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我亲历的批习(仲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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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夏季到1962年夏季,由于各个行业都在放宽政策,不用担心自己挨斗,也不用去斗别人了,是1952年以来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一年。每到这种时候,我在童年和少年所养成的对中国文史的兴趣,就会复苏,就会重新拣起来,继续阅读和研究。在此期间,我又发生了一段短暂的中国古典式的情感的波澜。这些事实,我将另行追忆。这个自传只写思想政治方面的经历。

1962年春夏之交,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身患重病,起先医生误诊为肝炎、胆囊炎,1964年才确诊为肝癌。他到哈尔滨和大连去疗养。临行前给我的任务是:在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一些反“左”的调查,然后带上材料到他的疗养地去,协助他起草一篇系统总结“大跃进”以来反“左”经验教训的报告。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张德生要我先到北戴河会议上去住几天,了解中央的精神。当时我们估计,北戴河会议会在继续反“左”,继续放松政策的基础,转入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的正常轨道。

到了北戴河,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把毛泽东的意图又估计错了。8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形势、阶段、矛盾”的著名讲话。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群的危险性,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从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的“万言书”讲起,批评以中央农村工业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单干风”(未点支持邓子恢的陈云、刘少奇的名);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8 万字的上书,批评为“翻案风”;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春季提出的“五年恢复、五年发展”“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否定大好形势的“黑暗风”。毛泽东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看来,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一场大的斗争山雨欲来。

我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几次讲话都抄下来,带到大连,张德生迫不及待地认真阅读。第二天,德生约我出去散步,我们坐在大连老虎滩海边的礁石上,德生说:“看来,我们原定的计划泡汤了,你做了几个月的反‘左’调查用不上了。”接着,他又说:“昨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好觉。我在想:在民主革命期间,虽然我们远离中央苏区,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但是,我们的做法往往同毛主席不谋而合。因为党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反对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特别是1956年反‘冒进’和1957年反右派以后,每当我们认为应该反‘左’的时候,毛主席却要反右。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毛主席。这一次,毛主席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长期存在,提出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我又感到突然,跟不上趟。这是为什么?”德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我感到很亲切,有共鸣,当时我心中的疑问同他一样,我很希望听他谈一谈怎样解决这些疑问。可是,他的答案却又使我失望。他说:“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身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实际上还是一个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民主派。”最后,德生谈到他自己解决同毛泽东思想不一致时的经验,他说:“当我发现自己思想上有了同毛主席思想不一致的苗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这样向下压,向下压。”他一面说,一面用力地把两只手从胸部压向腹部。张德生是一个既有普通人的良知又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和平人士”(有斗争性不强的意思)。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老实人”、“守法户”。他的肺腑之言,在当时中共多数中央委员中是有代表性的。

为什么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一贯反右,而中共党内那些善良、宽厚的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张德生等领导人却是一贯反“左”。这个问题,我在20 世纪80年代才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因为中共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它本身就是很“左”的。毛泽东又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更加“左”上加“左”。邓小平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说过,“纠‘左’有时就纠正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其实讲得比较中肯。

当时,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把我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虽然灵魂深处是一个十分厌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可是,在行动上只是一个制造文字的工具。不管我思想上通不通,你说反“左”我就写反“左”,你说反“右”我就写反“右”。反正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我们小人物不负责任,也负不起那个责任。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感,有多大权利就有多大责任感。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之一。

