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旅游局所宣告的大陆“高风险地区”只是从风景名胜地区着眼。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那么“高风险”大概是全国性的。我认为以“警匪一家”现象多寡作为评估大陆腐化没落一项重要指标比较可靠。
今年二月《争鸣》有我一篇《警匪一家现象》，我在那文里曾作出预告：“‘警匪一家’在大陆不是能不能刹住的问题，而是继续蔓延，肆无忌惮地方兴未艾。中共从里边腐烂的腐败症候也就病入膏盲，加速了自取灭亡的过程。”
半年过去了，警匪一家的恶性案例依然层出不穷，警匪勾结作恶形成上下结合，密不通风，我们过去把流氓帮派组织称作“黑社会”，现在则把军警参与作奸犯科者也称为黑社会。词汇的扩大化就反映了警匪一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仅仅根据绕道传至海外的冰山一角，闻之无不毛骨悚然。现在我怀着满腔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写下这个“警匪一家”续谈：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九九一年深圳市接二连三丢失了几十辆小轿车，市公安局装模作样地成立专案组侦查此案。治安巡逻人员有一次发现一名穿警服的民警在撬一辆小汽车的车门，将他带到公安讯问，对方却是公安局五处的刑侦人员，他身上有各种车型的锁匙，到他家搜查，各种行车证都有，又都是报失的，他把偷来的汽车转手倒卖了，但他始终不承认偷车，态度强硬，似乎有恃无恐。原来他还是公安局盗车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
以上是熟悉深圳公安内情的杨先生在七月号《北京之春》揭露的，该文的标题叫做：《深圳公安比土匪还坏》。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贼喊捉贼”，现在改作“捉贼者即贼”。可见时代的“进步”！
杨先生还提供了深圳公安局几个副局长的操行，一名副局长王九明，曾带队到新疆旅游，他看中了维吾尔族的姑娘，天山贸易公司总经理给他带回两位维吾尔小姑娘，养在东园街三十二号三楼，以后该公司从港澳走私黄金，王九明便保护他过关，作为报答。这个王九明，当地人称他为地头蛇，去年夏天因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和另外一名副局长杨水桐（丑闻也不少）皆死在这场大火中，中共报章免不了把这两个恶棍吹捧一番，深圳人民喜形于色，只用一句话：“苍天有眼”，给他们作了盖棺论定。
杨先生还讲述：罗湖公安分局的警察吃完晚饭，说是要找个小姑娘玩玩，在人民南路熙龙大厦门前看中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百般抗拒，这个警察色狼一气之下，把这个女孩打个半死，过路者过去制止，这名警察掏出警察证吓唬路人，说：“我是警察，谁再出声我拉谁。”这个女孩被打成脑震荡。
作者杨先生的表弟唐日成，被一个派出所所长勾结当地流氓活活打死在唐的家中，但查不出谁是杀人犯。这个派出所长编造一段假材料蒙骗死者的父母，指“他因调戏一个女孩，被女孩的男友找了几个人打死在马路上。”一条命案，就这样结了案。深圳公安系统的胡作非为，实由于几个公安重要人物都是知法犯法的首恶，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这一股歪风邪气在这几年中愈演愈烈。
任婉霞死不瞑目
福州马尾有一名未婚女子任婉霞，因骑自行车上班，途遇公安局派出所民警检查，她身上未带车证，即被民警刁难，并动手动脚，任小姐抗争，民警恼羞成怒，当即引来围观群众有两百余人：民警当众打了任婉霞两记耳光，并将她自行车一同押上警车。这事发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任小姐被押走后，她的家人于当晚去派出所查询，那位所长回话：“人已放走，她去哪里我们管不着。”任家要求所长明确说出她的去处，所长一副蛮横面孔，恐吓被害者家属说：“你们怎么冲击公安机关啦！”二十五日，七名家属乘面包车开到区公安局报案，谁能料到，区公安与那个派出所是一丘之貉，竞将任家七人和面包车扣押了一个晚上。
任婉霞失踪七天七夜后，在派出所附近江面上，发现了她的浮尸，经法医解剖检验，证实死者是奸污后反抗被殴打致死，分明是派出所的人企图毁尸灭迹，已有证人愿站出来作证，这件惨案震惊了马尾全港，引得一万余人主动要求抬棺游行，同时有六千余人签名为被害人呼冤。福州市特地成立了“任婉霞事件专案组”，党政领导似乎重视这一惨案，事后发现这个专案组无意捉拿真凶，它的任务是动员全党分头压制志愿参加抬尸游行的民众，另一个任务是软硬兼施吓唬愿意作证的目击者。官方的“专案组”不做好事，却千方百计捂盖子，实际上包庇那个呼之欲出的罪犯。死者的父亲任敦箴是中共的老干部，他联系十九名老党员，联名上书给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我们从任敦箴联名上书中，得知马尾公安局所辖地区，近两年中就有男女七人非正常死亡，只因家属告到法院，无人追查，都成了无头公案。任婉霞的惨死，幸而有她的胞兄任展光在美国麻省开了一家餐馆，他就此事向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反映，并通过海外传媒将这一惨案在海外公布。
