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0-17
（日意格右在长捷军中）
1864年春天，法国海军上尉日意格乘小船穿过南中国的水网，要去拜访刚刚跃升浙闵总督的左宗棠。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游说这位帝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宁波建立一座造船厂。一路上的中国官员对他们都们礼貌友善，这些人都没有给日意格留下多少印象，他们终日昏昏，努力装出一副勤勉的样子，实则一窍不通。表面上的客气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深处对洋人的鄙夷和厌恶，他们不过是奉上峰之命＂接待周全＂而已。
只有一位名叫丁日昌的道员引起了日意格的关注：＂他真诚、精力充沛，谈吐颇有见地，是位罕见的人物。＂他们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内第一次相见，日意格向英国领事威妥玛询问在中国创办造船厂的前景，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威妥玛语带遗憾地告诉他：并不乐观。
英国人刚刚向北京朝廷提出在南方修建铁路的计划：一条自上海沿长江进入四川，再折向滇缅通往印度的主干线，以及后续一个庞大的支线网络。但北京朝廷轻而易举地拒绝了，威妥玛认为，中国政府对引入西方技术怀着深深的戒心。
在一旁的丁日昌闻言道：先前俄国人曾提出在满洲修建铁路，被恭亲王回绝，如果允许英国人修建铁路，俄国人必然旧事重提。
言下之意，中国政府（至少恭亲王）并不反对英国的铁路计划，他们真正忧心的俄国利用铁路扩张，侵吞大清的＂龙兴之地＂。
(威妥玛发明的威氏汉语拼音，仍在南洋及港台地区使用)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央帝国恐怕无人能预见到这庞大的铁路计划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今天中国和印度这两大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仍未被直接连接起来。帝国官场上绝大多数人对铁路持反对甚至敌视意见，因为那远远超出帝国的统治经验之外。但也有少数人支持，丁日昌便是其中之一，身为区区四品的他，需要不断地向上爬以获得发言资格。
两次中英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开放通商和被纳入国际条约体系，与列强建立外交关系，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破坏了中国的单一农耕经济结构，新思想和新的社会阶层渐渐生成，远远超出传统政治手段控制能力之外的新社会问题大量出现……大一统的农业－官僚社会体系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摧落。
尽管在长期意义上，专制必将在新世界的不断渗透之下瓦解；但在短期意义上，获得外交承认；商业带来的新税收和现代技术尤其武器，将成为支撑专制统治的新血液，这是过去那些旧王朝从未有拥过的力量。
真正变革时代的来临，需要中国人有能力继承整个人类的传统。如何描述那种以全人类精神和文化遗产继承者面目存在的全新中国人形象？我们尝试作一些类比，虽然不一定完全得当：一个广东人可以把四川人苏轼的诗词完全当成自己文化遗产，他下意识地接受之并自觉地传授给下一代，这丝毫无碍于他广东人的身份，也决不会因为自己不是四川人而产生出隔膜感。这其中的情感和观念认同体系自然而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化的刻意宣传鼓动。一位社会学家也许能分析出这认同中所蕴含的复杂社会、心理关系，但身在其中的人们却觉得十分简单：天经地义、如此甚好。
只有当中国人把来自英国的思想和文化成就视为自已理所当然应当继承和守护之物、并引以为荣时，这里的人们才能称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这样的进程该会何等漫长？其中的曲折和复杂更是超乎人类认知，唯有上帝才是真正推动力。人在其中所能做的，是＂因循祂的指引去做荣耀（神）之事＂，而不能幻想依靠人力自身的推进力量便能顺利达成目标。
（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埃德蒙.柏克、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何时中国对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成就如数家珍，则意味着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行列。）
两次中英战争虽然使天朝有了巨大改变，但距离英国人真正的目标――中国全境开放――仍有很大距离。门户开放故然是英国的利益所在，但中国才是最大受益的一方。英国人曾经想象，一个创造出璀璨古代文明的民族，可以轻松地理解这一点。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这种典型的辉格式观点既不符合天朝的政治传统，也不符合天朝的政治利益，他们设置重重障碍，编造重重籍口想要阻止开放，于是有了两次中英战争。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有了诸多改观，但它是被迫的，它尝试去遵守条约，是因为惧怕第三次开战，而非意识到整个中国正在从条约和开放中受益（中国文字精英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898年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前后）。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清廷对条约的态度，那他们就是活脱脱一副巴结洋人的脸嘴，的确，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真相。仇和媚之间的切换并不需要安装什么复杂电路，专制逻辑即是天生的电路――我不能凌驾于你之上，便屈服于你之下――在专制的逻辑库里没有平等。
一转眼十年过去，当年的四品道员丁日昌在宦海上几经浮沉，成了福州船政大臣，从沈宝祯那里接手了左宗棠创立的福州船政局；当年的法国海军上尉日意格则在福州船政局总监督的职位上已经干了八年；而威妥玛，则成了英国驻华公使。
（丁日昌）
在1870年代，许多在华外国观察家预言：几年内第三次中英战争将要爆发。随着同治皇帝逐渐成年，恭亲王需要为皇帝的亲政＂让位＂。当恭氏的开明派失势后，排外势力又重新抬头。北京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观察到：＂每一次战争之后，中国人（满大人）就学会守一些规则，但一段时间的和平又会让他们变回原状。最近他们又蠢蠢欲动起来，看来他们将再受一些教训。＂
英国人铁路计划十年后仍未受到大清侧目，这个计划包括一条从上海一直通往印度的主干线和一套支线网络。英国人提出的方案是：以五十年的经营权为扺押，由英国公司提供贷款修筑主干线；后续的支线网络可以采用中英合办或中国自办。中国人需要技术、资金和运营管理的经验，在与英国合作修筑、运营的这段时间内，正好可供以学习。这是一个非常优惠的双赢方案，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但大清无动于衷。
（日意格，他是中国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重要策划者）
新任的南洋通商大臣沈保祯在暗地里支持这一计划，他和英国外交官们秘密来往，想从滇缅边境和上海这两处远离北京朝廷视野的地方开始，步步试探北京朝廷的反应。于是，1874年，柏朗上校率领一支堪探队，为计划中仰光-思茅铁路进行堪探。这支队伍加上缅王派遣的卫队、允当翻译和向导的中国马帮商人们，规模超过了300人。在中国这一边，南京两江总督衙门派遣英文秘书马嘉礼（授二品顶戴、同时也是英国驻南京副领事），拿着中国政府给堪探队签发、为期一年的旅行护照，带领四名中国随员，前往中缅边界接应堪探队入境。
一场改变大清国运的大案即将发生。
以下与马嘉理事件（滇案）齐名的另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案——天健教案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