我正在大连那个花园城市寻幽探胜,优哉游哉!特别是对大连图书馆一批日本人统治时期馆藏的中国国内已经失传的明代小说很感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9月10日,悠游不成了。有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通过一位中层干部给张德生打来电话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揭发批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请德生马上去参加会议。”德生回答:“我出来养病是经过小平彭真同志批准的,现在症状并未减轻,恐怕没有精力参加会议。”第二天晚上,刘澜涛直接同张德生通话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你不参加政治上有损失。”这两句话,既是关心,又是警告,德生感到形势严峻,才不得不动身去北京参加会议,我以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随行。德生一到北京饭店,先向西北小组召集人刘澜涛报到,刘向他介绍了从北戴河会议到北京会议的情况。原来,在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时,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提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的小说《刘志丹》(这部小说刚刚在《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上连载),他指控《刘志丹》小说写了高岗的事迹,是为高岗翻案的。毛泽东每当提出新的论点时,总是要抓所谓“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员,来证实他的论点,何况他对刘志丹在陕甘、宁的威信本来就不高兴,阎红彦的揭发投其所好,自然引起他的兴趣。8月下旬,庐山气候变冷,不宜于继续开会了,就把会议搬到北京,着重对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之一习仲勋进行揭发批判。在批习斗争进入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印发了高岗后妻李力群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揭发习仲勋同高岗“密谈”的万言长信。为什么李力群的长信拖了三年才起作用?据我估计:在庐山会议上,习仲勋发言谨慎,同彭德怀的问题没有牵连,而李力群的揭发是自说自话,没有人证和物证,不能落实,因此,中共中央没有当一回事。到了1962年9月,习仲勋成了主要的斗争对象,过去那些没有旁证的揭发材料就变成至宝了。

刘澜涛要求张德生揭发习仲勋,同他划清界限。张德生向我口述了八个问题,要我帮他起草一篇发言。那八个问题是:

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

2、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字都不能改。”

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

4、在1961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

5、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

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

还有两条,更是鸡毛蒜皮,我记不起来了。

张德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我又长期协助他工作,能够平等对话,在他口述了八大问题以后,我提出疑问说:这几条意见能不能站得住?新解放区的工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习仲勋提出这个方针没有错,何况,我们如果批评习仲勋错了,岂不是又有为彭德怀辩护的嫌疑吗?尊重张治中,是毛主席、周总理交待的,习仲勋没有做错。习仲勋在国务院分管西北地区的工作,他过问西北各省的工作是履行自己的职权,能不能说是“插手”呢?何况,他不许拆西安的城墙,是功还是过呢?1961年,陕西为中央机关送了几次富强粉,具体工作是习仲勋办的,可是,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人人有份,又不是只给他一个人要的。那时,只有陕西省还拿得出富强粉,北京附近各省拿不出来呀!

张德生对我说:在重大党内斗争中,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揭发批判,我们不表态是立场问题;表态事实必须准确,不能伪造;至于分析批判,是高是低,是对是错,中央在作结论时是会考虑的。反正我又不知道习仲勋同高岗之间还有什么牵连,我只想起来这几条,你先写下来吧。

看来,张德生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度是求实而不求是,只顾按事实表明立场而不顾是非。现在,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够判断,张揭发的问题,都不是习仲勋的错误,特别是不许拆西安城墙,为中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保留了唯一一座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很完整的600年的古城,立了大功。可是,毛泽东、彭真、柯庆施那么多大人物都不听梁思成夫妇维护民族建筑瑰宝的建议,把全国的城墙,包括北京城墙和南京的石头城粗暴地夷为平地了。

张德生还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要我认真阅读《刘志丹》小说的全文,并将其中涉及高岗的内容摘录下来。我把《刘志丹》小说看了两遍,然后把写到高岗的文字摘录了2000 余字。小说中,高岗的化名是罗毅,都是在故事发展无法回避的地方让他出现,而且有意不写高岗的“出五关,斩六将”,专写高岗的“走麦城”。这分明是在贬低高岗,怎么能说“为高岗翻案”呢?我把摘录的材料交给张德生,不知他是否把那个材料送给西北组的负责人康生和刘澜涛?反正,从会议的批判发言看,积极批判“利用小说反党”的诸公,一般都没有引证小说的原文,恐怕大多数人没有认真阅读过那部小说。

接着,我又奉命研究高岗后妻李力群揭发习仲勋的万言长文。我有几点怀疑:

1.在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以后,习仲勋受周恩来的委托去给高岗做思想工作。这是一次合法的谈话,不是什么“高习密谈”。

2.就高岗和习仲勋共同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关系来说,高岗顶牛对习仲勋不利,自杀更不利,只有劝说高岗检讨过关才对习仲勋有利。可是,李力群揭发习仲勋对高岗说的话,全是煽动高岗不满、促使高岗自杀的言论。难道习仲勋是那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不顾个人厉害的蠢人吗?

