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旅游局所宣告的大陆“高风险地区”只是从风景名胜地区着眼。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那么“高风险”大概是全国性的。我认为以“警匪一家”现象多寡作为评估大陆腐化没落一项重要指标比较可靠。

今年二月《争鸣》有我一篇《警匪一家现象》,我在那文里曾作出预告:“‘警匪一家’在大陆不是能不能刹住的问题,而是继续蔓延,肆无忌惮地方兴未艾。中共从里边腐烂的腐败症候也就病入膏盲,加速了自取灭亡的过程。”

半年过去了,警匪一家的恶性案例依然层出不穷,警匪勾结作恶形成上下结合,密不通风,我们过去把流氓帮派组织称作“黑社会”,现在则把军警参与作奸犯科者也称为黑社会。词汇的扩大化就反映了警匪一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仅仅根据绕道传至海外的冰山一角,闻之无不毛骨悚然。现在我怀着满腔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写下这个“警匪一家”续谈: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九九一年深圳市接二连三丢失了几十辆小轿车,市公安局装模作样地成立专案组侦查此案。治安巡逻人员有一次发现一名穿警服的民警在撬一辆小汽车的车门,将他带到公安讯问,对方却是公安局五处的刑侦人员,他身上有各种车型的锁匙,到他家搜查,各种行车证都有,又都是报失的,他把偷来的汽车转手倒卖了,但他始终不承认偷车,态度强硬,似乎有恃无恐。原来他还是公安局盗车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

以上是熟悉深圳公安内情的杨先生在七月号《北京之春》揭露的,该文的标题叫做:《深圳公安比土匪还坏》。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贼喊捉贼”,现在改作“捉贼者即贼”。可见时代的“进步”!

杨先生还提供了深圳公安局几个副局长的操行,一名副局长王九明,曾带队到新疆旅游,他看中了维吾尔族的姑娘,天山贸易公司总经理给他带回两位维吾尔小姑娘,养在东园街三十二号三楼,以后该公司从港澳走私黄金,王九明便保护他过关,作为报答。这个王九明,当地人称他为地头蛇,去年夏天因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和另外一名副局长杨水桐(丑闻也不少)皆死在这场大火中,中共报章免不了把这两个恶棍吹捧一番,深圳人民喜形于色,只用一句话:“苍天有眼”,给他们作了盖棺论定。

杨先生还讲述:罗湖公安分局的警察吃完晚饭,说是要找个小姑娘玩玩,在人民南路熙龙大厦门前看中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百般抗拒,这个警察色狼一气之下,把这个女孩打个半死,过路者过去制止,这名警察掏出警察证吓唬路人,说:“我是警察,谁再出声我拉谁。”这个女孩被打成脑震荡。

作者杨先生的表弟唐日成,被一个派出所所长勾结当地流氓活活打死在唐的家中,但查不出谁是杀人犯。这个派出所长编造一段假材料蒙骗死者的父母,指“他因调戏一个女孩,被女孩的男友找了几个人打死在马路上。”一条命案,就这样结了案。深圳公安系统的胡作非为,实由于几个公安重要人物都是知法犯法的首恶,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这一股歪风邪气在这几年中愈演愈烈。

任婉霞死不瞑目

福州马尾有一名未婚女子任婉霞,因骑自行车上班,途遇公安局派出所民警检查,她身上未带车证,即被民警刁难,并动手动脚,任小姐抗争,民警恼羞成怒,当即引来围观群众有两百余人:民警当众打了任婉霞两记耳光,并将她自行车一同押上警车。这事发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任小姐被押走后,她的家人于当晚去派出所查询,那位所长回话:“人已放走,她去哪里我们管不着。”任家要求所长明确说出她的去处,所长一副蛮横面孔,恐吓被害者家属说:“你们怎么冲击公安机关啦!”二十五日,七名家属乘面包车开到区公安局报案,谁能料到,区公安与那个派出所是一丘之貉,竞将任家七人和面包车扣押了一个晚上。

任婉霞失踪七天七夜后,在派出所附近江面上,发现了她的浮尸,经法医解剖检验,证实死者是奸污后反抗被殴打致死,分明是派出所的人企图毁尸灭迹,已有证人愿站出来作证,这件惨案震惊了马尾全港,引得一万余人主动要求抬棺游行,同时有六千余人签名为被害人呼冤。福州市特地成立了“任婉霞事件专案组”,党政领导似乎重视这一惨案,事后发现这个专案组无意捉拿真凶,它的任务是动员全党分头压制志愿参加抬尸游行的民众,另一个任务是软硬兼施吓唬愿意作证的目击者。官方的“专案组”不做好事,却千方百计捂盖子,实际上包庇那个呼之欲出的罪犯。死者的父亲任敦箴是中共的老干部,他联系十九名老党员,联名上书给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我们从任敦箴联名上书中,得知马尾公安局所辖地区,近两年中就有男女七人非正常死亡,只因家属告到法院,无人追查,都成了无头公案。任婉霞的惨死,幸而有她的胞兄任展光在美国麻省开了一家餐馆,他就此事向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反映,并通过海外传媒将这一惨案在海外公布。

