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许良英上书喝采

三月十六日,《世界论坛》刊出“应依靠人民,勿挟洋自重”一文,李先生对大陆著名学者、作家许良英,丁子霖,张抗抗,邵燕祥等七人上书“人大”、党中央,要求改善人权开放言论出版自由,王丹不约而同也公布了致两会的公开信,这是为民主改革而奋斗不辍的大智大勇之举,是六四血案以来从未有过、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它将推动更多的志士仁人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投入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对此,李先生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的正义与良知”。不过,他的文章重点是批评许良英“上书”的时间选得不当,不该选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来访前夕交这封信,他的论点有点怪,说什么不应对西方政客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应依靠人民,但不应“挟洋自重”,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客是靠不住的,而且必定会降低民主运动的威信和号召力云云。

为何挟洋自重呢?即依靠外国人势力,抬高自己或借外国人名义大造声势。它比“洋奴”的贬语稍胜一筹。不过,华人在国外,“挟洋自重”并不是坏事,凡事业有成者,哪个不是挟洋自重呢?

凡是熟悉中共领导人的阴暗心理者,他们最怕党内、军内、政府内的讯息传到海外,特别是丑闻,黑幕,以及人民苦难的申诉,他们控制言论自由的重点就是严禁中共的内幕外泄,为此还专门发了党中央指示,严禁中国人里通外国,接受海外记者或电话采访,并不得向境外投稿等等。

三月初,适逢人大、政协两会同时召开,刚巧美国克里斯多福访问北京,这是大好时机,又是针对中共领导人的“攻其弱点”。许良英、王丹等抓住这个吉日良辰,给两会公开投书,一来使官方不敢用粗暴手段封杀,二来又使中共知所顾忌,不至于镇压上书人,我们不能不钦佩他们选择时机的极妙,体现了民运“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与薪”者也。

李先生文中解释道:“挟洋自重之‘洋’,其本身并不那么重,”此言差矣,中共百般制止公民里通外国,可见“挟洋”引得中共高层神经紧张,手足无措,甚至派警察分头在著名民主斗士的家门口放哨,日夜三班制,生怕持异见人士与克里斯多福国务卿说悄悄话,十足表演了色厉内荏,吓得魂不守舍的窘态,可见挟洋自重具有多大的威力!我建议李先生不妨将题目改成“视洋如虎”,庶几近之!

李文也提到:“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无疑是重要的。”这个说法与“勿挟洋自重”正是矛盾的,试问:所谓国际舆论,几乎全由洋人掌握,争取海外媒体传播中共作恶多端的事实,作受苦受难人民的喉舌,这正是光明正大的“挟洋自重”吧?作者至今还停留在义和团时代打倒洋鬼子的水平上,故闹出如此笑话来。

李文以一半篇幅讲到美国手中有延续最惠国待遇这张牌,给北京当局施压促其改善人权状况,他说:“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不单是北京政府和美国商人,还有港台”商界以及不少民运人士。上述这批人不妨称做“挟洋致富派”,因为他们以发财为重,而不顾人权状况的改善关系着全国人民的利益。

去年五月柯林顿总统公开昭示天下,北京当局如能做到人权方面全面而显著的改善,方能续延最惠国待遇,但中共一意孤行,今年头三个月中就干了一系列迫害民运人士的暴行,有的则捉捉放放,几进几出,显然是给上任头一年的美国总统以严峻的挑战,这时柯林顿如果手脚软下来,放弃了美国传统的人权外交的原则,向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低头,首先失信于美国选民,第二必然使中国人民大为失望,第三,就等于鼓励国际上名列前茅的反人权国家更放手地镇压本国人民,柯林顿如食言而肥,这才是李先生讥讽的“洋政客”作风哩。

不幸李先生却是站在“挟洋致富派”一边,不赞成将最惠国待遇与改善人权挂钩,岂不是讥嘲李先生自己吗?再如:李先生标榜“应依靠人民”此话永远正确,但他疏忽了一点,既然自己拥护“挟洋致富派”,他就不得不把“依靠人民”的最高原则踩在脚底下。凡此种种,足证李先生的大作不能自圆其说,陷入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中。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国《世界日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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