3.李力群揭发的是“高习密谈”。既然是密谈,李力群听到三言两语是可能的,怎么会听得这样完全、记录得这样完整,竟然可以写出一万字来呢?

4.李力群揭发“高习密谈”的要害,是“陕北救了中央”。这句话是作为习仲勋反党定性的主要根据。退一步说,即使习仲勋确实讲过那个话,也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不到三万人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且战且走,走了二万五千里,早已疲于奔命。如果没有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连喘一口气的地方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吗?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评价是:“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可见,他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功劳是估价很高的。过去,皇帝落了难还要表彰文臣武将和老百姓“救驾有功”。难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比皇帝还要神圣,如实地说一句“陕北救了中央”,就犯了欺君大罪,成为“反党集团”了吗?

5.李力群揭发,高岗死后,习仲勋把一支手枪交给高岗前妻之子高毅,要他为高岗报仇。这个话更加荒谬。高岗死后,高岗的子女能够进中南海吗?一只小小的手枪能够对付强大的8143 警卫部队吗?如果要报仇,为什么不让住在北京同高岗关系亲密的高岗后妻李力群及其子女去报,却要舍近求远,舍亲求疏,要让远在西安、同高岗关系冷淡的前妻之子高毅去报仇呢?

6.全部揭发材料都是高岗后妻李力群一人编造,没有任何旁证。毛泽东不是一再提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吗?只凭李力群一人揭发,就要在会议上强迫习仲勋承认,习仲勋虽然被迫承认,但却说了一句:“具体事实有出入。”

至于《刘志丹》小说,会上的说法是“在习仲勋的授意和支持下,由李建彤炮制了反党小说《刘志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小说是习仲勋授意和支持的。相反,有一天晚上,我到习仲勋的老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杨明轩家里去,正好遇到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弟媳李建彤。刘景范埋怨李建彤说:仲勋不让他写,我也不让他写,他偏偏要写,现在连累仲勋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其实仲勋根本没有看过稿子。杨明轩老人是西北的老教育家,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领导人习仲勋、高岗、安子文、刘澜涛、马文瑞、张德生、张达志等,都是他的学生。我在延安和西安为杨明老作过秘书,去北京开会时,常去探望他。西北地区的领导人,有了什么困难和委屈,也常常向老师倾诉。

