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我写过一篇“也说民族主义”。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认识浮浅,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

按照西方流行的看法,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十七世纪以后在欧美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族主义,只是到十九世纪中叶,当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才产生了西方意义的民族主义。如果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是这样,问题反倒简单了。可是,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资源丰厚,而民主主义的资源却相当瘠薄。这正是我不得不面对的一份亦优亦劣、有利有弊的文化遗产。

法国学者雷楠在“什么是民族主义”的演说中说:“一群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不是由于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际遇,有一种共同的追念之情;而是由于他们具有在一个国家中追求共同生活与传递其遗业给其后裔的愿望。”无论按雷楠提出的前一种特征或者后一种特征来衡量,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由来已久的。

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或其他主义的词语,可是,从《尚书》、《诗经》和地下出土的金石铭文来看,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中国”这个词语,这是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标志。东周春秋时期已经把夏与夷、中国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区别和对立起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见《诗经》)“尊王攘夷”(见《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见《春秋公羊传》)这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吾闻用夏变夷者,来闻变于夷者也。”(见《孟子》)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东周以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平民,包括清末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在内,都把中国看做“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把外国、外族看做“胡虏”、“番狗”、“夷人”、“洋鬼子”。从来没有形成民族平等,本国与外国平等的思想。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在国势强盛的时候常常表现为对外扩张;在国力衰弱的时候,或者实行不失大国“面子”的“和亲”政策;或者一面妥协、投降,一面保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或者坚决抗敌,救亡图存。中国有些政治家和学者(例如:郭沫若、范文澜)宣扬中华民族一贯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地处中原的部族就在不断地东荡、西杀、南征、北剿,庞大的华夏族,正是在无数次政治的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侵略、扩张、兼并、同化的斗争和战争中逐步形成的。后来,秦始皇在吞并华夏六国以后,又征服了两广、交趾(越南北部)和黄河南北的许多部族。西汉的前四代皇朝常常受到匈奴的侵扰,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前期是反侵略,后期变为侵略。到了东汉,又把北匈奴驱逐到中亚以至欧洲去;同时使西域三十六国臣属于汉朝。汉光武帝还派马援镇压了越南征侧、征/的反汉起义。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唐高宗,通过三代人的多次远征,征服了高丽国,并使中亚各国成为唐朝的附属国。元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欧、亚各国的侵略,中国是被侵略者,不应记在中国的帐上。清朝乾隆皇帝的所谓“十金武功”,征服了缅甸、暹罗(今泰国),并将新疆、青海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固然,中国皇帝的对外侵略,大多不灭人之国,不掠夺财富,只要求被征服的国家称臣、纳贡,作为中国的羁糜州或附属国。但那只是侵略的形式较为温和,你总不能说他不是侵略扩张。中国汉唐的“和亲”政策,也是居高临下的“赐婚”,和亲的公主都是冒牌货;而那些同中国皇家“和亲”的民族,迎娶一个冒牌的公主,也引以为莫大的光荣。北宋对辽国的妥协、南宋对金国的臣服,虽然十分屈辱,但是宋朝还在摆阿Q式的架子,把妥协、投降称之为“安抚”、“和戎”。“鸦片战争”以后,战败的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琦善还把向英国求和,称之为“赐和”。真是“打肿脸还要充胖子”。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谭嗣同在他的著作《仁学》中认为:统治这中国的辽、金、元“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思想先进如谭嗣同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提出民族平等、国与国平等思想的政治家,孙中山恐怕是第一个。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天下观”,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其实,中国儒家的“天下观”,并不是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世界主义,而是要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去平定天下、同化天下、统一天下。这其实是民族霸权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中国积弱不振、受到外国和异民族侵略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挥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积极作用。例如:东晋以后,中华民族抗击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斗争;宋代人民反抗辽、金、元侵略、压迫的斗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蚕食和瓜分中国的斗争。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战争,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起了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当落后于中华农业文明的游牧渔猎文化侵入中国的时候,它起了抵制和同化落后文化的进步作用。当先进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又起了闭关自守、顽固排拒西方工业文明的消极作用。例如: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中国朝廷多次限制和禁止同海外各国通商;多次发生禁洋书、反洋教和反对发展近代工业、反对变法维新的野蛮倒退行为。谁说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文化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孔孟之徒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义和团反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战争,不就带有宗教战争、文化战争的性质吗?(当然,太平天国的思想文化也不先进。)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断性和排他性是很强烈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华文化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反,在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民主主义的资源却相当瘠薄。虽然,自西周以来,中国就有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见《尚书》)的民本主义,就有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易经》)的人文主义。但是,这种民本主义、人文主义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为主要内涵的民主主义。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只有依附于家国一体的群体,为人君或臣、为人父或子、为人夫或妻的“脚色”,却没有以个人独立、个性解放为特征的个体的自由人;同时又只重视个人对家、国应尽的义务,而漠视个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不可能产生“人人生来就有天赋权利”的人权观念;只能看到和重视由“百姓”、“众庶”、“群众”、“民众”组成的群体的人,而不会看到和重视你、我、他等单个的人。胡适和陈嘉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有民主主义传统,正是由于他们把以群体为承受单位的“民为邦本”和“民贵君轻”误以为以个体为承受单位的人权和民主了。至于钱穆先生说什么“中国古代绝无专制,最为民主”,那更是国粹派的痴人说梦。

