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翁:

温床

共党党官自私的特殊性,在于能够“以公谋私”——那百分之一百,拜共党绝对统治的社会制度所赐,也就是“四个坚持”所坚决支持的。香港人,人人也在谋私,但决无可能牺牲一百万的利益,去谋一百的私,因为根本没有那种环境。但在中国大陆,却处处皆是这样环境,牺牲的一百万,是国家的。得到的一百,是自己的,共党党官的党性,在私利之前,荡然无存,这种例子,不知多少,一切全是“公”,全属党,那是党官得以公谋私的大好温床,在这样的温床之下,谋私若不蓬勃,那不但违反人性,也违反天性了。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廿八日

需索

听一些和中国大陆有生意来往的人,讲起和大陆做生意的经过,如果说的不是中国,是刚果或卢尼旺,那真值得开怀畅笑,可惜那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于是只好苦笑、惨笑。由于做生意,接头的对象,不是同样是商人,而是各级党官,于是怪现象就层出不穷,各级党官重重需索,层出不穷,不答应,压在那里,故意刁难香港人想赚钱。看紧得很,党官反正拿工资,压你三年五载,他又没有损失。这生意怎么做呢?商人头脑灵活,不但把党官的需索,打入成本之中,于是,皆大欢喜,宪法中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等于规定了肯定国家不会进步。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廿九日

羞耻

连日来提及党官营私,达到可怕的、难以想象的程度,共产党一直在执行的制度,是这种行为的大温床。用理论化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形,王若望先生的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把党官的心态和人的天性,剖解得透彻之极。王若望先生说:“非法的条件下私心和个人占有欲便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因为公有制既是全民所有,人人是主人,国家财富人人有份,因此有私欲的人都到”公“字身上动脑筋,拔他的毛,剥他的皮,并没有羞耻感。”——最后一句,更可圈可点,党官在香港接受“招待”,吃暍玩乐,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三十日

可悲

王若望的几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他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之后所写的,在中国大陆,自然无法发表,最近,刊登在《百姓》半月刊第一四八期上,精采绝伦,看了他的文章,才知道共党治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必然失败。那么优秀的意见。不被采纳,一定要“四个坚持”,那也真只好说气数。王若望在“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一文中,写中共党官的各种谋私害公的情形,简直令人痛心之至。中共把建设国家,使国家富强的希望,建立在各级党官的个人品德上,假设各级党官一定尽忠职守,为国为民,真是可悲绝伦。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没用

中共政策,根本上是虚妄之极的政策,把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放在如同海市蜃楼一样不存在的“雷锋精神”,或类似的精神上,假设各级党官,都公而忘私,品德高尚,党性坚强,这种情形之可怕,经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暴露无遗,而且,只会恶化,不会好转。根本问题是,就算各级党官,真正品德第一,也不能把国家建设成现代化。一个国家从落后贫穷,到富足强大,必需通过许许多多有才能的人,脚踏实地工作,才能逐步成功,而决不能依靠一大群品德高尚的人叫口号叫出来。叫口号的人若没有经国之才,又有屁用?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一日

遥远

中共各级大小党官,就算人人尽忠报国,没有建设国家的才能,一样吃力讨不了好,何况中共的这种希望,自欺欺人,各级大小党官,品德如何,全国人民到今时今日,已看得清清楚楚,而各级党官也公然为之,反正权力在手。谁能奈何?于是,情形之可怕,就到了“我们的官员丢公家一万元不会心痛,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元钱就不会如此慷慨了(引自王若望的文章)。”既没有品德,又没有能力,就算本来国家元气足也不堪摧残,何况本来就一穷二白,如何能彻底改变面貌?“现代化”的前景,何其遥远。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二日

不苟

早就不止一次指出——若是根本的制度政策不变,绝无法现代化。并作了比喻:丑女人可以通过手术,化妆术,变为美女,但僵尸,不论如何妆扮,都不能和美丽扯上关系。僵化到了这一程度的政策,怎么能和现代化搭上关系呢?王若望“必须革除……”一文,指出了“公营”(即党营)之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官僚主义的根源:“资本家和资本代理人在支出一元钱都精打细算,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官僚主义与他无缘。”资本主义社会,不论从事何种行业,事业是成是败,和经营者生死荣辱,连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三日

更多

曾有政协委员感叹:“人民政府的官真好当,一个单位,损失千万,主管可以一点责任也没有。”反正浪费的是国家财产,与个人何尤?这种“公害”,若说中共最高层未曾看到,那自然不对,看到了,所以才有如今实行的改革。可是,如今的改革,一再强调要进行到底,决不改向的“改革”,并不能真正促使进步,只是使少数个体经营者,在重重困难之下,获得一些经济效益,看来很多,但都是和“公害”经营相比较的多,由于在公害经营下,实在所得太少,才显其多,若没有种种来自“公”的阻挠,不知还可以多多少。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四日

异想

要改革,就要真正有改革家的气派,改、革,必需把旧行的那一套去掉,这才叫改革。决无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形态来。若是异想天开,以为可以那样,那是悲剧。真想改革,首先就得革掉没有能力,只起破坏作用,毫无建设性的各级党官之权。必需使人民有各种世界公认的权利,必须有真正为百姓办事,而不是没有好处就刁难的政府部门,要有真正的法治,要大大改去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的怪现象,要有许多许多天翻地覆的变化,才能通过改革,进入现代化。能吗?只怕不能,连王若望的言论都容忍不了,等于自己拒绝现代化。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五日

王亭之:

“街坊组长”整王若望

王亭之在番邦收到一份《百姓》,快邮递,盖乃友人欲王亭之先睹为快耳。该刊有一专辑,名“王若望挨批后的怒吼”,即是本期的戏肉。

由该专辑可以知道,大陆虽然推倒四人帮矣,开放矣,然而“街坊组长”始终末死。王若望给开除党籍后的际遇,以及“抄家”事件,即是大小“街坊组长”的杰作。

“街坊组长”不是权力中心,但却是依附权力中心而生存的动物。他们也有相当权力,盖“宰相家奴七品官”,或如广府人所言,“马屎凭官势”耳。

王若望一给开除党籍,他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偶然有个把敢发表的人,立刻就遭厄运。甚至连《康复》杂志访问他,请他谈谈养生之道,亦居然受到压制。这种情形,一定不会是邓小平的意思,盖“街坊组长”之所为。

至于王若望给公安局搜查家宅,而且给请去公安局问话,无非是为海外报章写了一篇稿,而底稿却给收买废纸的人发现,于是呈报“街道组织”,马上转呈公安同志,由是王宅乃起轩然大波。这种情形,曾经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一定可以了解其过程,自属情节惊险紧张,做张做致。