把习仲勋“反党”的问题敲定以后,康生和刘澜涛就追逼仲勋交待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仲勋起先说,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没有什么集团。后来逼供没完没了,仲勋只好把已经被打倒的西北干部说出来,例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马锡武,原内务部常务副部长王子宜,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康生疾言厉色地说:习仲勋真狡猾,你交待出来的都是已被打倒的死老虎,要交待尚未被揭露的新成员。习仲勋坚持说:再没有其他人了。僵持到散会时间已过,刘澜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要求习仲勋下去以后必须认真考虑,明天上午一定要交待“反党集团”新的成员。这一天晚上,我估计西北籍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其随行人员没有几个能够睡好觉的。因为大家都曾经是习仲勋的下级,谁知道灾祸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第二天上午,刘澜涛向西北小组传达说:昨晚,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向恩来、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谈到“反党集团”成员问题,恩来同志说:“习仲勋这个人不老实,过去他对中央说过假话,现在他的话也不能信,不要往下追了。”听了传达,不仅西北籍的中央委员们心里放下一块石头,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顶头上司如果受到习的牵连,我们这些秘书和秘书长们必然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西北组集中揭批习仲勋,中南组和军队干部集中揭批彭德怀,其他小组彭习兼批。习的“反党集团”,会上确定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三人。刘景范的罪名是他的妻子李建彤写了《刘志丹》小说。贾拓夫与《刘志丹》小说无关,大约是因为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让他看过给毛写信的稿子,也许还因为在中央工作的西北干部中,他的职位仅次于习仲勋,是统管轻工业各部的国务院六办主任。彭德怀那一方受到批判的,有原总参谋长黄光诚,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王平等几个司令员。由于各组都编会议简报,外组的情况,我也知道一点,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揭发习仲勋的发言令我震惊。他说习对他讲过:“高岗这个同志太心急了,毛主席百年以后,不是你又是谁呢?”邓颖超马上说:“习仲勋能把这样的话对你说,看来你陷得很深啊!”我对钱俊瑞的揭发始终持怀疑态度,钱俊瑞同习仲勋没有任何历史关系,又不是朋友和老下级,习仲勋怎么会把高岗会接毛主席的班这样的话对他说呢?

会上的批判发言很普遍,连德高望重的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叶剑英都不得不表明态度。陈毅在会上写的一首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传诵一时。不过,发言中对《刘志丹》小说内容进行分析批判的,除了始作俑者阎红彦以外,几乎没有。多数人是批判习仲勋的“反党野心”。可是,高岗所以成为“反党野心家”,是由于他要拉下刘少奇,自己取而代之,不论是否有毛泽东的授意。习仲勋在国务院当副总理,是分管日常工作的,他没有滥用权力,去干与国防、外交、内政方面的大事,更没有谋求更高的政治权力,仅仅有李建彤在没有习仲勋的授意和策划下,写了一部描述中共的功臣、元老刘志丹的小说,就能说习有“反党野心”吗?

会议结束以前,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的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前者由贺龙负责;后者由康生负责;刘澜涛副之。第二个专案委员会成员中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

张德生要我代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大意是说:在高岗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1952年,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向我散布议论刘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我当时觉悟不高,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1954年四中全会以后才报告。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我曾经给中央写信,错误地控告薄一波在财政部搞独立王国。由于我有以上错误,不宜参加审查习仲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封信送上去以后,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答复:德生的问题,中央知道,不影响他参加专案委员会,他现在的职务也需要参加这个委员会。

张德生对上述两个问题长期检讨,直到1965年病危时还在检讨,认为这是他终生的内疚(后来又加上批习斗争以后,对陕西省省长赵伯平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张策进行了过火的斗争)。我自己觉得,张德生对于他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错误整人感到内疚,那是必要的,那说明他没有丧失人的良知。但是,对于事关刘少奇、薄一波的两件小事内疚终生,实在不可理解。刘少奇本人就在《论修养》中讲到“那个人前无人说,那个背后不说人”。听到别人议论刘少奇的缺点没有报告就内疚终生,难道告了密害了别人就不内疚了?!控告过薄一波,即使告得不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难道因为高岗反对过刘少奇信任的薄一波、安子文,其他人对薄、安有意见,就同高岗一样了吗?张德生的终生内疚,是一种惨痛的精神奴役。这也类似戴东原揭露的“宋儒以礼杀人”,共产党是“以党性杀人”。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中共党内有些派性很强的大人物,例如康生、薄一波、刘澜涛等等,常常拿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这三个人的“问题”来打压西北地区的干部和人民,说什么“西北是彭高习的反党老巢”,“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流毒很深”,“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等等。因为个别领导人被打成“反党份子”(至少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打击是错误的,是冤案),就把一个地区的干部、人民以至山、川、草、木都看作异己力量,诛连了一万余人。这是阶级歧视、党派歧视以外的地区歧视,是十分荒谬和恶劣的。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力抗逆流,对彭德怀、习仲勋不揭发、不批判,而且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仲勋是个好同志。”他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省长赵伯平。像这样坚持真理不随大流的“硬骨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只有一人。除此之外,同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一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在批判高潮中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集体的荒谬,这是集体的悲哀!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地与会人员都在北京过国庆节。西北的领导人回去以后,分别召开传达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着重批判习仲勋。

