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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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大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

从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多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开展,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56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1958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血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6月8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会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4月30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

《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将近半年以前的既定决策。这个决策才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才是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的转折点。

这里指的是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和共两万字,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对付的理论了。这两万字中,可圈可点可摘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这一段比较最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在这篇讲话的上下文,毛主席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还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他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

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点,毛主席自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当然,“有人”又会说,“你那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呀?”但是,毛主席在6月8日以前近半年时间里,每次讲话的时候,确实都没忘了说:“毒草锄了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你没有参透其中奥妙,你只好自认晦气。

看了这些话,对于《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本来是不应该惊讶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感到始料不及(其中一些人是大感痛快和解气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次会议是党内高干会议,与早两个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那一次是引蛇出洞的方针初见端倪而尚未最后决策的会议)相同,传达的范围有限,就我本人来说,就因为随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两次传达都没有听到(前一次略知一二)。第二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动极大。在全世界包括整个在内,都引起了一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必须改弦更张,更加宽容、民主的印象。毛主席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党在1956年全年都有这方面的言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地作好“引”的工作。其第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以及其开放的口吻,甚至极有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接着,他又在3月12日邀请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内容更加开放,提出“不要围剿王蒙”、“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鲁讯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现在不是反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3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风尘仆仆一路南下。3月16日起程,3月18日在天津,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月份又到杭州,自己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游说大家鸣放,这样一直到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毛主席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也是一位制敌机先的前线总指挥。5月1日整风正式开始。因此《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一种不和谐音夹在中间不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好像连后来成为反右积极分子的党员干部也没有怎么注意。所以毛主席才一再说党内干部有百分之九十想不通他号召鸣放的主张。

关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既然是秘密报告,中共当然也不会公开宣传,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知道的范围很广。因为中央决定把朱德从莫斯科带后来的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小册子,封面上题目都没有,只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因此这个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传播极广。另外外文书店还发售美共的《工人日报》,上面也载有报告的英译文全文,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尤其是毛主席当时一再发出要打防疫针,种牛痘的主张,《参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2000份扩大发行到40万份,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订阅。看来他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因此,这个报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按:《参考消息》不能登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但是可以登各国的反应。)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时已在6月19日,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而且其中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却增加了本来没有的六条政治标准。至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已到1964年,不但上面提到的话完全不见,而且只剩下强调敌我矛盾的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大起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怎么也不能信服这是“阳谋”。

对于毛主席来说,虽然前面已经说过,他身经百战,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与屈辱,但是苏共二十大给他的刺激也许是最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已经达到权力巅峰后的刺激。这个刺激看来支配了他晚年整整20年的生命。

1956年本来是毛主席认为“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开头就让他高兴。1月15日,北京公私合营的工人、店员、资本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还有农民和各届人士共20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毛主席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自1840年以来116年”的奋斗目标已经达到了。

毛主席是永远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是决不肯到此止步的。一个目标的完成在他只是第二个目标的开始,这年刚开始,他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话只有一句,新华社的同志因为参不透他老人家的心思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违抗毛主席指示”的批判,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图大略则是没有疑问的。一月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在会议的最后一年,即1月29日,毛主席讲了话,他一方面说到中国在各方面很落后,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在一二十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最多一百年……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并且一再提出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可以看出,毛主席心气有多么高,也可以看出,后来的大跃进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子里酝酿了。

但是,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1956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扫了他快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的兴头。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说明中说:

“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26页。)

毛主席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就是指那年春天2月14日至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上是闭幕以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以及由此在东欧以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他说的国内方面的事情是指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反冒进的社论,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凡听到或看到的无不毛骨悚然。连毛主席也第一次发明了一个词,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认他以为“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有这样的阴暗面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两点评议:“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当时,今春以84岁高龄逝世的新华社原副社长陈适五就跟我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说毛主席“一则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错误公开了。中共和苏共历史上争论的是非也可以公开了。中共受苏共的委屈可以一舒愤懑了。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压在中共头上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毛主席现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说毛主席“一则以惧”,是指过去历来被认为完全正确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竟是如此阴森可怖。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怀疑与指责呢?

