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李泽厚先生在国内外都发表了一些抨击中国民主运动和宣扬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性言论。本文作者在《中国知识份子的病态》一文中曾经浅尝辄止地揭露了这位哲学大师的“人格依附症”。其实,稍微研究一下李先生的学术著作,就不难发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一脉相通。他的一度脍炙人口的学术观点,例如:“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等,是粉饰历史,为统治者开脱责任和唱赞美诗的。这里先对他的所谓“乐感文化”,讲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徐复观、牟宗三等先生。他们认为:中国人文主义的原动力是忧患意识。李泽厚先生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本文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文主义的原动力和主要内涵,不是乐感,而是忧患意识。

中国的人文主义,萌动于西周,形成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在两汉、魏晋、隋唐、两宋、明清这些朝代都有较小的曲折的发展。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文明,才使中国人文主义发生了质的转化,由人本主义、民本主义转化成为近代现代的人道主义、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而中国人文主义的萌动、形成、发展、转化都是在内忧外患下发生的;中国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是以忧国、忧民、忧己、忧人的忧患意识为主体的。

夏朝和殷商都是神统治人的世界,没有什么人文主义。从殷墟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认为:气象、收成、战争、筑城、治民、任官都是由神的意旨决定的。后来,以“受命于天”的人间上帝自居的殷纣王由于残民、虐民而失掉民心、亡国亡身;而西周作为西戎一个不大的国家却因为得民心而得天下。这就使西周统治者和庶民自身开始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力量,开始把“敬天”和“保民”结合起来,同时产生了念念不忘殷商亡国教训而戒慎恐惧、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翻开《尚书》中的周书,忧患意识充塞在字里行间。例如:《尚书·康浩》记载:周公告诫康叔:“恫在身,敬哉!”意思是说:承担治国重任的人,要像身上有病一样地忧国忧民,要谨慎啊!“《尚书·周官》记载,周成王说:”治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除了尚书以外,在诗经、左传、国语、礼记的诗、文、谈话、纪事中随处可见忧患意识。周王和诸侯忧的是他们对国家和臣民的统治经常存在着危机。庶民忧的是徭役重、战乱多、天灾频仍,生存困难而且不安全、不公平;忧的是难以自由地选择和保住可意的丈夫和妻子。士忧的是缺少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文才武艺的用武之地。仅就《诗经·国风》来说,抒发忧患、哀怨之情的诗歌约占一半。例如:抒写亡国和离乱之情的黍离,抒写妻子怀念长期出外服役的丈夫的君子于役,怨恨社会不公的伐檀,咒骂苛捐重税的硕鼠,埋怨婚姻不自由的柏舟,抒写遭到薄情男子遣弃之情的氓之蚩,感时伤世以至不想活下去的兔爰,等等。

孔子和老子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而推动孔子、老子去建立中国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动力,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是“朝甚除,田甚芜,仓其虚。”(见《道德经·五十七章》)的历史背景,是忧国、忧民、忧己、忧人的忧患意识。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尊重人、尊重庶民,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顺其自然、和谐相处。他们分别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学和重道德、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道家学说。

战国时期,天下更乱。乱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程度。争夺和动乱容易激发和显示人的潜力。要争城夺地就必须争夺人力和人心,这就为有文才武略的士人提供了自由思想、百家齐鸣和“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环境和机会,因而人文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孟子提出了由人性本善、情欲合理、民贵君轻、民有恒产、社会有分工和胜残去杀等观点组成的仁政王道学说。墨子提出了由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舍己为人等基本观点构成的和平兼爱学说。庄子发展了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回归原始自然状态的道家学说。从荀子到李悝、申不害、韩非逐步形成人性本恶、人民愚昧、极端君权和用严刑、权术、势力来治国治民的法家学说。除了法家“惨刻寡恩”、压抑人和人性以外,其他几个学派都具有爱人、重民、顺应人性和反对暴君暴政的人文主义精神。

秦汉以后,每当战乱中和战乱后,人们的忧患意识浓重的时候,特别是统治者的忧患意识浓重的时候,人文主义就会抬头,每当一个王朝巩固了它的政权,统治者流于逸乐,人民能够相对安定地活下去受奴役的时候,以三纲、三从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和以严刑峻法维护专制主义的皇权就会压倒人文主义。