再就中国民间的习惯来说,历代都是民反君、民反官有罪;君欺民、官欺民无罪。而且,以国贼与民贼相比,中国人更恨国贼;以民族英雄与人民英雄相比,中国人更敬重民族英雄。你要是问一问普通老百姓,谁是卖国贼?他们会冲口而出地说出秦桧、吴三桂、江精卫等人,而且切齿痛恨。你要是问谁是民族英雄?他们会冲口而出地说出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而且敬若神明。可是,你如果要问谁是民贼?谁是人民英雄?他们恐怕就会不知所云了!

二、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思潮

近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确实抬头了,不过,这种思潮并未发展到全国、全民的规模。海外有些朋友认为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转向”——由民主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向;或者认为它们的能量“是否也会改变中国发展的轨迹”;恐怕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从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来看,中国汉族和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不是民族问题,而是边反边犯的体制性的腐败;是社会治安的持续恶化;是国有企业二、三千万工人失业,更多的职工不能按期领到全额的工资;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业成本增高,苛捐杂税繁重,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和相对下降,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像潮水一样地涌入大、中城市;教育商业化、贵族化,大、中、小学就学难;等等。

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在四部分人中滋长和蔓延。

第一部分,是某些当权的领导人(也不是全部或大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和战争中壮大自己和夺取政权的;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他们又敢于对苏联“老大哥”采取独立自主和对着干的立场。这恐怕是他们当时赢得大陆中国人信任的一个主要因素。现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有某种“恋旧”情绪,恐怕不是留恋他们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灾难的军事封建社会主义;而是留恋他们一度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民族主义。中国大陆某些现在的领导人也想效法第一代领导人,竭力宣扬爱国主义,企图诱使中国人热爱他们以党和政府为象征和实质的“国家”,借以维护少数党的领导人所控制的政权。但是,中国大陆现有领导人在运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方面,不可能取得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那样的成功了。这是由于:

(一)时代不同了。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包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面临着民族危亡和积弱不振的局势,倡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然是因利趁便大得人心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信息交流和维护和平、保障人权等几大事业的全球化;随着地区合作的广泛发展和联合国及其各种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人类相互交往、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增长了,在世界潮流中,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的因素和影响一天比一天超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国际环境远远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了。