不过我要说句泄气话,凡军界警方参与草菅人命者,中共不会惩处真正的凶犯,即使十九名老干部上书省政府或是党中央,结果将是石沉大海。

千岛湖案丑态百出

三月三十一日千岛湖海瑞号三十二名游客与船工全被烧死的事件,中共传媒从一开始到审讯凶犯的系列报导,使中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丑态百出,自我暴露。港台报刊已有许多文章给予批评与鞭挞。现在我将这一事件列入“警匪一家”的续谈中,实因这一悲剧是由当地驻军集体干的:台湾情治部门声称掌握有中国军人参与作案的情报。正因为中共当局必须掩盖这个“特级”家丑,于是才发生了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反常动作,让世人啼笑皆非。举例言之:人命案的侦破,第一条要领就是保持现场,第二条要领是给受害人验尸,拍照。令人万分惊讶的,偏偏由中共官方给火焚的海瑞号加工,修补,上油漆,又胁迫死者家属同意毁尸灭迹,作案强盗想销毁罪证而不可得,现在却由官方一一代做了,而且做得很周到。人们有理由怀疑,烧船的土匪莫非是浙江省官员?连台湾的李登辉都忍不住要说:“中共处理千岛湖事件像土匪,老百姓早就应该不要他!”

当三名真凶已经抓到,这对于摆脱种种质疑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吧?谁知道三个年轻人出场更增加了疑云,中共官方用种种托词拒绝港台记者、海基会代表和死难者家属列席旁听,更加滑稽的是在开庭审讯中,只许记者们在法庭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听播音,事先还给记者印发了十条禁令,不得录音,不得喧哗等等。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大概经过“愚蠢的导演”调教过的三名凶犯,由于怕当场出丑,硬是不让见“公婆”,于是,这边厢关了门唱独脚戏,那边厢观众听的隔壁戏。这一套黑箱作业做得很严密,就好比把头埋入沙堆的鸵鸟,忘掉了自己的身躯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反而给自己越描越黑。可见中共气数已尽,昏君下达的指示只能是混帐的主意。何谓“混帐”,这里可作“官匪混合作恶”解。

警匪一家的理论基础

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官方对“警匪一家”现象不予制止,反而百般维护?如千岛湖事件那样,自北京当局至浙江省党政部门,何以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丢人现眼、丧尽人格和国格的丑事呢?

诸君有所不知,中共长久以来的“光荣”传统,就是主张警匪一家,而且有一整套理论呢,请查一查本人在《争鸣》二月号的《警匪一家现象》一文,该文透露了去年九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文件,指示全党:“为了维持稳定,不得损害我军和公安人员的尊严和荣誉,只有敌对势力才肆意污蔑我军和公安部门,所有报刊出版物不得刊登部队和执法部门阴暗面的文字……”。

江泽民签发的这个文件,他的思想根源可上溯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主要论点讲到:革命的作家只能歌颂革命队伍的光明,只有资产阶级文艺家才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黑暗。其实这不过是封建家长制传下来的“家丑不可外扬”的翻版而已。

即使党中央的开明派,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他也撰文限定党报的暴露阴暗面只能占二成的比例。邓小平所以执意批判白桦的《苦恋》,是因为其中涉及解放军的阴暗面,触怒了军委。为此,党中央发了红头文件,其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犯过错误,如反右,文化大革命,今后要少登,不登,宜粗不宜细;有关军队和公安、保卫部门的缺点也不宜公开发表,以免损坏我党我军的威信。(仅记大意)。

不过,那个时代,军、警还保持着简朴、守纪的传统,个别军官警长违法乱纪者,党内处分还是严厉的。直至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后,警匪一体、直接作奸犯科者多起来了,特别在军队、公安部门皆在经商的号召下,扩大了金权政治的活动空间,军人和警官有时换上便衣,有时披上老虎皮,参与走私和贩毒,敲诈勒索、奸淫妇女、行凶杀人等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正如台湾旅游事业管理局宣布的:大陆有十多个大中城市是高风险地区,台湾游客谨防踩上地雷。

台湾旅游局所宣告的“高风险地区”只是从风景名胜地区着眼。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高风险”大概是全国性的。我则认为以“警匪一家”现象多寡作为评估大陆腐化没落的一项重要指标,比较可靠。

(一九九四年八月号香港“争鸣”)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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