的官又不大,一个人署名,风险太大。”我怕耀邦为我担心,就对他说:“那就不发了。”其实我还是发了。5月28日发了第一封信,是万言书,6月18日发了第二封信,是半万言。

1965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由耀邦作检查报告。西北局第一书记指定省委印发了1964年11月由西北局W 书记主持制订的“左”得要命的“关于反右倾的报告”.显然,西北局是要以那个报告为指导思想来检查耀邦的“错误”.会议开始以后,汉中地委副书记彭彬说:“把反右倾报告作为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谁还敢讲话呀!”听到这个反映,我在会议的西安市小组会上发言批评那个错误的反右倾报告。我发言以后,“左”倾分子立即进行围攻。一些支持耀邦的人也怪我太鲁莽了,他们说:“你只能为耀邦的观点辩护,不应该批评西北局第一书记指定印发的文件,你批评那个文件就同西北局第一书记直接对抗了。”当时我的确缺乏经验,不懂斗争策略,自己认为辩护不如反攻,保胡不如批刘。当晚,在省委常委和各小组长联席会上,省委S 书记提出:“反右倾报告是西北局第一书记指定会议印发的。林牧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知道第一书记的指示,还要公开唱反调,这是对西北局的态度问题,应该在全体大会上进行批判。”省委主管组织监察工作、很注意维护党规党法的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接着说:“《二十三条》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应该让林牧同志把话说完嘛!”S 主张批我,严克伦反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没有说话,省委并没有作出批判我的决定。可是,第二天上午,省委S 书记所在的西安小组竟然宣布:林牧公然同西北局第一书记唱反调,号召大家进行批判。我等着挨批和辩护。但是,几个“左派”分子前一天已经对我围攻过了,其他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三个小时,小组召集人只好宣布散会。我离开会场时,S 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对我说:“林牧你不要检讨了。”S 这个号召用重炮打我的人,打了一梭臭弹,却又来装好人,简直恬不知耻!由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6月19日晚,耀邦随叶帅离开西安的前夕,我去向他们告别。耀邦问:“林牧你怕不怕挨斗?这次会上人家就要斗你,没斗起来,今后要有挨斗的精神准备”.我说:“我恐怕经不起大斗。过去在两次”反右“中,由于上面有人保护过关,我只经过小批没有经过大斗。这一场官司要是打输了,我的下场不是劳改就是自杀。”戴云说:“你为什么那样悲观?”我说:“我做梦都梦见咱们的官司打赢了。可是,经过冷静地分析,我乐观不起来呀!建国以来,一直是反右有理,反”左“招祸啊。彭老总只是讲了一些大跃进中的缺点,并没有提出一套新的方针、路线,就遭到灭顶之灾。耀邦这一次却是提出了一整套人道、民主、求实的观点和政策,毛主席能够支持吗?!”耀邦沉默不语。

耀邦离开西安以后,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住医院、靠边站了。原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西北局第一次批胡会议后就托病回了北京,由章泽代理省委常委书记。这时,章持中间立场,同刘、胡两方都是若即若离。但是,由于他还要抓几个办事的人,当中宣部第二次调我去《光明日报》时,他坚决不放。1965年8月,陕西省委召开以批胡为内容的127 次和128 次扩大的常委会议,章为了保我,对我说:近几个月,省委连续开会,把面上的工作都放松了,你可以代表我到关中西部那些县份检查一下生产和面上社教工作。我出去逍遥了半个月,当省委128 次常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以后,省委又把我叫回来。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已经转向了。但我始终认为,章只是作风圆滑,并不是一个存心做坏事的人。冯文彬对他的评价很中肯:“他不会主动做好事,也不会主动做坏事。”

在省委128 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我都保持沉默。操纵会议的西北局王林书记,并不让我们去起草批判“胡耀邦翻案书”(即“八条申辩意见”)的报告,那个报告由西北局认定的几个“左派”去搞。陈元方和我的任务,只是起草《省委128 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但是,这个纪要的前半部分是批胡的结论性意见,我们的笔总是不能跟着王的指挥棒转,几乎是他说一句,我们记一句。陕西省省长李启明故意说:“你们两个秀才好像是”江郎才尽“了,几段话都编不出来”.我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又给田家英写信反映了。