继续揭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重点地自然在陕西省。从1962年10月上旬到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先召开了一周常委会议。议程是:一、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二、阅读中央会议文件和简报;三、批判习仲勋;四、联系本省实际,揭发本省有牵连的人和事。

随同赵伯平参加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的陕西省委研究室主任G君,是我的好友。北京会议后期,有一天晚饭后,他约我出去散步,并对我说:近来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问:为什么?他说:赵伯平同志对习仲勋不揭不批,刘澜涛找他谈话后,他仍然保持沉默,G 君劝他赶紧表态,他却说:“仲勋是个好同志啊!”G 君说:他很痛苦。对伯平的态度,不揭发是政治立伤问题,揭发了,对不起多年培养自己的老上级。他问我怎么办?我当时既有私心,又有组织纪律观念。我想,我要是阻止G 君揭发,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说不定那一天“觉悟过来”把我暴露出来,我就要犯庇护“反党”问题的错误。想了一想,我说:这是原则问题,恐怕应该揭发,你先不要向兰涛揭发,先对德生讲一讲。G 君在北京饭店对张德生讲了赵伯平的态度,在10月份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又公开揭发了赵伯平。张德生做事谨慎,在未同西北局刘澜涛高量以前,当场没有表态。G 君揭发赵伯平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有党性同人情、舆论的矛盾,也有祸福难测的顾虑。为什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揭发与习仲勋有率连的人还感到祸福难测呢?因为中共党内也是人治不是法治。在党内斗争中整谁不整谁,往往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赵伯平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革命元老,习仲勋是他的学生和下级,刘澜涛和张德生也曾是他的下级。如果中共中央某一位主要领导人,考虑到党内的影响,要保护赵伯平,那么,G 君的揭发就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正是在重重矛盾下,G 君在揭发赵伯平以后就精神错乱了。他骂自己“反党”、“反领导”,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张德生在同刘澜涛商量以后,决定批判赵伯平,就派我去对G 君做消除顾虑的工作。我对G 君说:张书记要我告诉你,你揭发赵伯平的行动是正确的,西北局和省委是支持的。G 君说:“你哄我呢,张书记是吊鱼呢,你们想引诱我继续暴露反党思想呢?”我磨破了嘴皮,G 君仍然不信,继续搜索枯肪写他的交待材料,例如:“1952年,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在莫斯科伏努索伏机场,同前来欢迎的一个苏联女青年拥抱接吻。”“有一次跳交谊午会,我想把一个漂亮女同志拥抱一下,但却有贼心无贼胆”。“我想当省委常委”。“我的父亲是漏划富农”(实为上中农)等等。后来,省委把G 君这些胡说八道的“疯话”,通过组织部,付之一炬。直到同年11月,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判赵伯平,G 君的神经才恢复正常。但是,从此留下了病根。一到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他就要犯病。从1962年10月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先后发病10 次。医生把这种病叫做“精神迫害妄想狂”,我们把这种病称之为“阶级斗争恐惧症”。1971年7月,我和G君都在“五七干校”接受审查和改造。有一天晚上,G 君突然犯病,他打着赤膊,穿着裤衩,跑出“牛棚”,跪在院子里凄厉的叫喊:“毛主席我有罪啊!”后来,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他曾经对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发生过怀疑,感到很严重、很痛苦,就跪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了。他确实做到了“狠斗私室一闪念”,然而这是多么残酷的精神奴役啊!1964年,陕西省委副秘书长M 君,和G君同时发病。他们同是“精神迫害枉想狂,表现形式却不一样”。医院把他们两人安排在一间病房,两人常常发生矛盾。M 君一进病房就要关门关窗,并在病床下面检查,看有什么人躲在暗处害他。G 君一进房间就要开门开窗,唯恐别人说他关起门来搞什么反党秘密活动。医院只好把这两个患者分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M 君又犯了病,引起并发症,不治而死。

