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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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罗荣渠教授的《美洲史论》

从收入这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为罗荣渠教授的《美洲史论》作序的时候,他已经是古人了。

第一次见到荣渠是1991年在大连召开的一次讨论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的纪念的拉丁美洲学会上,他给我的印象是立论正大,思路缜密,是一个难得的学者。订交以后,我们也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在广州召开的中美关系史学会上,当时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溜会去参拜久已慕名的南宗六祖的道场光孝寺与六椿寺,我知道他兴趣广泛,相约同行,回来几乎误了晚上的宴会。我与他的交情真可谓以会议始,以会议终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个慷慨豪爽,童心未泯,而且生龙活虎的人。我比他痴长几岁,他视我为兄长,而竟会先我而去,真是世事难料,出乎意外的事情。1996 年6月,我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在坎布里奇作访问研究。有一天,北京大学的刘文澜同志因为要找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来到我的寓所,闹谈中,我提到“你们的罗荣渠教授是研究现代化的一把好手”,不料她的反应竟是“他已经过去了”。我一时惊呆,久久说不出话来。直到我8月份回国以后才看到他的讣告,知道他是以大面积心肌梗死,辞然病发,来不及救治而死的。

荣渠活了69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以虚岁计算,正合杜甫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年,说起来也不算短命了,但是接近年来的实际,以他的精力,再多活个十年甘年,也并不稀罕,何况他的学术生命刚刚因为改革开放而进入新阶段。仅从这本《美洲史论》所显示出来的轨迹看下去,他实在应该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有更多的贡献。出国以前,1996年1月,我还看到他《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2月,我又看到他《走向现代化的中园道路》。虽然荣渠自己很明白预言历史是近乎办不到的,但是这又是负有创造历史的天职的人类不得不做的工作。

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然而天不假年,遽然撒手,这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悲哀。荣渠是在极左路线的时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 响,从荣渠的遗作看,转折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七十年代底为分界线,前三十年的国家目标是世界革命,后二十年的国家目标是现代化。荣渠是我国有数的专门研究美国和美洲的史学家,他前半期的著作主要是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后半期的著作则主要是讨论中国实现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志趣判然有别。但是,尽管如此,荣渠的学风还是与众不同。即使是在前期,他的文章也无不是论证细密,反复质难,看得出他对理性的要求显著地高出流辈,这一点只要一读《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这样的论文就可以了然。它与当时那些高腔大调,一味以气取胜,以势压人的文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历来相信,不管哪一种理论,只要你真正“坚信”它,坚持不懈地与事实对照,与其本身的逻辑对照,与自己的良知对照,有求是之心而无自欺之意,最后必然能凭借“人”所固有的内在理性的强大逻辑而接近真理。可以想象,荣渠在他钥而不舍、广征博采的追求中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开放改革之初的1980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继续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做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

就在这篇文章中,荣渠还提到“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面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好一个“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荣渠一定是深深感到了几十年来的斗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造成的伤害才说这番话的;然而,真正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谈何容易,如果能够以一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就很不错了,这当然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也是全世界,首先是主要大国的事情。如果能这 样,这将是人类之福。从那时起,荣渠的研究道路有了重大的转变,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主任了。他送了我一本书,是他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

如其副标题所说,这是《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这书资料搜罗宏富而精练,是一本十分有用的书。它使我惊讶地看到,我们今天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在三四十年代都已经提出来了,然而我们却竟还要在几十年之后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能看到荣渠写的《现代化新论》,现在要为他写的《美洲史论》急就章式地做序,也已经来不及补课,但是我相信他必有平实深入之论。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找到中国的病根,治愈中国的痼疾,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就是明证。

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本书中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大凡能懂得“发现”这个词儿的意义的人,也就会懂得这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发现”可以不要以世界史为参考系,那么美洲本来就是印第安人发现的,还有什么别的可说呢?然而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虽然多年以前,胡适就已痛斥其非,不过那还只是一个史学权威出于常识而发的义愤,而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一批驳,应当说已经一言定谳,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真是恨不能起莱渠于地下再来清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慎之案:在1957年以后,我已再不可能见到邓拓同志,但是我始终认为,博学明辨如他,1961年以马南邨的笔名在《燕山夜话》上发表的“慧深发现墨西哥说”,只是想使当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极度紧张与压抑状态的中国人轻松一下。)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读者推荐的一篇文章是《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一篇考证文章,其实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荣渠通过从地理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考核名物到穷研心理……详征博引,条分缕析,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中国人固然以考证见长,但是像这样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还实在并不多见。我们要继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传统,就要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

哥伦布不论其个人品德如何,才力如何,总之是历史选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天命选定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从他远航美洲开始(可怜他到死也不知道他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有了什么样的发现,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人类就开始了全球化的时代。人类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以后,出于求生的愿望,在世界各地辗转流徒,在极其不同的地理气候与生活环境中形成了大小不同的语言、文化以至肤色、体质都各不相同的族群,尽管彼此间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始终不断,但是直到1492年才发生了可以称为全球性的大会合。以后发生的地理大发现,商业大革命,以至工业化,现代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统以此为动力和条件。识力超群的梁启超就看到哥伦布是使“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的人物。但是哥伦布也成了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老祖宗,当然要因此而受到诡病与攻击。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尽管可以由于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如改变成东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甚至多元主义即无中心主义,或者如熊十力解周易以“群龙无首,吉”为极致,均无不可,全看历史如何发展而定。)但是,梁启超所谓西方“以动力横绝天下”五百年的历史事实却是超乎价值判断之上而不可能改变的。哥伦布开始了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只是到第一个五百年结束、第二个五百年开始的时候,全球化的概念才真正进入人类的意识,全球化是祸是福,正在开始引起全人类的注意。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我特别痛感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的稀少与可贵。

仔细披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被认为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文入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粹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荣渠执教北京大学凡四十年,培养了一些学生,我希望他们能继承他们的老师的志业,真正做到薪尽火传。但愿我的希望不会止于希望。

(1997年2月19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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