如果说中共中央,甚至那个被称为“左派堡垒”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决定抄王若望的家,捉王若望去公安局问话,查他的文章手稿,王亭之不信也。只是有“街坊组长”仰承鼻息办事,一沉百踩,才有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出现。

“中央”转左五分,“街坊组长”就转左十分。这种情形,不但是中国大陆目前的隐忧,而且亦是香港未来的隐忧。民主云,无非只是热血青年的一场美梦耳。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一二十日

王若望其实是反封建

《百姓》半月刊的“王若望专辑”,介绍了王若望的一些理论——王若望说,中国想有社会主义,但是却办不到,结果还是变成封建,原因何在呢?是因为跳过资本主义,这一跳跃于是造成先天缺陷。

对于王若望的说法,王亭之十分赞成。说老实话,王亭之自己就是封建社会的残余,因为王亭之并未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而童年所受者则尽是封建教育。因此对于中南海的领导人,亦不妨作如是观。他们虽号称马列主义者,但却实在是以封建心态来实行马列主义。因此毛泽东始终是封建偶像,邓小平则是老太爷。

王若望由是提出“补课”,即是趁着开放,乘机向资本主义吸纳一些东西,将封建意识清除。这种提法,自然非犯封建残余的大忌不可。若王亭之在大陆居高位,四围有一群“街坊组长”拥护,俨然往日的尚书相国大军机之流,王亭之也会哼哼然曰:“这个王若望,太过狂妄。”

所以目前若向中南海要求民主,可谓是妄想。香港人好一点,因为老太爷特准实行资本主义,因此还可以将民主挂在口边,然而王亭之所躭心的却是,一旦成为“特区”,会不会变成“封建资本主义”耳。——这情形,应该有点像目前大陆的“封建社会主义”。

王亭之对“街坊组长”口诛笔伐,原因就是,“街坊组长”即是封建的根源。老爷喜欢听他们的谗言,公子给他们带去花街柳巷,而且动不动就亮字号,即所谓“挞朶”,而他们的权力欲亦由是得到满足。有这种人存在,王若望却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即是影响他们的权力,是故王若望焉得不败耶。

在封建的灯笼下面,民主尚有何生路?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王若望与香港

桃丽丝用快邮寄给王亭之一份《百姓》半月刊,王亭之揭开一看,其中有一个专辑。名为“王若望挨批后的怒吼”。出动到快邮专递,盖欲王亭之先睹为快耳。

由这专辑可知,王若望其实并非反对社会主义,他只是觉得,走社会主义竟然变成回到封建社会,遂为此感到需“补课”而已。

补什么课呢?照王若望的看法是,由封建主义一下跳跃到社会主义,中间有一段空白,这段空白即是资本主义,因此目前应该补上资本主义的课。

这种见解,已经肯定马列主义,亦已经肯定社会主义,可是却依然受到批判,甚至因而被开除出党,原因很简单,乃犯了封建残余的大忌耳。——凡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人,相信一定会对王若望的提法会心微笑也。

自从九七问题提出以后,王亭之便发出警告,“小心街坊组长”,其实,这警告即跟王若望的想法如出一辙。“街坊组长”乃何等样人耶?他们只是一撮依附权力中心的权力分子。所以,他们侵犯人权与法制,但却以为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好事。犹如封建时代老太爷的小奴才,可以逼到金钏或呜凤投井,但却依然以为自己忠心为主,金钏鸣凤死有余辜。有这群人存在,不封建尚有天理耶。

王若望被公安局搜查家宅,即是由一个收买废纸的人向“街道组织”汇报,然后层层汇报上公安局。得了,王若望竟给海外报章写稿,报道上海大学生示威游行的事,因此自然就像“王保善家”一样,想起第一件事,便是“搜”,“街坊组长”之可畏乃如此者。要保证九七后香港依然有自由,照王亭之意见,其实很简单,只须确保不实行“封建资本主义”,一如王若望希望大陆不实行“封建社会主义”。

刊载于《东方日报》八七年八月二日

泼王若望冷水

《百姓》刊载王若望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前言——“本人因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容于中共。按中共的一国两制政策,港澳可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好比设置自然保护区,禁止狩猎。是故,我得网开一角之便,投稿于港澳报刊,大概不致以”煽动学潮“而获罪吧。”

这段“前言”,盖王若望愤懑之词。古人所谓“发愤着书”,即有如此类。

在此以前,王若望用笔名在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学潮”,此文稿遂成为公安局搜查家宅的借口,王若望的“前言”,显然即针对此事。“网开一角”,四字动魄惊心。最少,王亭之见此四字,悒然不乐者久之。且曰:“此即将来香港的祸胎也。”

“一国两制”当然是中共的既定政策,只是,中共是否注意到,“两制”即等于“网开一角”呢?

假如九七之后,这“网开一角”令到中共大佬感觉有点不自在,认为一应腐朽的东西都从此“一角”传来,且成为眼中钉的“自然保护区”,则此“两制”是否能够维持,抑或会用“一国”来压“两制”,此则非王亭之所知矣。

那时候,自然有“街坊组长”之流出来说话,曰:“不要老是强调两制,应该记住一国。”其言甚辩,且大义凛然,则“自然保护区”就可以成为狩猎场耳。

王亭之对王若望甚为敬佩,当然希望他能发表一些有利国家民族,且能让中南海诸大佬深思的言论。则此“网开一角”。亦未尝无益。

然而王亭之胆小,只怕九七之后,发表王若望者流的文章,对大局反而不便。你睇澳门,点会有“王若望专辑”耶。

刊载于《东方日报》八七年八月三日

责胡菊人老弟书

菊人老弟文席:

王亭之在海外,拜读老弟主编之《百姓》,其中有“王若望专辑”,题为“王若望挨批后的怒吼”。老弟与老拙虽常无酒肉之欢,然亦相交莫逆,读此专辑,岂敢无言。

老弟一向倡导民主,勇气可嘉。不似王亭之胆小,识得“民主”二字犯忌,就绝口不敢稍提。士人首重见识,故老弟之见识,实高于王亭之一千千米矣。虽然如此,王亭之对老弟发表专辑之举,仍不能无言,尚望冷静三思,切莫使酒骂座。

王若望撞板,连卖一迭废纸出街,这堆纸都会落在公安同志之手,成为搜查家宅的理由。既然如此,则其人之处境可知矣。今老弟竟为其人出专辑,且名之为“怒吼”,王亭之怀疑。王若望或者跟老弟有仇。

乜唔系哉,这个专辑一入中南海一些人的眼,必然会曰:“王若望这个人,有组织,有步骤,有纲领,与海外反共集团勾结,岂有此理!”跟着一拍桌子,气顶一阵,也许就算数了。但是,大人物身边一定有人侍候,这些侍候大人物的人亦必另有侍候的人,一层一层,好大一堆,王亭之统名之为“街坊组长”。老弟若少饮几杯干邑,就会恍然大悟,何以王亭之谓老弟跟王若望有仇矣。不过害人亦终害己,老弟主编的《百姓》,从此亦会变成反动刊物。王亭之为避嫌疑,以后决不会买来看(除非按期送来啦,会睇吓者)!