(二)现在的中国,既没有外敌入侵,又没有强大到可以对外扩张的程度,民族主义在国内也缺少发展和膨胀的条件。

(三)中国大陆现在的领导人在国内遇到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没有遇到过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他们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就说明他们时刻感到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人心不稳定,因而就要实行“安内压倒一切”的方针。为了安内,他们不敢支持反而压制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的正义活动,不敢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再祭拜战犯亡灵,一再在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对中国挑衅的行为。一八五八年清俄天津条约和一八六零年清俄北京条约使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大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即:今天俄国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管辖的地区),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公开承认那是不平等条约,并且决定把占领中国的领土全部归还,但却没有执行。此事虽然过了国际法规定的追诉时限。但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都没有承认那两个不平等条约,也没有表示放弃收回中国那一大片被占领土。可是,现任政府却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东段边界协议》,这就等于在法理上承认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划定的不平等的边界。对于美国和欧洲大国,也只是在人家执行《世界人权宣言》关注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中国国民人权的时候,恼羞成怒,无理取闹;同时不惜牺牲中国的经济利益来收买那些见利忘义的政府领导人。在真正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例如:在南中国海擅自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他们连东南亚的小国也不敢得罪,遑论西方大国呢?

第二部分,是那些在欧美受到各种“后”字号思潮的影响而又不了解中国大陆真实情况的人。

这一批人都是在西方国家留学或进修过的知识分子,有些已经回国,有些尚未回国,这些人在西方受到“后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冷战时代”等各种“后”字号思潮的影响,他们对西方主流社会持否定态度,对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持歌颂态度,从而滋长了依附中国政府和盲目反对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对于这一部分人,我想揭示这样几点:

(1)在西方出现的各种“后”字号的思潮,它们揭露西方社会的弊端,有些是中肯的,有些只是局部现象;它们的共同缺陷在于只有否定的观点,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是不足为训的。

(2)中国大陆目前还处于前现代化、前工业化以至冷战时期(在东亚冷战并未停止)。各种“后”字号思潮,即使有几分真理,无奈药不对症啊!

(3)那些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对于中国大陆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公平和政治上的受迫害,是“隔岸观火”;对于中国大陆泡沫式的经济繁荣,是“隔岸观花”;他们没有切身体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这就如同汉唐时代的佛教徒,把富强的中国看作“苦海”;把落后的印度看作西天极乐世界一样。

(4)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在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代表性,就是在中国去海外留学、进修的人员中也缺少代表性。据中国大陆《现代企业报》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黎念青报导:截止一九九六年底,中国大陆去外国留学、进修人员共有二十七万人,其中公派留学、进修者十三万人,多为短期培训和进修;自费留学、进修者十三点八万人,多为长期学习和攻读学位。现在,公派人员回国者八点五万人,占公派人员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一五;自费人员回国者四千人,仅占自费人员的百分之二点八七。而依附中国现政府者在公派留学进修人员中也是少数。他们花了政府的钱,在政府有公职,回国以后又享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为政府说话,代政府发言,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他们有多少代表性呢?

第三部分,是一些新的国粹派。新国粹派的武器之一是“亚洲价值论”或“亚洲工业化模式论”。“亚洲价值论”的创始者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附和者是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的一些新儒学倡导者,还有一些外国籍的汉学家。他们认为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种以儒学为精神动力,在专制政治下实现工业化的“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韩国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先生曾经发表了一篇精采的论文来驳斥李光耀等先生的观点。这里不去重复金大中先生的论点,只要分别剖析一下“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过程,就不难发现所谓“亚洲价值”是站不住脚的。香港经济发展的优势,正如香港一些企业家所说,在于自由:投资自由、信贷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信息自由;香港的法治和廉政也居于世界的前列。这些优势,同极权政治和儒家学说,毫无关系。台湾和韩国曾经有军事独裁的政权;但是,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起飞,并不在独裁政权强化的时期,而在民主政治开始实行之后。现在台湾当局的口号不就是“自由、民主、均富”吗?新加坡李光耀政权是比较专制,但是,新加坡只是一个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信息的集中和传递都很方便,行政也如同臂之使指,比较灵活。同时李光耀先生自己也说过:他们实行的是全民选举制度。“由于我们在任何一届大选中失败的可能都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做到小心谨慎,不滥用权力,而且满足了人民的生活愿望,证明了我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至于儒家重视道德、人情和家族血缘关系,这些因素在“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初期,可能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当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提升以后,台湾、韩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家族关系和私人情面,对于实行民主、法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现在的韩国不是正在加大“西化”的广度和深度吗?现代化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工业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些因素都来自西欧和北美,并不是从儒家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因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不是亚洲化。亚洲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至多是“西体中用”,而不是“中体西用”。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人们也许会融汇中西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新的价值。但是,现在并不存在什么“亚洲价值”、“亚洲模式”。

