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对辛亥革命的某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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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10/7/2006

若干年来,“左”的思想影响也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和某些参加者的历史作用估计不足,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里就以下几个问题讲一些看法。

一、辛亥革命失败了吗?

“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个流行已久的结论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我以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

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只能看这场革命是否完成了当时提出的任务,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提出前人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例如:用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来衡量农民革命,那么,世界历史上一切单纯的农民革命都失败了。可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和实现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只能提出用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或者“打富济贫”、“均田免赋”之类的减轻剥削的要求。因而,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当时应该说是成功了。他们所建立的新王朝,在一定的时间内起了减轻剥削和压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以后才逐渐地腐朽起来。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王薄、李密、窦建德起义,虽然起义者本身是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打击了旧的王朝和豪强地主,促使夺取农民起义成果、建立新王朝的刘秀、曹操、李世民等贵族不能不实现起义农民的某些进步要求。就这个意义来说,当时的农民起义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如果照搬不推翻封建制度就算失败的公式,那么,一部农民革命史就成为“失败—失败—再失败”的历史。这未必符合历史主义!

拿辛亥革命来说,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提出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均地权。”就前三项任务看,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甚至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第一阶段的革命。正如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以后,不但民国初年两次复辟帝制的丑剧迅速遭到失败,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动统治都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从此以后,任何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武力,最后都不能不由于人民的反对而覆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既然几千年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都能打倒,还有什么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侵犯、不可改造的呢?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继续发扬首创精神,学习先进思想,不断地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而英勇奋斗。”

贬低辛亥革命成果的人,他们所持的论据主要是:(一)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改变次殖民地和封建主义的社会性质。(二)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得而复失;袁世凯当权以后的“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对于以上两点,我有不同看法。

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特别是袁世凯篡权以后的“中华民国’,是否仅仅是一块“空招牌”,完全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呢?恐怕不能那样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引起社会关系、政策法令和思想习惯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就是以封建军阀和官僚为主体的袁世凯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也不得不吸收陈其美、张謇、周学煦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用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某些发言权、立法权、行政权,制订了一些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例如1912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这些法令部分地解除了清朝政府束缚中国资本发展的桎梏,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振兴实业的规章、法令,也不是北洋政府能够加以否定的。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建立实业团体、商会和各种杜团办报纸、办学校,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舆论、组织了办量,培养了人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辛亥革命唤起的民主精神和“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爱国活动、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912—1919年,我国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在1.3亿元以上,八年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1911年—1913年,注册设厂的72个,平均每年近37个。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大。纺织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厂,资本3254万元;1920年增至475厂,资本8275万元。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1919年增至117万枚。面粉业,1896-1912年的17年问,全国设厂90家,其中民族资本仅47家,占全部新设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1913-1921年的9年间,全国设厂123家,其中民族资本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新增生产能力占新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年至1914年每年入超200万担以上,1915年开始出超,到1920年出超达300万担。火柴业,1911年全国只有30家,1914-1919年增加43家,1920年一年增加23家。

重工业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等6个钢铁厂,1616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开始兴建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采煤业,全国华商采煤量,由1912年的80万吨,1919年增至330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只有400—600个,1921年达到2000个以上。电力业,1892年—1918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81家。其中51家是在1914—1918年问建立的。在运输业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为13.323万吨,1919年增加为28.7592万吨,增加了115%。

金融业也发展了。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l.1亿余元,到1919年新增银行42家,资本2亿余元,增加了一倍。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机器化转化。还有一个统计,1912—1916年资本在万元以下的公司,约占公司总数的50%左右。可见辛亥革命后增加的厂矿,中小资本居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也壮大了。辛亥革命前,我国近代产业工人50-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发展到200余万人,手工业工人达到1200余万人。

二、孙中山是整个中国全体国民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一般政治家都标榜自己为国为民,不过,他们的为国、为民、是虚假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一群、一党、一个阶级的私利。孙中山的为国、为民,却是象“少女般的天真。(列宁语)。

为了救国救民,在清政府对法、对日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足以救亡图存,由此他建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在国外活动。西方国家的富强,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而且‘要建立共和国和发展实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又使孙中山认识到: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由此,他又主张实行“平民革命”和“平均地权”。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等军阀、官僚的本质认识不清,对革命党本身的涣散、腐化、分裂估计不足,没有认真考虑在革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这说明:他的行动中还有徘徊迷误。然而,追求祖国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追求新的思想,百折不挠地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前进。只有真诚无私的爱国者才会有如此英明果敢的伟大行动。

总之,孙中山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主要特征是:由爱国走向民族民主革命,坚决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由爱国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幻想建立一个既有西方资本主义优点又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直到临终的时候,他还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庄严而热切的号召。

可惜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幼稚和弱小,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中生长的,多数不能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影响,而且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远离甚至反对孙中山这个革命的先进代表和领袖。坚决追随孙中山不断进步的,只有少数革命知识分子。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缺乏远见,他们不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政府,反而支持北洋政府,只有苏俄支持孙中山。这就迫使孙中山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而且模仿苏俄建立“党国”和“党军”,使国民党走入误区。

三、对辛亥革命的几部分同盟者的评价

辛亥革命的核心和骨干,是同盟会及其派生的各种革命组织的成员。辛亥革命的同盟者有会党、立宪派和一部分从清朝政府分化出来的旧官僚、旧军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应不应该争取这些同盟者?这些同盟者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对这个问题,我也讲一些粗浅的看法。