在批习斗争中,陕西省委批判的另一个领导干部,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张策虽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在陕甘红军中的老战友,但他同高岗反刘少奇和《刘志丹》小说等问题并无牵连。陕西省委批判他的是“翻案风”,翻1959年1月陕西省党代表大会上批判西安市委分散主义的案。可是,省委批判西安市委分散主义是错误的,因此,陕西省委借批判习仲勋的机会,反对张策的“翻案风”,据我看是打击报复行为。

1962年11月上旬,省委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开幕,主要议题是揭发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在讨论传达报告时,大多是众口一词,对习仲勋进行口诛笔伐;可是,只表态不揭发具体问题的大有人在,个别人还公开提出异议。例如: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秦腔音家王依群说:“中央有些领导同志(指刘少奇)把习仲勋等人。说成是青红帮、哥老会、流氓。习仲勋作了7年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难道我们是在流氓领导下取得西北五省革命胜利的”?大会进入联系实际揭批陕西的问题时,会议长期沉默,有人明确表示不知道会议的风向,就是说不知道上面要求揭发谁。省委指定两个常委把省委常委会揭发赵伯平、张策的问题向大会作了介绍,大会才把斗争矛头指向张赵两人。这就是当时的“党内民主”!揭谁,批准,都是自上而下确定的。上面要揭批的,下面不揭不批不行;上面不许揭批的,下面想揭批也不行。

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开会之前,调来习仲勋一位老秘书T ,专门揭发习的问题。T 写好长篇发言材料以后,先征求他的老友、省委常务书记赵守一的意见。赵守一看了材料,提出两个问题请他考虑。一个是,T 揭发习仲勋曾将中共中央一份绝密文件让他抄写一份送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另一个是,有一个戏曲演员在一天上午拜访习仲勋,这个演员走后,T 秘书发现习的房上有污血。赵守一就前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你可要实事求是呢!假定习仲勋要给苏联驻华大使送文件,为什么不用照相拍摄原件,却要你抄写一份,你抄的是否原件,难道人家不怀疑?就第二个问题说;你说的那个戏曲演员,是科班出身,从小就在剧团练功,处女膜早就破裂了,不会有血的?T 秘书当时接受了赵守一的意见,删掉那两条揭发材料。可是,在“文革”中批斗赵守一时,他又举出这两个事例,来指控赵守一阻力他揭发习仲勋。T 秘书在大会上的公开揭发也很恶劣。他虚构了一些习仲勋不可能对他说的话。例如:他说高岗自比中国的斯大林,习仲勋自比中国的马林科夫。他画了一张表,把国务院一些并非西北籍的副秘书长、副部长、秘书厅主任以至处长、秘书都打成所谓“西北帮”,唯独没有他自己,因为据说他是“受习仲勋排斥的人”。以上所有诬蔑习仲勋反党、里通外国、拉“西北帮”等不实之词,在1978年都被否定了。

西北其他省、区也揭批了一批习仲勋的老下级,例如:甘肃省揭批了常务副省长霍维德等人;宁夏省揭批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景林和副主席吴生秀;青海省揭批了常务副省长张国声等人;新疆自治区揭批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武开章和副主席杨和亭、吕剑人。这还只算省一级领导干部,一级一级上挂下连的结果,全西北株连了一万余人。其中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例如: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但村,习仲勋闹革命时的根据地陕西三原县武字区,赵伯平的家乡陕西兰田县赵家村,都被打成“反党老巢”,全区、全村的民众都受到株连。习仲勋家是中农成份,上升为反动富农;赵伯平家原是中农,上升为恶霸地主。