可以说,从此以后毛主席心里就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赫鲁晓夫成了“万恶之源”。这块心病越往后越清楚。

毛主席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力主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并且以此思想指导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同时,看来也确实在探索一条比苏联较为宽松的道路。

这一点,其实在苏共二十大开始以前就着手了。毛主席在1956年1月初召集了34个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最后在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按当时人们的“觉悟”来看,可以说是充满了新意,可是并未公开发表。现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发表的是1975年7月邓小平为了要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而由众位秀才根据1965年底的整理稿再作修正后,请毛主席审阅批示“同意”后的定稿,然而邓小平随即下台,讲话竟延至1976年12月26日才得以发表,其时聚毛主席逝世已3个多月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与二十年前可称截然相反,因此文字也已与当初大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看得出许多十分宽松的提法,例如“你对发展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这样的话,现在的正式文本上还保存得有一些。我自己手头上还有一个听了第一次传达的记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派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抄不胜抄,就举几条作为例子吧: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对犯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习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

类似这样的许多话再加上一个多月以后(5月26日)通过宣传部长陆定一之口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都可以使人认为毛主席在1956年上半年的思想主要是在研究如何在中国走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路来。如果要根据事实说话,要奉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我们只能这样说,除非以后有新的材料发现。至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虽然还不大敢想,更不大敢说,但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在领袖的启发下,脑筋也已经开始在“动”了,或者用当时苏联流行的话说,开始“解冻”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后不久,就听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如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看来情况大致也确实如此。

1956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是七大以后11年才开的大会。中间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碰上了苏共二十大这样的懊恼事,全党与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但是他却并没有做什么大报告,只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据说还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直是耐人寻味而又捉摸不透的。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当时国际舆论的大背景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不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实际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对个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此,重视权位的毛主席看来是难以满意的,却又处于完全无法反对的状态。此中滋味,外人无法妄测,但是有一点却可以看出来,即对于从法理上说是八大最权威、最重要的文件的大会决议,他不甚关心,更不赞成。对于其中最重要的结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竟视而不见,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提出异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

这年十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兰因为党的第一把手奥哈布自动让步而完成了和平过渡。匈牙利则酿成了武力改变政权的暴乱。

据每天列席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吴冷西回忆,为对付波匈事件而讨论如何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毛主席又发展出了赫鲁晓夫“丢了两把刀子”的思想,说得最完全的还是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关于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了呢?我看也去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规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1页)

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的震惊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推原其始,他不能不归罪于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也及于列宁这把刀子。他当然会考虑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为一个63岁的老人,也应该考虑到自己身后的遭遇。也许可以想像,10年之后林彪说的“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发表赫鲁晓夫那样的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思想也开始在他脑海里浮现。但是,他日思夜想的是:中国决不能出匈牙利问题,决不能出赫鲁晓夫。他开始为“打防疫针”而运筹了。这就是后来说的“引蛇出洞”,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事情还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页)。他在经过半年的部署以后,发出总攻击令的时候说: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即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对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有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1957年6月8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

就在波、匈事件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派林克来征求王飞和我对于波匈事件的看法。我竟不识相地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议,殊不知却正好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当然,以毛主席超速运转的脑袋也并不难创造出别的一个名词来)。他在几天以后(11月15日)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大民主”。但是又告诉吴冷西说:“回去不要批评他们,他们是好同志”,又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我当时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后来当了右派再回想起来,却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大家现在都已知道,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毛主席决定在1957年整风,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的,并且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6页、328页)。这些,都别有深意。

所以我的体会和判断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后过了一个年关,跨度近两个月。这也符合毛主席历来作重大决策的习惯,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在此以后到6月8日近5个月干的事就是“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其实,毛主席自己倒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反右大体告一段落以后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说: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就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

说实在的,最早提醒我这一点的是王飞。他在和我一起受到批评后,就一再对我说:“我们闯祸了,犯错误了”,叫我少说话,多注意,无奈我冥顽不灵,觉悟太低。现在王飞已经是82岁的老人,患老年痴呆症有年,写好此文,再要向他请教已不可能了。

1957年6月8日一声令下,全国形势就一变而为到处抓右派。毛主席一改三个月以前的到处游说,而以统帅的身份坐镇中央,指挥若定。《人民日报》社论与党内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党内右派、文艺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战斗一年,挖出了55万右派分子,比毛主席最初估计的4000人多了百倍还不至。许多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到后来竟也一样成为右派分子。毛主席真是铁面无私。

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有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反右派斗争开始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就给它作了结论: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是敌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462页)。