老弟年纪轻轻,热血沸腾,不及王亭之世故。然而不听老人言,错在眼跟前,亦莫谓王亭之言之不先也,匆匆不一,谨候时安

老拙王亭之顿首再顿首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再责胡菊人书

菊人老弟再鉴:

前奉一书,想已劳青注。既知已遗害王若望矣,料必神明自疚,怔忡失眠,食肉无味,饮酒无香。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耶!

然而王亭之不辞落井下石,仍想指出老弟更有一失,此失遗祸更大。老弟知后,理应深自痛责,闭门谢过。文章可以照写,但应已无舞照跳、马照跑之闲情逸致矣。

此祸为何,即是害死香港。老弟亦认为大镬否?

“一国两制”乃中共既定政策。当年王亭之曾起意撰写章回小说,名为《草委演义》,后来因发表无地(怕成为“不良刊物”欤!)终于打消原意,但有三几回目则已拟妥。其中有一回目云:“姬基主拍台谈一国,诸珠女挥汗掩两制”。这个回目十分精采,“演义”虽未写成,定可留传青史。因为这个回目。将“中央”与“特区”的观点分别得清清楚楚,十四个字已成为春秋史笔,乃王亭之生平得意之作也。

如果对这个回目能小心体会,老弟就不会兴高采烈发表王若望的“反动专辑”矣。王若望能够在香港发表文章,所恃者,乃香港为资本主义社会耳,既属“两制”,则将来必如是,换言之,即是顶心杉的制造工场。老弟聪明,一定会知道有什么效果。

那时候,“街坊组长”辈一定会出来说:“两制要服从一国,王若望太过猖狂了。”(不说胡菊人猖狂,即是“两制”落实,明耶?)

结果呢,“街坊组长”一定会落力将香港变成澳门。你睇,澳门何尝有“公安(修订)条例”耶。

拉杂书来,并非语无伦次,微言大义,尚祈自行体会。候近佳

老拙王亭之三顿首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二日

胡菊人:

奉答王亭老:珍珠何忍弃之

王亭老贤兄道席:

承赐二书,对小弟编“王若望特辑”严辞责备,自以为得计,必致小弟于神明自疚、怔忡失眠、食肉无味、饮酒无香之劣境。岂知小弟洞悉此奸,不忧反欢,不怒反笑,转而觉贤兄身在番邦,惧街坊组长仍然如斯,更觉王若望之言不得不发,王若望之文不得不编。盖其所言,反街坊组长亦其一也。如街坊组长之嘴脸因王若望之文而反掉了,亭老亦何必流落番邦哉!

固然,贤兄如今耳听亚捞虾,身配鲜花环,目看草裙之舞,身躺细沙之岸,风景如画,美女如云,此间乐,不思港,故人之常情也;然,贤兄实神明自疚,身处安乐,仍殷殷以同宗王若望安危为念,惴惴然以小弟做事鲁莽为非,又惧街坊组长为患中港,此乃贤兄平日语虽谐笑,然关切家国民生之心既热且诚,亦无形中暴露矣!你我二十余年相知,岂能瞒我哉。

近读一小书,中有“蚌病生珠”之说,因忆及如今王、方、刘其言其行,亦蚌中之珠也。中共此巨蚌近年打开蚌壳,吸取外物,保守派以为必引进资产阶级细菌,喝令关上,视外物渗进使共党致疾,因而大声对王若望等斥责:你们使共产党、社会主义生病,开除!

王若望等身为共产党员,接触外来思想,能以自力转化,使外来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发展为新思想,寻求救党救国之道,此即巨蚌中所发生的转化力也。共产党员中唯此三人能练成思想珍珠,光芒四射,为人民珍爱,为海外珍惜。独保守僵固分子视之为“致疾之由”,外来之沙,必欲去之而后快。此辈共党分子要将王若望等之思想珍珠,永远禁锢,不见天日,砍之毁之。若照王亭老所言,不应于海外发表,岂非陷老弟于不识珍珠之讥,驱小弟沦为胡乔木、邓力群之流也哉。此小弟万万不可答允者也。

中共老说拨乱反正,振兴中华,而王若望之言,无一字不是拨乱,无一语不思振兴。若此辑“据理直言”的文章,因而招致对王若望镇压,则中共中国皆无望矣,贤兄复责小弟如此“害人反害己”,所害又何来哉?凡正直之言,肺腑之论,即便受害,天下有是理乎?此贤兄当年险成为“半个右派”之震惧,如今余悸不已,因而有此敦敦之相诫乎?而此辑文章,即为今天中共的试金石,看中共是否如当年反右之横蛮也,能不登乎,请恕直言,遥念不已,即颂安泰

小弟菊人敬上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六日

王亭之:

大陆只有一只病蚌

王亭之以两通公开函责胡菊人老弟,胡老弟乃以“病蚌生珠”的故事回报。珍珠一向由病蚌怀育,此固事实。唯若云,大陆唯王若望等三人能育出思想珍珠,则王亭之末之信也。喏,且待老拙细详其理。

自中共建国以来,一向只有一颗思想珍珠,曰“毛泽东思想”。此思想似属哲学,实际上乃属“教理”。一如佛学与佛教的分别,而且尤有过之,盖佛教尚能容纳许多门派,且容许各派争论,而毛思想则定于一尊。

所以如要以病蚌为喻,则毛泽东便是唯一独尊的病蚌。此病蚌生出来的珠未必光,可是人人拿灯光向之投射,于是便光若火齐矣。

现在王若望等三人,实在并非病蚌,只是指出病蚌所生的珠,光辉有限,且指天边明月而谓群众曰:“月光实在胜珠光,我们虽然不肯用月光照明,但亦不必认为天下之光,无有胜于此珠者。”

这一说,便有如《皇帝新衣》的细佬,一叫破便似十一人食一分烟,冇厘瘾也。最看不过眼的当然是大街坊组长。据说胡耀邦曾经保过王若望,胡耀邦一撞板,大街坊组长就自然非整王若望不可,因为凡街坊组长,一律靠这粒“病蚌生珠”来生存,倘若珠外有光,他们便会彷徨不知所据矣。