先就会党来说。清末的会党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特别是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第二、它的主要宗旨是“反清复明”或“扫清抗洋”。第二、他们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组织和成员遍布全国各省,在海外华侨中也有。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其中会党名目约占一半以上。当时有人估计流入秘密社会者,“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粮抗租、打富济贫,到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会党都是一支很活跃的力量。第四、组织涣散,许多成员愚昧落后,甚至有盲目的破坏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其出身可考者379人,其中98%是知识分子。这样大规模、有成效的“秀才造反”,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一经同近代的革命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就会变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不过,单纯的秀才造反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能不发动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来参加革命,可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同劳动群众缺乏直接联系,也找不到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形式,不能不争取和运用具有民族意识的强大的会党组织,而会党中的先进分于也趋向于同革命派联合,并接受其领导。例如;1885年,会党领袖郑土良就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1、组织群众,发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造成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从1901年到1910年,群众自发的抗粮抗租、饥民暴动等斗争近千次,这些斗争有很多是会党发动的。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四川哥老会发动和组织的保路同志军。

2、海外洪门会党在募饷筹款方面,为支援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3、会党最大的贡献,是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起义都离不开会党的力量。在推翻清朝的辛亥决战中,新军和会党是并肩作战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湖北、云南,上海、湖南、陕西、广东等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会党积极配合。

总之,在辛亥革命中,如果没有会党的支持和积极参加,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当然,由于革命党人自身的幼稚,没有拿出更先进的纲领与政策,来满足会党所联系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并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也不善于改造会党中游民的散漫性和破坏性,以致不能通过会党加强和巩固同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联系,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一度失掉了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

再就立宪派来说。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派同君主立宪派之间,经历了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1897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同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进行了会谈。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皇帝),并在加拿大等处建立了“保皇会”。本世纪初,康有为连续发表文章,大肆攻击革命派及其纲领。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以鲜明的民主派的立场,同君主立宪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从1903年到1911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以清政府建立皇族内阁,驱逐和逮捕某些立宪党人而告终。皇族内阁刚刚登场就悍然宣布各省所有铁路干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以“国有’之名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立宪派在《宣告全国书》中宣布“希望绝矣。”武昌起义的胜利,促使大部分立宪党人归向革命,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同时,他们也进行争夺权力,排挤和残害革命党人,诱胁部分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的活动,既有功劳也有罪过。从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革命派同立宪派又围绕着反袁还是拥袁这个问题,由联合走向分裂。直到袁世凯称帝时,革命派和立宪法派再次实行成功的联合。

清朝政府的旧官僚,就其总体来说,不能作为革命党人的同盟者;但在革命高潮下。确有少数官僚分化出来,归向革命。

这里举出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在革命党人枪杆子的威胁下被迫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另一个是经袁世凯同意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

有些近代史著作把黎元洪看作“反动势力的代表”,甚至斥之为“反革命”;把唐绍仪看作“混进革命队伍”的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辛亥革命前,黎元洪是从来与革命无缘的君主派,是满清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由于革命党的领袖都不在武昌,用枪杆子强迫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一再逃避和推诿,直到10月3日下午才在都督府的会议上表示:“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天上午还未决心,这时是己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死生以之。”此后的黎元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但他忠于共和制度的态度,可以说是“死生以之’了。在清军进攻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虽然经过动摇逃跑,终于,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拒绝了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的诱降活动,组织力量,奋战四十天,保卫了首义之区,为各省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这个时期,黎元洪为革命立了大功。

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加上他的政治倾向同袁有共同之处,积极充当了袁世凯剿灭革命势力的邦凶。“二次革命”后,他又积极配合袁世凯向革命军发动进攻,扑灭了革命火焰,这个时期,黎元洪对革命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段祺瑞南下武昌,迫黎北上。黎元洪一入都门,就被迫幽居瀛台,毫无实权。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想利用黎元洪作工具,黎坚辞付总统和参政院长的职务,拒受“武义亲王”的封爵,坚决反对帝制。在张勋复辟时,黎元洪又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讨伐。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两次任大总统,在北洋军阀控制下,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他主张制定宪法,主张军民分治,反对军阀割据专权,他个人又致力于投资兴办实业。就其主要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经济活动来看,他基本上属于共和派。

总之,黎元洪一生,由君主派转变为带有封建性的共和派,有功有罪,功大于罪。唐绍仪,原来是清政府的邮传部尚书,是袁世凯的亲信,是代表清政府和袁世凯同南京革命政府谈判的特使。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并同意他参加同盟会,本来是袁企图控制内阁也控制同盟会的一箭双雕的阴谋。可是,唐绍仪参加同盟会以后,就接受和坚持了革命派的立场。唐奉袁命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蛮横苛刻的借款条件。同盟会和人民大众坚决反对。唐绍仪顶住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压力,断然拒绝了银行团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任直隶都督,本来是袁世凯、唐绍仪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当王芝祥到北京后,直隶的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针对北洋军阀的阴谋,直隶各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袁世凯一面压制直隶各民众团体的公意,一面改委王芝祥为没有实权的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对于这个委任状拒绝付署。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的有关规定,发出未经内阁总理付署的委任状。唐绍仪愤而辞职出京。后来,唐绍仪在南方还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唐绍仪晚年几乎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但并未构成卖国行动。

总之,我们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及其同盟者,都要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革命党人内部尚且有左、中、右之分。参加这场革命的会党、立宪派和少数旧官僚,更是鱼龙混杂,千姿百态。有赞成全部革命纲领的:有赞成部分革命纲领的;有在某一时期、某一问题上参加革命,在另一时期逃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不能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一团漆黑。

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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