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的媒体人马家辉的第一部小说《龙头凤尾》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发行 （Slatkine & Cie出版社）。这本书通过主角陆北才的一段人生轨迹刻画出上世纪30，40年代香港底层社会里，一群敢爱敢恨的黑帮成员与妓女等人的生动肖像，也通过主人公与英国殖民地的警察之间的一段感情交织展示出香港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作品呈现出深刻的人性关怀。黑道，白道黄道自己的道，黑帮妓女有血有肉。人生没有对错，只有偶然造成的必然和命运的错乱。
法广：作为一个深受欢迎也很成功的散文和评论作家，写小说可谓是个“华丽转身”，而且可能也更能展示作者的情怀和对人生的关怀？
马家辉：首先，有一个说法很有趣，认为小说是最安全的。小说是虚构的，非小说就是非虚构，所以写小说的人和读者都知道小说内容是虚构的，这对作者来说其实是最安全的。但是很多小说家，尤其是初写者都很难避免将自己说话的口吻、经验和想法写进去，但毕竟还可以说这是小说，不关己事，是编出来的故事。因此，小说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表达方式。对小说内的事情都可以说不负责任。所以，如果你说读到很多马家辉的感觉和情感的话，我可以说那是假的马家辉，是小说和写小说的马家辉，是让我可以比较安心和放心的。这就是本质。
再回头说。我为什么在写作上有这样一个转型，开始动笔写小说呢？其实这也没有任何可惊讶之处。因为对于任何很认真写作的人来讲，写小说当然是一个挑战,。写评论和散文都有其本身很专业的部分，有需要的技巧，但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文学的领域里，很难讲这是否公平，但就有一个这样的金字塔：塔顶是诗，诗是最精炼的语言，用最简单和纯粹的想法去表达想法，感情和意向；接下来就是小说，还有戏剧、散文。所以对于所有写作的人来讲，小说当然是一个挑战。我身边也有很多小说家朋友，所以写小说一直在我的计划中，但我是个贪务虚荣的人，一直以为写散文和评论更加简单，手到擒来，因此这个计划就一直被拖下来。到了50岁后，感觉生命飞快流逝，应该对自己的心愿有个交代……
法广：想写小说的愿望自然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料。
马家辉：当然我并不是初写者。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散文，也写过一个近一千五百字的短篇。二十岁以后写评论和散文，所以写小说的问题就是要用另一种方式和深度去使用文字，这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心愿，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写得很慢。写评论一天几千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写小说时，每天大概写五六百字就感到精疲力竭 可能和我的年龄和才华不足有关。但也有不少作家都说写小说不能急也不能快。到了一定的年纪，阅读、思考和人生经验都有一定的累积了，最困难的就是要安心坐下来，像公务员一样。后来自己开始写小说，也体会到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写下来，需要非常刻板和有纪律才行。
对我来说，除了文字外，还有生活自律的挑战，推掉了所有的应酬，用了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完成了《龙头凤尾》的写作。也获得了两岸三地的一些肯定，我当然十分高兴。
法广：你在一个活动上曾经尝试用三分钟的时间讲述这本书的挑战，但这样的做法或许能够吊起读者的好奇心，但很难讲出作品的精华和灵魂。对费尽心血写出来的一部作品，这种做法是否有点儿“自虐”的成分？
马家辉：实际上，这不仅是对作者，对所有人都一样。如果我让你用三分钟讲述从三岁开始的生活，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所以我也只能讲出其中的精要。其实任何小说也都可以用三分钟讲出来的，如果我讲不好，那是因为我的口才不好。我个人还是觉得三分钟够了。当然不能讲出很多的细节，但是可以讲出大概及其精神，以及主人公面临的难以控制的生活无奈，人与人之间的错爱，背叛与忠诚等等。我觉得如果让我的好朋友窦文涛或梁文道来讲，一定会更加精彩。
法广：作者在写作时是否会有手握笔下人物命运，可以随意摆布的感觉？
马家辉：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全部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作者当然拥有上帝或神的权利。但是写小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当故事发展都中后半部时，作者就丧失了权力。
为什么呢？假如以《龙头凤尾》中的主人公陆南才为例，他已经成型了，走了自己的路：大陆一个乡下木工阴差阳错来到香港，当了龙头。他已经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精神，感觉和性格都已经逐步形成，这时候，一个认真的小说家就从一个全能的，手中握有大权的上帝变成了无力者，必须回到故事主人翁的本身，依照他的想法和性格，跟着他的命运走。碰到事情他会如何想，如何回答，是否会哭，做出何种决定等不是一个作者能够决定的了，一定要回到主人翁本身。所以写小说就有这样一个过程。
记得写《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写道这本书最后结局时，一个来找他的朋友看到他在哭，朋友问他哭的原因，他说小说里的主人翁包法利夫人死了。他的朋友就说，你本身是作者，如果你不让她死她也可以不死的，如果这个结局让你太伤心，不如不让她死。但是福楼拜说，我是我，包法利夫人是包法利夫人，她不能不死。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是她的命运，必须死。还有很多类似的小故事。
假如一个作者写小说到了最后还觉得自己是神的话，想让人物如何就如何，根据我很浅薄的写作经验告诉我，这个作品有问题，没有血肉，主人翁没有本身的命运，只有作者的痕迹。甚至可以很夸张的说，这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作品。
我是这样看我小说的经验的。