因此亦可以谈谈王亭之自己。王亭之深知,凡有一星权力在手的人,一定喜欢自己手下的街坊组长。你以为香港的官员不希望做街坊组长耶?(王亭之可以举例,不过此例明天再谈),希望之至,只是香港毕竟尚有法冶,是故才不敢耳。——非不愿也,是不敢耳。

职是之故,王亭之并不认为王若望可以改变什么,因为他纵属病蚌,生出一颗小珠,然而怀珠即罪,胡菊人兮可奈何。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八月廿日

胡菊人:

“逆反”与“心防”

王若望批评保守派,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令人佩服。对于“反资”运动推展不开,保守派提出了一个曲解,说是人民有“逆反心理”,但王若望则说,这不是“逆反”,而是中国人民有了“心防”。

“逆反”与“心防”两个名词都可圈可点,也表现了创出这两个名词的人站在什么立场。说人民有“逆反心理”的人,是近乎把自己看作皇帝的。说人民不支持“反资”,是对中共的“逆反”,罪名甚大,逆是“叛逆”,反是“反动”,既叛逆又反动,小毛泽东之流听了一定又想“千万人头落地”了。

王若望说“不!”这不是“逆反”而是“心防”。中国人民已经设置了“心防”,像万里长城一样防止敌人的进侵。这种“心防”之建立,是中国人民政治上开始成熟的表现。而这个成熟,是受了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等极重大的苦难与教训换取得来的。王若望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话。

政治上开始成熟的人民,才是能够进入现代社会的人民。中国人民再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你只要一声号令,他们就会盲目跟进。自五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人民自己是没有是非观的。一切的是非对错完全以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意旨来决定。即使是死路、是陷阱。也一样是跳下去,从来没有怀疑过领袖说的每一句话。

因此他们对被打成“右派”的人,被定为黑五类的人,一样是敬而远之,视他们为蛇蝎、为仇敌,决不与他们来往,在路上碰到也怒目而视。

这是很大的民族悲哀,毛泽东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最大的愚民政策,使中国人民或被威逼或被瞒骗的丧失了是非对错的认知的能力。

如今中国人民设了“心防”,便是对是非对错有了判别的能力。王若望认为这是人民的进步。

刊载于《东方日报》八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纵比”与“横比”

王若望在《百姓》刊出了他在大陆不能发表的文稿,其中一篇“横比有害论”,是直接向胡乔木、熊复等保守派发难的。争议的论点是:保守派认为“横比有害”,王若望则认为“横比有益”。

保守派不准许“横比”,所谓“横比”是拿中国大陆与日本比、台湾比、香港比、南朝鲜比,这样一比较,则中国大陆在“生产力发展速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民主等方面”,都要给比了下去,因此保守派认为这样比就比不出志气来。

他们喜欢“纵比”,即强调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人口跟这些国家不同,如悠久的封建文化啦,人口庞大啦,国土辽阔啦之类,拿来当作中国的特殊条件,亦即是以先天的弱点,当为比不过人家的借口。(但是文化悠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向来是自豪的优点,为什么一下变成弱点了呢?)

如果要横比,保守派认为要比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他们专挑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如台湾南韩没有民主政治啦,实行戒严法啦,独裁啦之类。尽量暴露他人的弱点,显示自己的优点。结果是夜郎自大、阿Q心理满足了,却不能得到从比较中求改革、求进步。

王若望这篇文章大概写于六月上旬,他已看出南韩的全斗焕要向民主作若干让步,但南韩局势的最新民主发展还未能看到。至于保守派以台湾一直实施戒严法来为台湾抹黑,六月中旬台湾也已废除了戒严法,王若望亦未述及。但是今后保守派要拿人家的弱点来衬显自家的优点。伎俩恐怕是愈来愈少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似乎是以新兴的民主潮流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来临。菲律宾、南朝鲜、台湾本来都行独裁政治;都在各自不同的形式下,踏上民主政治之路,中共是决不能视而不见的。

南朝鲜和台湾,都有程度不同的中华文化传统。人们一向的论调,是中华文化不可能产生民主。但如今南韩实行民主,台湾也实行民主,中共保守派要以中国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太久而不适于行民主的纵向比较论点,将告站不住脚。尤其是台湾,是一个纯纯粹粹的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社会,若走上民主之路,则不仅证明中国文化不妨碍民主,中国民族性也可发显民主。什么中国人一盘散沙、知识低下、不尚竞争、窝里斗、封建意识浓重、崇拜权威等民族性不适宜于行民主的论调,亦将一扫而空。看来中共今后若不彻底改革。不仅经济上不能“横比”,“政治”上亦无法“横比”,差距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廿三日

中华大地的擎天柱

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本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擎天三柱。他们若有一条被摧折或三条全摧折,那就是中国思想的倒塌,开放改革的夭折,中华大地将复回一片黑暗岁月。

此三人风骨之特别可贵,恰恰就是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为共产党作过牺牲。有这种漫长的共产党经验的人所作的反省,他们的话就更有可信度、更有说服力。有五十年党龄的王若望,即表示他以半个世纪的亲身体验,由少而长,由长而壮,由壮而老,痛定思痛,反复观察和思考,已经百分之二百肯定,共产党这样子搞是不成的。他们三个人代表了亿万人民及党员的心声。他们看出了所有的弊端,体悟到一切的问题,洞察了中共自己在思想上、观念上、作风上、政策上、体制上所有的困难。认识到若不彻底改革,党和国家都永远无希望。

这令人想到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雷震、殷海光等人,他们当初也都是国民党的人,为国民党做过事,但后来批评国民党及蒋介石也最厉害。如今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共产党身上。

国民党保守势力当年是恨极了雷震、殷海光等民主派的,如今中共的保守势力,也对王、方、刘恨之入骨。然而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党内保守势力所恨的,变成了人民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之所爱。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及知识分子,比当年台湾人民及知识分子对“异议者”的尊敬与支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晚了台湾二、三十年了。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仍然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那种无知愚昧、是非不分的阶段。但今天不然,人民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教训,再不让指鹿为马的谬种来在人民中逞强。

此次对王、方、刘之压迫,出党、批判、扣帽子、不许发表文章,这本身代表了中共还有一股极左强横的顽固僵化势力存在,是随时会出来肆虐的;可以把开放、改革拉回去的。这股势力决不仅仅存在于保守派里面,也存在于一般有权的元老及中下级党委之中,甚至也多少存在于邓小平观念之中,否则他就不会“反资”,认为“反右”还是必要。只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才觉悟到若这样下去,就是邓小平开放改革政策的自杀,因此才把“反资”运动急急拉回来。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敢讲真话的、有深刻见解的、能彻底反思的、看出问题的,竟然不能容,甚至压迫到他们把说对了的话也要认错为不对,又因此而获罪,则这个党国就是愚人国、就是唯命党了。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岑逸飞:

阴魂不散

《百姓》半月刊发表王若望的专访,其中有个观点,说新不新,我已曾在本栏多次提过。但这观点实在非常重要,如今经王若望这个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道出来,自然大大加强了说服力,以及可证验性。

这观点,就是认为毛泽东的阴魂未散,批毛不够彻底,毛泽东思想随时复辟回朝,极左分子再次举起毛泽东的旗帜,卷土重来。

这其实是中国的隐忧,也是香港前途的隐忧。中国本身的政局若不稳,香港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此之谓唇亡则齿寒。无疑,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天才的构想,可是,毛泽东那一套再回来的时候,还会容许这样的构想存在吗?