瓮中捉鳖,虽胜不武!但是毛主席不管这一套,他的自我感觉有回复到两年以前了。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在反右运动中不知是由于谁的发明创造,又加上了“绝对”两个字。“绝对领导”的说法从此风行了二十多年。他现在又是无可争议的、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了。年初是他最近宣布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结束”,到年中他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一切都按他的神机妙算进行。他的一个信念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还可以大大促进人民战天斗地的积极性,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从此而来的。他现在可以来对付一年半以前针对他本人的、反“冒进”的倾向了。1958年元旦刚过就发出通知,1月11日就开始在南宁开会,着重批判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主席说它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9页)

有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打底,南宁会议当然是势如破竹。毛主席批评“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周恩来)连检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的气象。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

总之,从1957年的反右派开始,中国开始了20年的极左路线。一直到毛主席在1976年逝世才大体结束。

大跃进的出现是同反右派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到底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加了什么东西呢?恐怕还是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个新名词,所以林彪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被毛主席认为“一万年都会有”的“人民内部矛盾”曾经牵动过许多人的心(其中不少人后来“堕落”为右派分子),甚至许多外国人的心。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过去了,在马列主义哲学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也有必要与可能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新质的矛盾。就因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毛主席的威望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同人办报”、“司法独立”、“无罪推定论”……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实际上是都是在对毛主席无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中最有头脑、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志士仁人‘,内心想的是:革命政权可以改变为法治政权了,中国从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长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与经验带领赫鲁晓夫、铁托、哥穆尔卡……走上一条正常化、民主化的道路,使马克思的理想进一步实现。

但是这些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毛主席在1957年7月1日给《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的明明白白: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螭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得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是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页)

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已载入历史。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第三个里程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增加了哪些信东西呢?

“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毋宁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后,人们的普遍感慨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

唯一有点新意的是,通过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发明了不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阶级,而以思想化阶级的理论。到后来实际上以附和还是不附和毛泽东思想作划阶级的标准,前者就是无产阶级,后者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出现许多“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原因,虽然就是敢于“反对”的人是几乎没有的。这一点可以算是毛主席区别于”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地方。阶级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后,人们的普遍感慨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

原来,自从苏联在30年代在城市消灭资本主义,在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社会上就又有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劳动知识分子三个社会集团,在理论上已不能再说还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对斯大林的反对还是层出不穷(作为中国人,实在无法判断是真的“反对”还是只是斯大林自以为的“反对”)。一旦定罪,往往处于极刑。毛主席则别立新意,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可以成为敌对分子。当然批判、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声明这些人“不是特务”,因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就是我们经历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际的人唯一能捉摸出来的特点了。然而这一点,照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说,起源于延安时代,也算不得有多么新鲜。

基于这样的理论,右派分子虽然是人民的敌人,戴上帽子即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在原则上倒是没有被枪毙的。这点真是要感谢毛主席的如天之仁。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也大体如此。稍微有点区别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竟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这大概是因为有“特殊需要”的缘故。其他如彭德怀、贺龙……等无数的人虽然都是被迫害致死,到底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明正典刑”。张志新那样的人则属于鲁迅所谓的“暗暗的死去”。这些要算是沐“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的深恩厚泽了。

1956年,毛主席也曾跟着赫鲁晓夫批评过斯大林“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看来他后来也没有逃脱斯大林立下的榜样。

至于斯大林与毛主席关于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两国实际的破坏性影响到底孰大孰小,那只好由后人去细细比较研究了。

应当说,在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里,司法独立的国家里,本来就用不着什么“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理论。它纯粹是多此一举,无益而有害。

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是极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他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毋宁是他毕生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直线发展。

怎样看待1949年到1957年近8年的中国?

有许多书说到,党在这段时期也犯过各种“左”的错误。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对这段时期有一个大体平衡的看法,那就应该说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一切内乱外患都结束了。人民的生活绝大多数可说是温饱无虞。“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虽然种下了后来吃“大锅饭”,养成“懒汉刁民”的根子。是比之中国大地上百年未能平息战乱来,确好的不能比。普遍享受的公费医疗与劳保待遇使无数旧社会过来的工人职员感激涕零,说“以后不怕老了,不怕病了”。有人以亲身对比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要比战后日本人为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退了美国兵,这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饱受屈辱的中国人热血沸腾,矢志效忠新中国,许多人从海外奔赴祖国。确实,农村与城市运动不断,也有不少人受到伤害,但是每次运动到末了,都有甄别平反(从反右以后就再也没有甄别平反了)。总的来说,在人口有六亿之众的中国,实际无故受到伤害的还不能算多,而且按全国人民刚开始学习的新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新鲜理论,至少许多与自己无关的人也还可以以“难免论”来譬解。当然,这期间,还有两大冤案,即都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潘汉年案与胡风案,但是前一案件基本不为社会所知,后一案件虽然牵涉较广,但是在全国人民中,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也毕竟只占极少数,而且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定的“反革命小集团”,群众基本上也只有信服的份儿而没有多少牵涉,更不用说老百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在做经济工作同志眼中看到有不少问题,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却纯粹是伟大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水库铁路的建设,钢铁棉布的增产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应该说广大群众的估计和伟大领袖的估计相差也并不远。我们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人都在等待及亲身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使听到的人毛骨悚然。但是,人们一方面庆幸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方面还庆幸苏共给中共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敲起了警钟,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祸害了。