1965年9月,按照西北局的规定,陕西省各级党委将《省委128 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向全省17 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并组织讨论,肃清胡耀邦的流毒。按照中共的党规党法,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无权对一位中共中央委员的“问题”作出结论,并向下传达,“肃清流毒”.但是,集权专制的党委把党规党法当作管别人不管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仅不会依法治国,也不会依法治党。有一天,在省委小灶食堂,常务书记板起面孔对我们几个秘书长和研究室主任说:“这一次的学习,你们都要参加,要认真地提高认识,肃清流毒。”大家都不表态。晚上,我去找他,根本不提“肃清流毒”的事,只是说:“我想下乡参加农村社教。”他马上说:“我也想下乡蹲点,只是离不开,你可以就近在高陵县找一个生产大队,代替我蹲点,我每月去一两次。”后来听说:省委办公厅、宣传部、农工部肃清耀邦流毒的斗争,都在西北局派人监督下进行。有些过去支持耀邦的中层干部痛哭流涕地作了检讨,但是,我却逃脱了。这是章泽第二次保护我。

在批胡以后,陕西省以至西北各省、区的二期社教都是“左”上加“左”.我是高陵县省级机关社教工作队的带队人,除了在生产大队蹲点以外,也参加县社教工作团的领导工作。在审批各公社上报的定案材料时,遇到许多离奇古怪的案子。例如:崇皇公社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当年种麦17 亩,按当地的高产计算,每亩产麦500 斤,总产量只有8000 多斤。但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却被打成当年盗窃万斤麦的盗窃分子。姬家公社有一个支部书记,在逼供下承认自己盗窃一万多斤粮食,并且交待了某月某日在某处盗窃多少斤的明细帐,共计200 余笔。盗窃分子记了200 多笔有时间和地点的盗窃细帐。这真是海外奇谈!还有一个在夏收期间看守麦场的场长承认自己从场上盗窃麦子2000 余斤,作案手段是在布鞋壳里把粮食带出去。马家湾公社上报捕办一个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此人的罪行是:“1936年在中条山打死两名新四军”本人招供了。可是,1936年根本没有新四军,新四军建立以后也没有到过中条山哪!我蹲点的那个生产大队,是右倾的典型。可是,还有一个基层干部自杀,运动后期复查时还发现25% 是假案、错案。其它地方,根本不许复查,一复查,就要大反翻案风。有的地委书记,1965年省委6月会议期间公开为耀邦辩护,在二期社教中采用极左的手段,同耀邦划清了界限。

1966年春节,我从社教地区回西安休假。西北局那位对我做过两次工作的领导干部又找我谈话。他说:“第一书记很关心你,他对你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在西北工作时间太长,孤陋寡闻,想交流一下。《光明日报》两次调我。省委没有同意,我现在还是想去。”西北局那位领导干部说:“交流可以,只能在西北这个范围交流。第一书记要你到西北局去,研究室或宣传部,愿意作那一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我说:“我还是想离开西北”.那位领导干部说:“反正我已经把澜涛同志对你的关心传达到了。”听到西北局要调我,我很紧张,马上去找省委分管干部工作的书记严克伦,向他表示,我要求离开西北,那怕支援越南也愿意去。严克伦说:“西北局的调令已经下来了,调你到西北局研究室工作,你不要再提意见了,坚持不去,对你没有好处”.后来,我听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他是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说:“西北局想把他和我都调去,担任西北局研究室正副主任,派西北局第一书记的秘书H 担任陕西省委秘书长。我马上给戴云写信,请他告诉耀邦,西北局要调我,我处境危急,希望耀邦设法把我调离西北。没有几天,陕西省委就通知我离开社教地区,回省委起草文件。3月上旬,戴云来信说,你的工作问题,耀邦已同中央有关部门谈妥,可以到北京去。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陕西和西北局放人。新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是好人,你可以开诚布公地向他讲清你的困难处境,要求他把你放了”.我给戴云回信说:“霍士廉初来时,对西北的斗争有不同看法,几次说要找陈元方和我长谈。现在,霍士廉已经受到控制,不敢同我们谈话了。西北局不松口,他无权放我走。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由于在陕西省委3月会议期间,我又向到西安视察的邓小平反映了第七次批胡的情况,邓出面干与,停止批判。西北局第一书记大概觉得我这个人争取不过去,没有利用价值了,调我去西北局的事搁置起来,我的一切职务都被免去了。这时章泽又让我同他到陕西兰田县去搞社教。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农村社教指挥部都设在兰田。五月间,邓拓、吴晗、瘳沫沙被打成北京市的“三家村”以后,西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西北三家村”问题,虽然没有点名,但是,从他列举的事例来看,显然是把胡耀邦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陕西省长李启明打成“西北三家村”.西北局第一书记把耀邦的超前改革作为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这一招非常恶毒。因为空前广泛、空前凶猛、空前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我在当时是一个闯劲大韧性小的人,更加抵挡不住。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半月刊/第六期)2005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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