尽管当权者“拍心口”保证,请放心,不会再走回头路了,违反人民意愿的潮流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狠狠批毛呢?是形格势禁,还是别的什么?邓小平吃过毛泽东的大亏,但一涉及批毛,他就避重就轻,轻轻带过。难道“毛主席”真是恩深似海,曾当过他手下的都噤若寒蝉?这究竟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在作祟,给开国之“君”留点面子?还是毛泽东的影响力依旧存在,彻底批他会引致权力倾覆?

国内对批判毛泽东的立场暧昧,难免使我们处身海外疑虑重重。如今再经王若望正式点出,证明我们的疑虑并非无因。王若望说:“……毛泽东的阴魂,不把它批掉,随时随地会有地震,因为那些极左的人,始终在台上,还在当心肝宝贝,正好象最近声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二十年、七十年、八十年批下去,只要这句口号一直保留,极左的人都可以附在这句口号里,发霉发臭,来发动地震。这句口号本身是一个橡皮筋,可以收缩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好一句“橡皮筋”,有毛泽东阴魂存在,一九九七后港人就可以尝到滋味了。橡皮筋可以很松,大家相安无事,但一旦收紧起来,嘿嘿,可不是好玩的。除非中国学苏联对付斯大林,鞭毛泽东之尸,把阴魂赶绝!

刊载于《信报》八七年七月廿四日

另类共产党人

读王若望的专访,有若干界线要划分清楚,否则易生混淆,不知是非对错,立场何在。

一个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海外一些信仰西方自由和民主的人士,或是崇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宣扬私有产权者,会认为王若望是“同路人”,引为知己。

果如是,则国内批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就完全正确。其实“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打击持有异议者的一顶帽子而已。站在王若望的立场,他仍坚持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以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应该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正因为王若望有此立场,故此他对于被开除党籍深深不忿。换作是区区,你送给我一个共产党籍也不要,根本不稀罕。王若望不同,他若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应以被开除党籍而雀跃,从此可以脱离苦海;伹他仍以做共产党人为荣,对党籍有所眷恋。

因此我们看王若望,应该把他当作共产党人看待,是另类共产党人,与中南海许多领导分子有别的共产党人。我们自己若非共产党人,决不能与王若望推心置腹,只能作远距离的观察。说得好听一点,则是作同情的了解。

譬如说,我们看中国之病,是思想,是制度。但王若望不敢下这么一个判断,只能说:“造成我们国家落后、经济倒退、人民贫困的根源,是我们党领导错误。”但试想想,背着马列主义的包袱。任何人做领导,也是很难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

王若望赞成接受资本主义,论点亦甚奇特。他说:“中国希望有社会主义,恰恰办不到,还是回到封建,就因为我们跳跃,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

换句话说,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走回头路,他称之为“补课”。资本主义的阶段过后,便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正式来临。这种思维方式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非常类似,但王若望竟不见容于当权派,岂不荒谬?

刊载于《信报》八七年七月廿五日

七十老翁何所求

王若望不畏权势,对领导阶层据理直言,所关切者只为国家人民祸福,置生死于度外。有人担心他是否因此而惹祸,再成为保守顽固分子的打击对象。

我对此毫不担心,因为我想起了顾亭林。

明末清初的顾亭林,初时力守吴江。失败后为了光复明朝,仆仆风尘,走遍天下,通观形势,广交豪杰,积极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在晚年对清廷明确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有此殉道立场,清廷亦无奈其何。

现今的王若望,年将七十,我相信他的心情,也与顾亭林差不多。七十岁了还怕什么?横坚迟早要死,来日无多,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保守分子若要“整”他,是正中下怀,让他青史留名。陷阱已布下,看你们是否踏上来。

年龄与革命,是有密切关系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最有革命豪情,所以世界性的闹事,总是学生带头。老年人死期将至。自然也放肆,革命干劲朝天。中年人则顾忌甚多。自身、家庭、儿女,都成忧虑,是以最无革命精神,小资产阶级的怯懦性最大。

所以我认为王若望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他有点历史见识,正常不过。唯一担心的是他的妻子儿女朋友会否受株连。但这一套在文革时盛行,最受抨击,如今当权者若故技重施,是开历史倒车,与民为敌,找自己麻烦。目前形势,王若望应“搏”一“搏”,不用太瞻前顾后。

请参考《百姓》半月刊发表《王若望夫人述搜家经过》一文,访问者韦歌有一段极有意思:“在我向王老作首次采访时,羊子(按:王若望夫人)深怕打扰我们,故意礼貌地回避到另一卧室中去。但是第二天清晨七时,羊子突然给我打了电话,说王老昨天一夜都非常激动,对于海外同胞对他的关心,深表感谢……”

王若望何以激动至彻夜不眠?他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他已作好牺牲准备,而是关心自己的存在是否被承认,这就是人性。

刊载于《信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六日

项庄:

不屈的受压者

《百姓》半月刊以大篇幅推出“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大字标题称之为“不屈的受压者”,眉题为“凛凛风骨,荡荡襟怀,不畏权势,据理直言”。

这套标题相当煽情,但我最喜欢的却是最不煽情的“据理直言”一语。

一个人纵有凛凛风骨、荡荡襟怀,纵能不畏权势、受压不屈;如果不能据理直言,那也无非一条硬汉而已,必定还要能够据理直言,则不仅是硬汉、好汉,而且可能成为国士。

反过来说,骂人越过了直言的范围,甚至不能据理,虽然不畏权势这一点可敬,却到底不能产生建设性的效果。

在一月政变中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三剑侠,刘宾雁韬光养晦,音讯杳然。可能在构思“第三种忠诚”;方励之仍可出国,仍可在北京机场泛论民主,予人扑朔迷离感;王若望却受批不退。受压不屈,处变不惊。

王若望在大陆已失去发表文章的自由,但他继续埋头苦写,把原稿交与访问他的美国学人带到香港以真名发表。

在《百姓》刊出的三篇大文章:论中国人的“心防”,驳胡乔木的“横比有害论”,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在驳胡一文中,王若望加了一段前言:“本人因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容于中共。按中共的一国两制政策,港澳可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得网开一角之便,投稿于港澳报刊,大概不致以煽动学潮而获罪吧!”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九日

走到了一起

王若望在评“横比有害论”一文中,引述邓小平于今夏的翻案言论,一为“今后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反左及开放改革”,一为“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于是王若望写道:“我在一年前就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你就说不出来。这么说,跟邓小平所说的岂不是走到一起来了!”