但是,反右派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从1957年的6月8日开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名义下,中国的阶级斗争绵延20年不绝,一批又一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都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身份被迫害至死,毛主席声言可以避免的“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竟成为事实。到他离开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受文革直接间接伤害的人竟上了“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在了三十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其中还包括作为毛主席手下败将的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

解放初期,毛主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是“似慢而实快”,后来的二十多年实际时成了“欲速则不达”了。

这个“大逆转”已成为历史的事实,是1978年以来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事实。

也许,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还推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它打击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碍甚至扭转了他开始的改革。毛主席还以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他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刺激了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结果当然不可能成功,又反而引起了毛主席的讪笑,《九评》的最后一篇就是批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的。

但是,在毛主席心目中,他是不会承认有这样的逆转的。反右以后,他的心气越来越高,他的平生大愿逐步实现,而且处于大发展,大跃进之中。从三面红旗到三个世界,从不断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也许只有到生命终了的时候,他老人家才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估计越来越长上(从几十年到几百年);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最后讲话上“我平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赞成的不少,反对的不多;一件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只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造成这样变化的关键就在他1957年的“引蛇出洞”上。

回头来看,毛主席的悲剧在许多前现代国家其实并不少见。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死而后已”。这实在是“理出固然,势所必至”。即使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也还有,只是没有中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因此造成的灾祸至少在规模上总还比不上毛主席而已。

据胡乔木说,毛主席曾“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毛主席晚年的命运也确实最近似于斯大林,他们都曾领导过亿万人民,受到过亿万人民的爱戴,他们统治下都不乏聪明智慧的人材而且后者都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都曾对他们“进尽忠言”。但是他们自认为、甚至被认为天才盖世,然而却甚至不能理解比较自由的环境中一个普通公民的常识,而一概打击之为毒草,为牛鬼蛇神,为人民公敌,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抛开他自己好象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只是对一个“权”字迷恋上。至少在延安整风确立了毛主席一贯正确地位以后,尤其在1945年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后,他的权威和威权就是绝对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了。

有不少事实足以证明他对权力的敏感:1948年,吴晗到平山请毛主席对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主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公认的朱元璋残酷暴虐的一面说成是为巩固其权力之所必需。1957年,毛主席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为“死人办报”。同时又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确实是像林彪所说的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自己知道这个权得来不易,因此抓住了就决不放手。如果也有松懈的时候,那是有意的,为的是好更牢牢地抓回来。其结果,不但害了国家、社会、人民,也害了自己,当然在他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那已经是“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刚结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后来被定为“右派报纸”的上海《文汇报》就急忙组织人翻译了久居苏联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在报上连载发表,一时反应强烈。据吴冷西传达,它也引起了“中央‘的兴趣,”大家”特别注意她引用的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遗憾当代是,他老人家自己最终也没能逃脱阿克顿的论断。

在阿克顿的故乡与许多国家中,专制统治的毒害经过反复的反思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无奈我们中国离这个标准还太远,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是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可能懂,还不如说他不愿意懂。连刘邦都能听得进去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

这篇文章大体上也还是按照中国式的也就是毛泽东式的思路来写的,譬如“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理论,唯一可以讲得通的就是如有些右派分子以为的那样,它是由革命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的标志。然而这确正好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也不得不为此而费了不少笔墨。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毛主席的问题,必须跳出他那自我循环的理论,但是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人物了。

这个历史的逆转一直逆转了20多年。到80年代中国又开始要走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莫说社会风气的衰败和人民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1957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白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补上。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是遗憾的是,“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象并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才敢说。事实上省委书记一级人物同类说法倒不难找到,不过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以后,未来的史家再去努力,义山诗不云乎:“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1997年9月,被划为右派40周年初稿
1998年8月,最后修改定稿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347-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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