“新国粹派”的另一个武器,是“中心转移论”。《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就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耸人听闻的口号。他们的意思大约是:西方蔚蓝的文明已经死亡,炎黄子孙的黄色文明应该掌握世界霸权,成为世界的中心了。就各种文化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来说,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埃及、巴比仑、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其美国独立运动以后,西欧、北美的科学、民主、市场、经济的文化又成为世界的中心。现在,“欧洲中心”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今后,随着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勃兴,世界恐怕会进入一个多中心的时代,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明成为全球唯一中心的可能性恐怕不存在了。

“中心转移论”的主要论据是:西方文化已经暴露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人际关系失调、生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只有用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重义轻利、勤俭节约、持中和谐、天人合一等优点来加以弥补和代替。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明两点:

(A)西方文化中的优势和弊病,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过、难以回避的。我们不能超越阶段,因咽废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陈独秀给毕云程的信件讲过这样一段话:“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囿于现象之故。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方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是皆囿于现象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为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种心理之人也。”梁启超写过“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的论文。他说:“故语以开铁路,必日恐防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日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日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日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变武科,必日恐民挟武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日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但防弊愈密,为弊愈甚。最后,梁启超作出结论说:“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陈独秀、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B)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丰厚、精粹的思想资源。不过,这些思想资源,如不按照今天和未来的情势与需要加以再创造,是不能起积极作用的。例如:西方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如果同儒家的“重义轻利”和“克勤克俭”来代替,就违背了物质利益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的原则,也可能违反消费刺激生产的规律,会降低生产效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把利看做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把义看做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并使之相互结合,把勤奋界定为有效益的勤奋;把节俭界定为量入为出(出入都包括资源和钱财)。那样,中西互补才可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持中与和谐,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儒家实现持中与和谐的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道家实现持中和谐的方法是“无知、无欲、无为”。如果用这些方法来克服西方竞争过激、消费过度而造成的人际关系失调,药不对症,根本不能达到持中和谐的目的。“天人合一”,的确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很独特很精辟的思想。但是,“天一合一”包含着天象和人事契合、社会与自然界合一的思想,我们能够用这些思想来解决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吗?至于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那是完全不能代替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西方的个人主义不是缺陷,唯我主义、极端利已才是缺陷。因为个人主义,就权力、义务和利益,都要以个体的人为承受对象,每一个人都要维护和行使自己的权力、义务、利益,同时又尊重而不妨害其他个人的权力、义务、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人权、民主、法治的基石。中国式的群体主义则是:个人被抽掉了,群体被架空了,人民被抽象化了。这样的群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集体”,就是没有自由人只能受强者操纵的联合体。它不可能成为人权、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代替西方的合理的个人主义。

我这样讲,是否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爱好和感情。不过,我对传统文化有这样几点看法: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精深的,但是就学科来看,有所长也有所短。例如:中国的实用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医学、兵学是强项,而且独具特色;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是弱项;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各门自然科学以及法学、政治、社会学也是弱项。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的方法论和逻辑学,就是属于强项的文学、艺术、医学、兵法,也要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例如:我们在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学习的课程,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中国文学、中国美术、中国音乐、中国医学也经过西方科学方法的研究和整理。