有人读到这篇文章后为王若望高兴,认为邓小平当初受人蒙蔽,把王若望等三剑侠驱逐出党;现在他去蔽破惑,在认识上和王若望走到了一起,看来不久将为王若望平反。

固然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但一则王若望未必轻率地接受平反,再则邓小平越是“走资”,王若望可能越是倒霉。千不该,万不该,王若望不该以先知口吻说邓小平和他走到了一起。

不妨说一个故事:汉末群雄并起,袁绍欲攻曹操,别驾田丰谏阻,得罪下狱。袁绍尽起四州之兵,官渡一战,全军覆没。败讯传至冀州,有人以为田丰不仅可获平反,应获大用。但田丰见事明白,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而恚。内忌将发,吾不望生。”果然为袁绍下令处死。

邓小平当然比袁绍高明得多,不会杀王若望泄愤。但他不得不仍然走回反左老路,难免愧见择善固执的王若望。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

真的还有抄家

封建皇朝时代,抄家是家常便饭。因为那个时代不讲究人身自由、个人隐私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观念,有罪、涉嫌有罪或遭罗织入罪的人,只能任由宰割。

文革时的红卫兵把“抄家功”练得出神入化,据说没有片纸只字可以在他们眼底漏网,在那鬼哭神嚎的年代里,不知抄检了多少家、坑害了多少人。

一九七八年底以后,都说从此不搞运动,再也不会有文革时期那样的荒唐事了。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明都是运动。于是那些历经运动磨炼的家伙开了金口:“不出山人所料!”其词若有喜焉,其实乃深憾之。

最出人意表的是居然还有抄家。抄的是三剑侠之一王若望在上海的家,时维今年一月十八日,公安局人员调虎离山,把王若望请去谈话。等到王夫人羊子下班回家,就要她在搜查证上签字,然后开始搜查。

六七个公安人员从黄昏一直抄检到凌晨十二时半,带走了几袋文件,包括稿件和函件。据王夫人告诉外国朋友,有些是读者慰问王若望被开除出党的信。其中有一封写道:“千万不要轻率地接受平反!”意思很明白,劝他不可随便妥协。

公安局人员携有搜查证,等候王夫人回家签了字才开始搜查,也没有故意啰唣;看来是一次合法搜查。关键在既无必要,何苦如此?看来幕后人目的不在王若望而在希望搜出某些文件,藉以进一步打击胡耀邦。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戴天:

快哉王若望

第一四八期《百姓》(七月十六日出版)为王若望出了一个二十二页的特辑,图文并茂,内容扎实,为近来继《信报》陆铿访方励之、《争鸣》温辉访方励之之后,读来令人心头发热、熟泪盈眶的好文章。

王若望的遭遇由王若望亲口说出;王若望的观点由王若望亲自阐释。堂堂正正,毫不隐瞒;斩钉截铁,寸步不让,具见一位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横逆,敢于坚持正义、真理,为民喉舌的卓绝勇毅精神!若王若望者,实与方励之、刘宾雁等,同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必将排除艰巨,迈向繁荣富庶、自由民主的象征!

中国古来就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风”,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负精神,而且往往于存亡绝续之世,焕发出异样的光华,廉顽而立懦,引领着万千同胞寻找更美好的将来。这一脉民族精英的香火,不为势夺,不为权倾,历数千年而不坠,而今体现在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身上。

王若望何罪?王若望根本没有罪,任何略具民主认识的人都知道,言论不能构成罪名。只有满脑子封建专制思想,一肚皮愚昧无知的庸佞,才会杯弓蛇影,把不同于己的意见,看成罪大恶极,看成“伤害国本”,从严论罪!

极为好笑的是,王若望用笔名为《信报》写的大陆学潮报道,竟致抄家!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文字,在民主国家,虽可因其内容是否“虚假”,以法取决,绝不可超越法律,施加专政手段,任意剥夺人权。然而,无法无天毕竟是“有案可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这件事上更是发挥净尽了,王若望是据理力争,可惜的是,批评王若望的人,则惯常无理取闹,“声大夹恶”,或假其僭夺的行政权力,以歪理定调。不能以理服人,但唯以声势压人,箝人之口,无所不用其极,只表示心虚、胆怯,贤与不肖,相去何止千万里,因此,王若望那怕指出了一条中国的活路,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亿万人的民主自由渴望,庙堂之上,仍然敲锣打鼓,为自欺欺人的虚假理论壮胆。色厉内荏,无过于此;蛮不讲理,至于极致,这不是金观涛等所说的“理论贫乏”,而是理论的丧亡!

对牛何能弹琴?虽则,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曾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事实摆在眼,牛顽劣如故,愚昧无知也如故,哪明白弦歌中的雅意?只是“永不改悔”。所以,王若望办不成他的《快哉》杂志。所谓基层选举不断闹出“有损国格、人格”的笑话,所谓“左派”仍然“死牛一面颈”,“面左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过,就是这些,人们读来,则莫不兴“快哉”之感,而王若望快人快语,尤其大快人心。

快哉王若望!

刊载于《信报》八七年七月廿四日

凌锋:

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曲

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和王若望,最近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谱下了新的一曲。

方励之在意大利访问期间,敢于接受《争鸣》和陆铿的访问,而且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颇为可贵。《争鸣》是邓力群不久前点名的刊物,而陆铿据说在胡耀邦被迫写的检讨书中被指为“大坏蛋”。当然,方励之现在已经不是党员,这些党的文件所说的东西他大可以不理。他就是在北京机场上,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也发表了大义凛然的讲话。方励之在接受《争鸣》访问时,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讲话,那就是:“我不做沙哈罗夫。他是孤立的,和我的情况不一样。自从我被开除党籍后,我收到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许多来信,人们都向我表示……。”在这里,方励之除了表示自己不是沙哈罗夫似的离心分子外,也表明他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说实在的,什么是“心”,“心”就是群众,离开群众才是离心;共产党自称是“领导核心”,但它一旦脱离群众,就会被群众唾弃!