不仅为《赵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受到株连,而且一切编写过刘志丹、谢子长及其他地方性革命历史的文章、书籍、歌曲、电影、戏剧、画册的人都受到株连,似乎不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革命,都不能说、不能写、不能画、不能唱。

所谓习仲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批习斗争中,着重揭批习的“反党”问题,对于路线问题,只是肯定了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1963年,以刘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才领导西北各省全面地清算和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前后两个西北局在称谓上有区别)书记时的路线和工作。全面清算的内容集中反映在1964年在西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林领导下,由陕西省委办公厅起草的《关于彻底清除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的文件之中。我没有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但却看过文件的内容。虽然建国前后我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同彭、习都有过接触。但是,我当时的任务是协助副主席场明轩先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于西北局全局性的路线和政策了解不够。看了1964年那个全面否定彭、习的文件,我才懂得,所谓“彭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实比毛泽东社会改革中的路线、政策、宽厚温和,是有人道主义和求实精神的,它大大减轻了毛泽东“左”倾路线对人的伤害,是有胆有识,难能可贵的。

一、关于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根据他在江西一带的调查,曾经提出地主富农户数应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七、八的控制数字,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全国土地改革的经典指标。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并提出镇反杀人的控制数字,“应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1949年8月4日,习仲勋作了“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根据西北局研究室和陕西省委研究室100 余份调查材料指出:“关中农村土地不很集中,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占土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他认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地主的“斗争方式,最基本的是说理斗争,并须与人民法庭的审判相结合。”“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1951年8月22日,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关于“镇压反革命”,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60% 的人。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四川把保长以上的敌伪人员都杀了,我们西北对保长一级基本上都没有杀。习仲勋不好指责邓小平等人在四川的作法,却找了一个借口说:四川的保长多半是胞哥,可能杀得多一点。看来,习仲勋当时是违心地为四川辩解,难道“胞哥”都该杀吗?

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运动。

1952年5月4日,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他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政策是: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和由“本族群众为生去做”以外,“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当时,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提得很“左”。虽然王震并没有把习仲勋放在眼里,但是,习仲勋对他也敲过警钟。例如:1951年4月13日,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对新疆省人代会讲话初稿,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报告中说:“这次省人民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是由选举产生的”,应改为“是由各地区、各群众团体、机关、干部选举产生的,以区别于将来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直接选举”。这个修改意见,既说明当时的选举不是公民普选,又说明习仲勋的主张是,人民代表将来是要进行公民直接选举的。

(二)镇压反革命项内,“首先在军队及政府机关中发动民主检举运动”一句可以不要;镇反对象中可不提“大回族主义”。由此可见,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习仲勋也不赞成把“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压对象。

(三)“克服民族主义倾向”应改为“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1952年,毛泽东发现了王震在新疆实行“左”倾政策的危害,派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去新疆加以纠正,并撤换了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王震和邓力群对习仲勋始终耿耿于怀。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习仲勋和平解决少数民族暴动的开明和高明的做法。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甘肃省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一次暴动占领了甘东的中等城市平凉;另一次,解放军伤亡近2000 人。怎样处理呢?习仲勋认为用武力镇压的办法不行,他在争取到伊斯兰大教长马震武的支持后,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争端。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给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历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请诸葛亮历害。”因为毛泽东讲过这个话,后来被传成:习仲勋对项谦十擒十纵。其实,没有十擒十纵,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习仲勋这些受到毛泽东赞成和赞扬的宽容明智的政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罪行,受到长达十余年的清算和批判。在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运动中,西北各省、区都进行土了改镇反的补课,补划了一大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西北各省复查的结果是:“四清”运动中补定的反份子,基本上全错了。所谓“土改、镇反不彻底”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习仲勋的土改、镇反和剿匪路线是正确的。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15日(半月刊/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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