秦朝的灭亡,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极端专制和流于逸乐。西汉初期,鉴于秦朝以暴政和逸乐亡国的教训,运用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人的生命和价值得到相对的尊重,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实行内儒外法,“王霸之道杂之”,建立了王权、神权、族权、夫权相结合的纲常礼教,人文主义再一次受到打击和削弱。魏晋动乱之世,知识份子突破汉儒的礼法名教,追求个性解放,人文主义再次抬头。经历了南北朝的长期混战和隋炀帝以暴虐和荒淫而亡国的惨痛教训,初唐君臣充满了忧患意识。这从作为中国帝王受宝典的《贞观政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说:“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常怀忧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贞观五年,李世民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互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魏征、王圭、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各臣也常用“居安思危”来告诫李世民。正是这种忧患意识鞭策初唐君臣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才创造了中国开明专制的样板——“贞观之治”。经历了武则天和韦后两朝夺权杀戮的多次动乱,唐玄宗前期也有忧患意识,他任用姚崇、宋、张九龄等贤臣革除前朝弊政,不修宫室,不用锦绣珠玉,开创了盛唐文明。可惜,在他的晚年,变忧患为逍遥逸乐,以致强藩叛乱,群雄割据,大唐王朝以此一蹶不振了。北宋前期,统治者也有忧患意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也,然则何时而乐欤?”宋徽宗倒是乐而不忧。然而,大宋的江山就断送在这个荒淫逸乐,滥用民财民力的浪子皇帝手里了。南宋和元朝的臣民,就不仅有忧患意识,而是国破家亡的耻辱和仇恨令人“怒发冲冠”了。明清两朝也亡于处于忧患而不知忧患的守旧、无能和腐败。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在近代最为浓重。因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的一百年,是中国人受外国侵略者欺侮最严重、最惨痛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最低、人民生活最苦的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那些年代,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人进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原动力,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独立、自由、解放和进步的原动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半个世纪,虽然中国取得了独立,不存在救亡图存的问题,但还存在着政治上专制、经济上不发达和人民的自由、安全等各项权利时刻受到侵犯的问题,存在着数以千万、万万计的人民受到压抑和迫害的问题。产生于深重忧患之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中国人仍然要不忘历史的忧患和现实的忧患,并把它作为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原动力,绝不能把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形势大好”、盲目乐观、妄自尊大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并不是主观上喜欢忧患,而是许多客观的因素使人们不得不忧患。

第一,人多而物不博,地大而灾害频仍。

中国的人口,从有约数可查的西周以后,一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十八世纪中期就达到四亿。可是,每人平均占有的可耕可牧和宜林土地及其它资源,在世界上居于中间偏下水平,远不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资源大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中国大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温度和降水量不均匀;而不断地打仗和开荒,又破坏了大部份森林、草原和土壤,以致生态失衡,水土流失,气候恶化,灾害频仍。

第二,专制统治长而烈,深而广。

世界各国的极权专制,恐怕都不如中国长而且烈,深而又广。旧中国,在家庭,有父权、夫权、族权和家长对儿媳妇和妾婢的家庭专制;在社会上,有绅权、师权和帮会头子的社会专制;在国家,有君权、官权、吏役权的国家专制,在现代的中国大陆,又有在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党、政、工、团、乡村、街道、治安、民兵等空前广泛、空前严密的统治网络。近几年来,又由党领导一切,发展到政治警察控制一切,包括邻里、银行、报纸、刊物等等,广大人民生活在无所不包、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恐怖统治之下,人身、居住、迁徙、通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至谋生都受到严密的控制和压制,自然忧患重重。

第三,自从秦始皇再次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在大部份时间里,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一元化的国家。大一统的极权政治,不仅限制和消灭了自由生存、自由发展,而且剥夺了臣民们“择业而从”的自由,压抑了臣民们合理的欲望和需求,制造了罄竹难书的人为的悲剧,加重了人们的忧患意识。

第四,内忧外患不断头。

极端专制和极端大一统的结合,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受到压抑和消灭,用形式上的强制的统一掩盖和激化了事实上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矛盾,从而造成闻名世界的“窝里斗”。在家庭,有父子斗、兄弟斗、妯娌斗、婆媳斗。在社会上,有民族斗、地域斗、教派斗、行帮斗;在朝廷或政府里,有君臣斗、王子斗、妃嫔斗、外戚斗、官官斗、藩镇斗,党派斗、官吏斗、军阀斗、官绅斗;还有莫名其妙的你整我、我整你。打击别人才能抬高自己。古语说:“三人同心,其利断全。”可见,擅长“窝里斗”的中国人要做到三个人一条心都是很不容易的。“窝里斗”积累和激化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就会酿成分裂和内战。分裂和内战是对大一统的必然的反动和惩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规。而由分到合与由合到分都会使大批大批的中国人付出家破人亡的沉重代价。中国的外患也是连绵不断的。这些内忧外患都加重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