当然。方励之的话已经引起保守分子的恐慌,那个踩在别人身躯爬上去的中国科学院新院长周光召,就已经当众警告方励之谈论政治“对本身没有好处”。日后方励之如果受到什么迫害,人们应该唯周光召是问,再找他的后台。

和方励之交叉进行斗争的是王若望。他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接受了香港人的访问。这一期《百姓》以二十二页的篇幅发表了他的访问讲话和四篇新文章,针对保守派的谬论和做法,进行痛快淋漓的驳斥。王若望在逆境中没有停笔,而且敢把他的言论和文章拿到外面发表。是什么使他有这样的胆识呢?他悲壮地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前途不能不忧虑。我快要死了,我无所畏惧。”这也使人想起赵丹临终遗言中的指责。中国人到了不怕死的境地,看看那些专横贪婪的党棍还有什么办法?

在王若望的谈话中,透露了他曾为《信报》写过文章。记得十二月底的《信报》曾有两篇详细报道上海学运的文章,正气凛然,原来是出自王若望的手笔。王若望曾因为给《信报》写稿而被公安局抄家,此次他更大胆地反驳那些党棍,他的遭遇亦应引起海外的关注。因为方励之已被警告,而王若望在国际上的名气不如方励之,因此更应该关心。中国人要靠在外国的名气而决定是否会受迫害,难怪有人要崇洋媚外了。

方励之和王若望敢于在被打击下进行反击,说明了现在“党的领导”和以前不同,固然那些党棍仍然要沿用以往的故技来害人,但群众的力量以及党内开明派的力量使他们有所顾忌或者是他们的迫害行动受到制止。但更令人高兴的是方励之和王若望的坚持奋斗,必将鼓舞群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和他们对比,某些香港人的擦鞋和自律是可耻的行为。

刊载于《信报》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祁弹:

朋友要写稿件寄给邓力群

祁弹有个穷朋友,大约十年前由大陆来港,一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他是学艺术的,但没有建立画家地位;他也写文章,但写不出香港市场需要的东西。今天清早他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语气颇为兴奋,顾不得寒暄,就紧张问道:“你读了这期《百姓》半月刊没有?”祁弹道:“昨天刚收到,还没读。怎么啦?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哦,没有出问题。这一期有一个”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长达二十二页,包括一篇访问记——”祁禅问道:“哪一天进行的访问?”他答道:“好像是六月二十六日。还有一篇也算访问记吧,是王若望的夫人谈他们最近被搜家的经过。此外就是王若望的四篇文章!哗,真精采,我昨天一口气读到半夜,过瘾之至。”

祁弹道:“谢谢你来电话提醒我;我一定也仔细读这个特辑。”他说:“用不着我提醒。你也会注意它。我打电话是想请老兄帮一个忙搭点关系让我有机会写几篇稿子,骗几文稿费。”

这个要求倒颇出祁弹意料之外;因为早在几年前祁弹已经尽力给他介绍报刊编辑朋友。他不能写别人需要的稿件,自是无可奈何的事。祁弹略一迟疑,他接道:“中共现在还在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王若望第一篇文章就透露说:”在这个会上,《红旗》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为了鼓励中青年评论家写出“有份量”的大批判文章,竟出高价鼓励写稿(一千字九十元的稿费,比统一规定的稿酬高出四倍,大概是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朝钱看的原则,才慷国家之慨的。)谁知响应者寥寥,在报刊上写大批判文章的,看来看去仍是几名极左分子老面孔。“”

祁弹惊道:二千字的稿费等于大学教授半个多月的工资,仍旧没有人肯写稿?“朋友笑道:”是呀,大陆的知识分子要表现骨气,不肯被收买。我却很愿意写这种稿子骗点稿费。这种批判文章我可以写得像“红秀才”一样好。老兄曾经和邓力群同桌吃饭,又是先后同学;你写封信给他介绍我的稿子加何?“祁弹道:”写信可以;但你何必写这种害人文章?“他说:”反正没人重视这种狗屁批判,写来骗稿费有何不可?“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十九日

要防止王若望私通《百姓》

酷暑如蒸,懒得出门,但徐东滨老兄来电话,一定要同去三清观一行,据说是要“向王延芝问罪”。祁弹依时到达,坐定后延芝兄道:“好啦,你们要向我问罪,就问吧。”

东滨兄道:“本星期的《灌茶家言》中说,中共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当作祭旗的三牲。你应知道,[三牲]是指的三种畜生,通常使用猪头、烧鸡之类。你把王若望他们比作猪头,该当何罪?”

延芝兄笑道:“原来是这条控罪。我坚决不认罪,你要注意,我是说中共把他们当作三牲,并不是说我把他们视为畜牲呀,比如我文章提到毛泽东当年评北大为”池深王八多“;那是说老毛把北大右派人士当作王八,并非我把他们当作王八呀,这样浅显的道理老兄都不明白,该当何罪?”

东滨兄闻言,皱眉沉思;祁弹笑道:“本法官判决:被告无罪,当庭释放;原告负责本案堂费。今天三清观的酒菜钱,由东滨兄一人支付。”东滨兄道:“唉,这是我粗心之过,应该受罚。我读了这期《百姓》半月刊关于王若望的特辑,一方面佩服他的道德勇气,一方面又关心他的处境安危。王若望的言论太直、太硬,虽然是弄到香港来发表,迟早会倒流内地。我担心中共不饶他,可能进一步加以迫害。”

祁弹道:“已经开除党籍,还要怎样呀?难道加一条”私通《百姓》“罪名判他十五年徒刑?”延芝兄道:“那也并非不可能呀,我的另一个同宗王希哲,就只因为写文章被打为”反革命“;他连”私通百姓“的罪都没有犯。”

东滨兄道:“如果王若望”私通《百姓》“,只此一桩,下不为例,说不定中共就忍气吞声,饶他一次。可是俗语道:”偷食猫儿不改性“。红杏出墙的怨妇也是”出完可以再出“。王若望假如要和《百姓》维持私通关系,中共大概受不了!”延芝兄道:“那怎么办?”祁弹道:“我主张东滨兄写封信给你的老学长邓力群,建议他派人再到王若望家进行一次搜家,把所有笔墨纸张都搜走,并派人经常把守大门,不准带进任何文具。这样他就不能再私通《百姓》了。”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四日

王若望言论不能鱼目混珠

老马来电话说:“这几天我细读这期《百姓》半月刊”王若望最新言论特辑“,觉得他有些话有理,有些话不合理;所以打电话与老兄切磋一下。”祁弹道:“他有什么话不合理?”