(二)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站在古人积累的学术文化的塔尖上去创造新的思想,得出新的结论,而不是爬在古书堆里去吃祖宗的现成饭;是为了融汇中西文化去重建新的中华文化,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古人的思想,或者用简单的加法煮一碗中西文化的大杂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学习那些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例如:蔡元培、鲁迅、胡适,他们的著作至今还收入《国学大师丛书》之中,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坚持学习、整理、批判、创新的学风。目前健在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他认为重建中华文化不能以儒学为基础。另一位人文科学大师王元化在他的《思辨随笔》中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民主、个性、人权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其蕴藏极其瘠薄”。要重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不能以“中学为体”。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四部分,是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是汉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引起来的,而是现政府的专制和腐败激发起来的。所以,他们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权问题,民主化问题,真正的民族自治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他们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问题,不一定要从中国分离出去,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信息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大国分成小国,小国再分成更小的国家,反而会引起战乱频仍,经济衰退,未必是好事。当然,这些问题需要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和人民自己去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抉择。

三、正确对待中国的民族主义

爱民族、爱祖国,是人类的一种天然的感情,尤其是崇敬祖先、热爱故土、珍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人,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更加浓厚。对于这种民族意识和感情,我们必须尊重而不能反对。如果反对,就会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反感,实际上也反不掉。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自封为国家、民族代表的权势者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维护他们反人权、反民主的专制统治,要防止民族主义向民族利已主义和民族霸权主义方面恶性发展。

怎样才能兼顾到以上两个方面?

首先,民族主义必须从属于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由于:民族主义反映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反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民族主义只在人类尚未进步到消灭国家界限、民族界限的时期起作用,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却是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这说说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适用的空间大于民族主义,适用的时间长于民族主义。因此,民族主义必须从属于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追求本国、本民族的发展的时候,必须促进而不妨害全世界维护和平、谋求发展、保障人权、保护环境的共同利益;在制定和执行本国、本民族的法律、法令、政策的时候,必须遵守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确定、本国也曾经承认的国际公法和公约;同时要积极自觉地履行本国、本民族的国际义务,努力推动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早日实现。

这种从属于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利已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霸权主义,而是平等的、民主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在解释“三民主义”的讲话中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国要同外国平等”,“在国内打不平”,“在国外打不平”、“打专制的不平”。也就是孙先生在他的遗嘱中号召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其次,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必须以保障人权作为主要目的和中心内容。一九八九年八月产生的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权利。”。意大利民族主义领袖马志尼说过:“民族是上帝指定为人类谋福利的工具”。前苏联杰出的人权战士萨哈罗夫说过:“人权似乎是唯一能将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宗教、科技主义统一起来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保障人权对民族团结和消除苦难是一条康庄大道。”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保护本国、本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平等权利,或者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借口压制和侵犯本国、本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或者侵犯外国、异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霸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本民族人民就不能认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黎巴嫩杰出的诗人纪伯伦在他的散文诗集“泪与笑”中写道:“我热爱祖国,……可是,如果我的同胞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所驱使,屠杀无辜,使孩子们成为孤儿,让妇人变成寡妇,使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那我就会对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感到憎恨”。这正是以保障人权为主要目的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的思想感情。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由谢晋执导的电影《鸦片战争》,突破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作斗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公式,把先进的工业文明同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冲突作为主线,既批判了英国帝国主义支持贩毒、侵略中国的行径,又批判了满清政府和官员们的愚昧无知、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反映了落后的中国“战也败、和也败”的困境,同时反映了英国议会主战和反战的争论。这部电影是按照中国学者研究鸦片战争的新成果编导的。这说明:中国知识界已经突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更进步的层次。这是可喜的现象。我们相信:中国知识界的进步将会带动全民族的进步,今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可望得到合理的、良性的发展。□

北京之春1998年月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