不过我要说句泄气话，凡军界警方参与草菅人命者，中共不会惩处真正的凶犯，即使十九名老干部上书省政府或是党中央，结果将是石沉大海。
千岛湖案丑态百出
三月三十一日千岛湖海瑞号三十二名游客与船工全被烧死的事件，中共传媒从一开始到审讯凶犯的系列报导，使中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丑态百出，自我暴露。港台报刊已有许多文章给予批评与鞭挞。现在我将这一事件列入“警匪一家”的续谈中，实因这一悲剧是由当地驻军集体干的：台湾情治部门声称掌握有中国军人参与作案的情报。正因为中共当局必须掩盖这个“特级”家丑，于是才发生了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反常动作，让世人啼笑皆非。举例言之：人命案的侦破，第一条要领就是保持现场，第二条要领是给受害人验尸，拍照。令人万分惊讶的，偏偏由中共官方给火焚的海瑞号加工，修补，上油漆，又胁迫死者家属同意毁尸灭迹，作案强盗想销毁罪证而不可得，现在却由官方一一代做了，而且做得很周到。人们有理由怀疑，烧船的土匪莫非是浙江省官员？连台湾的李登辉都忍不住要说：“中共处理千岛湖事件像土匪，老百姓早就应该不要他！”
当三名真凶已经抓到，这对于摆脱种种质疑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吧？谁知道三个年轻人出场更增加了疑云，中共官方用种种托词拒绝港台记者、海基会代表和死难者家属列席旁听，更加滑稽的是在开庭审讯中，只许记者们在法庭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听播音，事先还给记者印发了十条禁令，不得录音，不得喧哗等等。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大概经过“愚蠢的导演”调教过的三名凶犯，由于怕当场出丑，硬是不让见“公婆”，于是，这边厢关了门唱独脚戏，那边厢观众听的隔壁戏。这一套黑箱作业做得很严密，就好比把头埋入沙堆的鸵鸟，忘掉了自己的身躯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反而给自己越描越黑。可见中共气数已尽，昏君下达的指示只能是混帐的主意。何谓“混帐”，这里可作“官匪混合作恶”解。
警匪一家的理论基础
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官方对“警匪一家”现象不予制止，反而百般维护？如千岛湖事件那样，自北京当局至浙江省党政部门，何以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丢人现眼、丧尽人格和国格的丑事呢？
诸君有所不知，中共长久以来的“光荣”传统，就是主张警匪一家，而且有一整套理论呢，请查一查本人在《争鸣》二月号的《警匪一家现象》一文，该文透露了去年九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文件，指示全党：“为了维持稳定，不得损害我军和公安人员的尊严和荣誉，只有敌对势力才肆意污蔑我军和公安部门，所有报刊出版物不得刊登部队和执法部门阴暗面的文字……”。
江泽民签发的这个文件，他的思想根源可上溯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主要论点讲到：革命的作家只能歌颂革命队伍的光明，只有资产阶级文艺家才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黑暗。其实这不过是封建家长制传下来的“家丑不可外扬”的翻版而已。
即使党中央的开明派，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他也撰文限定党报的暴露阴暗面只能占二成的比例。邓小平所以执意批判白桦的《苦恋》，是因为其中涉及解放军的阴暗面，触怒了军委。为此，党中央发了红头文件，其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犯过错误，如反右，文化大革命，今后要少登，不登，宜粗不宜细；有关军队和公安、保卫部门的缺点也不宜公开发表，以免损坏我党我军的威信。（仅记大意）。
不过，那个时代，军、警还保持着简朴、守纪的传统，个别军官警长违法乱纪者，党内处分还是严厉的。直至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后，警匪一体、直接作奸犯科者多起来了，特别在军队、公安部门皆在经商的号召下，扩大了金权政治的活动空间，军人和警官有时换上便衣，有时披上老虎皮，参与走私和贩毒，敲诈勒索、奸淫妇女、行凶杀人等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正如台湾旅游事业管理局宣布的：大陆有十多个大中城市是高风险地区，台湾游客谨防踩上地雷。
台湾旅游局所宣告的“高风险地区”只是从风景名胜地区着眼。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高风险”大概是全国性的。我则认为以“警匪一家”现象多寡作为评估大陆腐化没落的一项重要指标，比较可靠。
（一九九四年八月号香港“争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