香港不冷血 而是高度现实主义
法广：香港是“东方之珠”，是繁华的大都市，是金融中心，但也有一种“偏见”，认为香港纸醉金迷，也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沙漠“或“政治沙漠”，而就在这个地方，从今年六月份以来年轻人持续为了维护自由民主而持续抗争，令世人刮目相看。作为香港人，你如何评价香港由反送中引起的逆权浪潮？
马家辉：如果要谈这个事情，就需要很多方方面面的资讯。我一直的看法和您说的前提不同。对香港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也有很多学者写文章去进行反驳，我也比较少用“偏见”这个词，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有偏见，自己没有。
也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那句话是在某种情绪下讲的，而且这句话也不太有具体的意思，或许没有指明是哪个领域，对“文化”和“沙漠”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标准，也不清楚。我本人根本不同意这个前提。
我也不同意香港人只管赚钱，不关心政治这种说法。由于我是写作的人，我比较喜欢与语言表述我的世界，所以我自己会说香港一点儿都不会冷漠，可是因为种种理由，包括这么长时间都是殖民地，同时香港人是由一代代的移民和难民构成的，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也有各种人以各种理由前来香港，所以香港一直以来既不冷漠，也不冷血，而是高度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也会关心，但会找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才会付出，而付出的方法也会经过计算。
比如，香港从60年代就一直有关于香港前途和政治改革方向的提案，不论是学术评论还是研究都有很多，所以并不是说现在才爆发关心政治的浪潮，所以我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很难谈，因为我们对香港历史，对有关香港材料的理解的起点不太一样。
从60年代以来，香港有所谓的“左派运动”，被人称为“反英抗暴”，或称为“左派暴动”，里面都提出了我们认为非常堂皇的口号和目标，要求民主、自由、反殖民地等。到70年代还有本土运动。60年代成立中文大学，让中文合法化，还有保钓运动……一直没有停过。”高度现实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会天天去喊口号，但该投票的时候就出来投票。做慈善的时候都出来捐钱。很多数据都表明，如果以人口比例而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香港人每年的慈善捐款居全球首位。所以怎么可能说香港人只顾赚钱，只会吃喝玩乐？所以这个前提根本不成立。
如果将时间和历史拉长来看的话，香港的运动和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现在出现的运动也是香港社会对于一个目标的追求，我认为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法广：港澳台三地在不同的体制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气质，你如何看？
马家辉：这个问题好大，我只能大概讲一下。谈到港澳台这三个地方就会碰到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每个社会的地方规模不一样，香港700万人，是一个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在香港这里居住，住久了就是城市人，生活习惯， 言谈举止和看待事情的角度，都会具有城市人的规矩，里面当然会有阴暗的一面，包括很官僚或很冷，所以我们必须从城市的角度来看香港一般的状态。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太大，各地人都不一样，有千种面孔，所以很难将大陆来跟香港进行对比，更别说其管制制度和社会运作也不一样。台湾也一样。
我可以举个有趣的例子。我经常在内地做演讲，也有学生会问我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有和不同，我的回答是很难讲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平时我跟年轻人聊天时，大陆年轻人的话语中经常有些关键字，经常听到他们说“当然、一定、肯定的、必须的……这些词，就是说他们对看到的事情有很多假设，有很多理所当然，如果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他的假设不符的话，他们就很焦虑，会问我该怎么办。就是说原来设定的必需的，一定的，必然的A的状态，变成了B的状态时，他们就束手无策，原因就是有很多预设的前提。
但在香港和香港人聊天时却很少听到这些词，这样的框框就很少，香港年轻人经常说的词是 “why not？”为什么不可以？如果看香港电影，总是可以听到一句台词是“怎么样，我犯法了吗？” 这句很简单的话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我犯法，除非法律规定不允许，否则就不要管我。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或“一定的”。
可以说内地框框比较多，但香港百无禁忌。我只能这样进行比较了。这当然也只是几万种差异其中的一种。
法广：您因为对李敖的兴趣，年轻时曾选择到台湾读大学，这也算是一段奇缘。当时李敖先生身上有哪些东西如此吸引你呢？
马家辉：幽默感吧。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还有就是他年轻时的勇气和敏锐。
有意思的是，我开始迷他是17，18岁的时候，我现在也还看到内地一些年轻读者也很比他，因为他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敢于牺牲，敢于批判的勇气对年轻读者特别有吸引力，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就去了台湾。
非常感谢马家辉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