第五,就思想文化领域来说,在中世纪,东西方受封建主义禁锢的差别不大。可是,在西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美国社会独立以后,西欧、北欧和北美,建立了能够容纳多元价值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而在中国,定于一尊、罢黜百家的独断性、排他性的文化专制主义,却延续了二千多年。“千载犹行秦政制”。缺少思想、言论、著作、传播自由却有连绵不断的“文字狱”。这也是加重中国人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中国人特有的引发和助长忧患意识的种种因素以外,还有人类共有的寒来暑往、叶落花谢的季节之忧;生老病死的生命无常之忧;鳏寡孤独和背井离乡的生离死别之忧;饥寒、贫困、失学、失业、失恋和事业失败的需求不能满足之忧;等等。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

司马迁对诗经和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作出一个判断:“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皆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孟子还作了一个适应性更为广泛的结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心,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章句下》)从中国的文化史和政治史来看,司马迁和孟子所作的结论是中肯的。

李泽厚先生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也许是对的。例如:当欧洲基督教的神权恶性膨胀并同世俗的极端王权紧密结合的时候,受到麻醉的臣民天天生活在原罪和现实也有罪的感觉之中,西方文化可以说是罪感文化。这种罪感文化中国也有过。例如,中国神话说,洪水滔天、人种灭绝以后,仅存的兄妹二人不得不犯罪结合,才繁衍出今天的中国人。这不是原罪吗?秦始皇以严刑峻法迫害人民,以致“?????衣满路”,全国刑徒达到数百万人,这不是现实的人人有罪吗?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人向毛泽东的肖像请罪,有人偶尔听了一次外国广播,用了有毛的圣像的报纸,或者仅仅是“一闪念”的对毛的不忠,都要痛哭流涕地说:“毛主席!我有罪呀!”这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罪感文化”吗?与此相反,在中国的“成康”、“文景”、“贞观”、“开元”、“康熙”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刚刚成功,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中共刚刚取得全国胜利,“四人帮”刚刚垮台,中共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也出现过真正的乐感文化。可是,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美国独立运动之后,神权和王权逐步被人权取而代之,西方文化就不再是罪感文化而是乐感文化了。固然,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也有种种社会弊端。但是,西方的社会弊端,是由于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而造成的人性的异化,是由于激烈的竞争而产生的人们心理状态的不平衡、不和谐,而不是什么罪感。中国,虽然也有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中国人文主义是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它只是要求统治者居高临下地保民、爱民,“以民为本”、“为民作主”;而没有产生出像西欧那样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中国人文主义也重视人的生命、生活和人在社会上与自然界的主体地位;但是,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侧重于克己、修己、自省、自讼,也就是侧重于人对家庭、家族、民族、国家、天下的义务;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侧重于人的自由、独立和解放,侧重于争取和维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需要和人格尊严。尤其是长期的残酷的专制统治又把“人本位”、“民本位”异化为“君本位”、“官本位”和“党本位”,借人文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正因为这样,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才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乐感社会和乐感文化来。

生活在同一环境的人,由于地位和认识程度的不同,或忧或乐的感觉是不同的。在《红楼梦》的宁荣二府,忧患意识最强的是地位最低、见事最明而又有汗马功劳敢于直言的焦大。其次是知道内情又被侮辱被损害的蓉大奶奶秦可卿,还有伴君如伴虎,以一身荣辱系贾府兴衰的皇妃贾元春。安富尊荣的贾母和邢、王二夫人没有忧患意识。不管家务不明世理的贾政有一点,但不强烈也不具体。为贾府制造忧患和灾难的贾赦、贾珍、贾琏,自以为可以常保富贵,只顾肆无忌惮地荒淫享乐、胡作非为。当家立计的王熙凤明知贾府前景不妙也想退步抽身,但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面临贾府没日也要心存侥幸,趁乱多捞一把。詹光这等的帮闲食客,有奶就是娘,不会为贾府的前途操心。贾家兴旺了,他们就在贾家沾光、骗人;贾家衰败了,他们就另投新主子;继续沾光、骗人。这些人倒是随处都可以及时行乐的。今天的李泽厚先生处于什么地位呢?他不是下层的焦大或秦可卿,体会不到失业、通货膨胀和发不出工资,拿不到出售农副产品欠款的困难,贪官酷吏、土豪恶霸、苛捐杂税也欺负不到他的头上,监视、监听、传唤、传讯、收审、逮捕更与他无缘。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国门,自由地发表文章和演说,还享受着官方给予的小恩小惠。他本人自然是生活在乐感之中,就像王蒙先生活得轻松、潇洒一样。他们戴着乐感的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评论中国人的文化和心态,就会觉得处处歌舞升平,一片欢乐气象;就会觉得那些忧国忧民,忧己忧人的人都是自寻烦恼,“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北京之春》199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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