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纪念“六四”，该说的话都说了。现在，“六四”14周年又要到了。我没有新意可说，讲一讲历史吧。
一切专制政权都制造过颠倒善恶、功罪、残害人民的冤案。在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号称“千古奇冤”的事件，就有东汉“党锢之狱”，南宋岳飞之死，明末东林党人之狱，清朝雍正暴政……等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等规模更大，受害者更多的冤案。
以上这些冤案，大多得到平反昭雪，而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上一代人制造的冤案，下一代领导人刚刚执政就迅速加以平反。例如：南宋绍兴32年6月11日，宋高宗赵构禅位，宋孝宗赵眷继位。一个月后，7月13日，宋孝宗就下诏对岳飞褒扬备至，追复原官，以礼改葬，并赦免被流放的家属，录用岳飞的儿子。诏书中说：仰承“太上皇圣意”，是可信的。因为当时太上皇威权尚在，赵眷又十分孝敬，只有赵构同意，赵眷才能做出为岳飞平反的决策。明末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等十余个在职和退休的大臣惨死，以至激起苏州民变，是明熹宗的太监头子魏忠贤和奶妈客氏制造的。继承熹宗的明思宗朱由检在天启七年8月继位，11月初一就下诏贬斥和捕办魏忠贤，杖杀客氏。两个月后，崇祯元年正月，朱由检就把魏忠贤和客氏的党羽200余人或杀或充军或判徒刑，一网打尽了。清朝乾隆皇帝弘历刚刚继位，就改变了他父亲雍正皇帝的严刑苛法，恢复了康熙皇帝以仁德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平反了雍正制造的一批冤案，惩办了雍正重用的一些酷吏；同时，重用贤臣，虚怀纳谏，大兴文治，史称“康干盛世”。至于乾隆后期骄奢淫逸，穷兵黩武，闭关自守，再兴文字狱，那是另一回事。
第二、上述冤案的平反，都在本朝。宋孝宗和清乾隆平反了他们的父皇制造的冤案，明思宗纠正了他的皇兄纵容的冤案。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弥补父兄的过失，“盖父之衍”，“盖兄之衍”，是符合孝悌之道的。如果等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对前朝的案子全部翻个底朝天，就谈不上什么平反了。
第三、上述冤案的平反，并没有在当时那些朝代引起动乱，相反的是：挽回了失去的民心和危机四伏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特别是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领导推行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几百万人，澄清了被颠倒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大大改善了执政党的形像，使中国实现了1957年以后从所未有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六四”这个无法回避、无法抹杀的重大事件，现在该到解决的时候了。
现在，中国执政党新的领导班子，没有制造“六四”事件的责任，却要承担“六四”事件造成的苦果，内心深处谁也不愿再背这个历史包袱了，那又何必硬撑下去呢？何不学一学宋孝宗赵眷、明思宗朱由检和清高宗弘历，一上台就纠正本朝前辈所制造的冤案和暴政，藉以弥补先辈的过失，树立自己尊重人民、效忠人民的新的形像。
这样做会不会损害邓小平的形像？邓小平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邓小平的形像是他自己塑造的。邓小平自己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的自我评价是“对半开”，即：功一半，过一半。邓小平值得肯定和继承的，是他在经济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确定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而不是他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更不是他先后用政变的形式罢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有功于国、遗爱在民的合法领袖以及制造“六四”大屠杀和以后的大清查、大镇压的罪行。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都是毛泽东的继承者，但是，他们并不继承和维护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整人的政治运动，反而要彻底加以否定。他们如果不公开否定毛泽东后期的错误思想错误行动，就不可能实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同样的，执政党新的领导班子如果不重新评价邓小平制造的“六四”血案，不坚决否定邓小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行，就不可能挽回失去的民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新的领导班子的合法性？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在于为前一代领导人文过饰非，而在于能够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和意志。而公民的利益和意志，首先体现在民主选举上，其次体现在政府的绩效上。现在，中国还没有实行民主选举，只能从政府的绩效上来衡量执政党能不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和意志。以胡锦涛为首的执政党的领导班子，在重视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重视非典肺炎的防治方面，已经展现出“执政为民”的倾向。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在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也像前辈领导人胡耀邦那样，展现出“执政为民”的进步倾向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始终没有像宋高宗赵构那样，对岳飞冤死与和议误国感到内疚，一直坚持颠倒善恶、指鹿为马的错误决策。邓小平去世之后，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每年都要讨论一次“六四”问题，主要由于江泽民先生的顽固坚持，继续维护杀人有理的荒谬决策。现在，阻力恐怕还在江泽民先生那一方面。我要再一次奉劝江泽民先生：邓小平已经盖棺论定，永远丧失了像赵构那样同意为岳飞平反来减轻自己罪责的机会。江泽民还有最后的机会。如果它能表示，“六四”事件如何处理由新班子决定，他不再干涉。他的历史罪责也会大大减轻。华国锋先生能够在坚持两年以后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且自己出面宣布平反决定，江泽民先生难道不能在坚持14年以后同意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吗？江泽民先生是一个非常尊重个人权威和个人荣誉的人。现在，江先生不但在人民中不得人心，在官方的声誉也不大好。今年3月间全国人大的选票和媒体的舆论就可以说明问题。江先生难道不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做几件人民欢迎的好事来恢复自己的声誉吗？
万一江先生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继续反对重新评价“六四”，继续反对保障人权，真正实行民主和法治，新的领导班子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由于一两个人的反对，就不继续实行“执政为民”的政策，就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方面建功立业了吗？对个别人或者极少数人迁就一年半载，人民是能够理解、能够等待的，长期迁就下去，人民就不能理解、不能等待了啊！
北京之春200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