老马道:“例如他讲”横比出真理“的这一段。他说:”我曾率直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很多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而且说,中共在夺取政权、统一华夏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但在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方面基本是失败的。“”

祁弹道:“这个总评语很合理呀,”老马道:“可是在随后的一段,他说:”好在邓小平在今年五月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承认,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在一年前就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你就说不出来。”这么说跟邓小平对外宾所说的岂不是走到一起来了?“”祁弹道:“这说法仍然合理呀!”

老马道:“不然,他认为他与邓小平”英雄所见略同“,乃是一个误解。”祁弹道:“何以见得?”老马道:“他说:”邓小平能够公开讲出社会主义目前还没有优越性,而且是“不够格”的,这种大胆而又谦逊的宣告,在认识论上是一次伟大的飞跃。“这显然误解了邓小平的意思。”

祁弹道:“我还是看不出有误解。”老马道:“邓小平说中共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不够格“,只表示他心目中订的”格“很高,并非表示搞得”基本失败“。他说要到下个世纪中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也并非”说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只不过是暂时在几十年内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祁弹道:“老兄此言有理。”

老马道:“项庄老兄担心王若望命运;他说:”千不该,万不该,王若望不该以先知口吻说,邓小平和他走到了一起。“项庄的担心虽是出于好心,却是多余的。因为邓小平并没有和他走到一起。王若望的言论仍然是”错误言论“,不能鱼目混珠,与邓小平的言论混在一起。”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五日

从亭之老弟被吓死说起

老马来电话道:“我在读今天《明报》副刊。左上角王亭之那篇标题是《和春方吓死王亭之》;右方是你的怪论《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显然是向他致祭;可是再向右是:三山人语”林洵,大喝一声《不要死于无知!》大概王亭之又被“吓活”了。“

祁弹笑道:“亭之老弟脾气大、胆量小,很容易被吓死吓活的。”老马道:“这三篇标题有呼应性,很好玩;前天这版副刊有两篇内容有矛盾性,我读给你听,大家推敲一下。”祁弹道:“请读吧。”

老马道:“先读一段沙翁”皮靴集“的高论;这是讲党官以权谋利的问题,他说:”在共党奉行的制度之下,那是必然现象。到现在还奉行不辍,不能言反对的“四个坚持”,若是一直坚持下去,党官以权谋利的恶行,也就绝对不能改变,而且会变本加厉发展下去。“他肯定”中共有奉行不辍的制度。“

祁禅道:“这话不错呀!”老马道:“可是他的右邻”三山人语“胡菊人的大文,第一段就说:”中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头上不改,下面又怎样改呢?目下的情况:就是毫无体制可言,而政改之后,头上也很难有个体制。“他肯定”中共毫无体制可言“。”祁禅道:“这话也有理呀!”

老马叹道:“你这人倒很随和。沙翁和胡菊人的矛盾,故且不论。我有兴趣的是胡菊人文中所引王若望对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评论。他说:”这个组织在概念上本身就犯错。它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超组织的组织……给这个组织权力过大,就必然成为保守的、顽固的堡垒……好象文革的时候,有中央文革小组,超于党的领导之上。“”祁禅道:“这个评论很对呀!”老马道:“可是沙翁的这篇,第一段就说:”党官营私谋利的情形之可怕,不必一一细表,单是根据大陆报章上揭露出来的一些情形(真实情形的多少?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已经可以肯定:这样的政权没有希望。“假定中纪委真有王若望所说那样大的权力,怎么不能克服”党员营私谋利“的歪风?”祁禅道:“这个……这个……也许中纪委忙于打击改革派,顾不得克服歪风吧?”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程逸:

若望有种

七月十六日出版之《百姓》半月刊第一四八期用二十二页篇幅,刊出“王若望特辑”,此不只是《百姓》过去从未有过之事,更是与中国共产党前途发展有关之大事。此专辑当然会受到海外关心中国政治、中国政党人士之注意。知识分子更应该公开发表“王若望特辑”之阅后感,协助北京政府当权派了解王若望事件并非只是党内矛盾问题,更非一小撮反党分子之问题,而是可以引起国内外甚至国际人士观察北京政府如何对付“第二种忠诚”党员之问题。王若望以真正忠于党、爱护党而发表之文章及意见,足可以引起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之共鸣,证明中共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十亿人民之政党,是不必永远长期与人民对立,形成统治与被统治之关系。中共党官党员是可以与国内人民及海外侨胞展开真正倾心交谊,中共党内有王若望此种党员,证明中共前途尚有希望。党内极左派不一定胜利,完成将党拖向反改革之自毁道路。笔者以敢于爱国家爱民族因此勇于批评统治政党祸国殃民之事实,敬人以德,评人以理,教人以苛,因此,乐于听到读到中共有王若望此种党员,邓一言堂主不似有机会亲眼阅读信报,那是邓小平之损失,与人无尤。中共党官有部份是以阅读信报为职责,亦有出于好奇及关心海外知识分子之言论而阅读本报此栏者,不妨以理智态度,放弃偏情心理,去想一想,究竟走邓力群路线还是听王若望忠言?会对中共之前途较有光明更有生机?中共各级党官党员要牢记一件事,此是,今时今日之中国大陆人民,不可能再像三十年前被竹幕围罩封锁下之盲从盲目。新闻讯息从天而降,回国探亲观光之侨胞亲口讲述之世界大势海外大事,完全对照出证实出中共过去三十多年之统治是严重出错。现在王若望只是讲真话,并非是反革命去革掉中国共产党之统治,只是指出中共内部之严重弊病,病人不怪自己患病,却怪医生诊断出病状,是完全违反常理,病家心理反常。

王若望该篇接受一位“海外来客”之访问,发表于《百姓》一四八期特辑内之第一篇文章,完全是一个具有良知良心之中国知识分子忠心忠言,笔者看不出中共当权大员有何理由去“迫害”王若望,当然,邓小平一言堂主之处境相当微妙,笔者已多次用八句评语去形容其处境。奇妙之发展是——一言堂怒炒胡王事后证明是搬起石头撞自己心脏,损伤严重,因此传出胡耀邦有可能复出之消息。照王若望在此篇访问之说法间接又证明笔者所写过之评论:胡耀邦自己知识虽然不高,但懂得尊重知识分子,此是中共最高统治阶层仍然有朝向光明前途发展之可能。在该篇访问记中,王若望讲出——“我发掘问题的根源,造成我们国家落后、经济倒退、人民贫困的根源,是我们党领导错误。尤其是毛泽东本身封建的东西特别多。所以,我的演讲文章,能够带到毛泽东的,我都要带,否则我就冤枉别人啦,功过不分啦……”此是敢讲真话正面批毛,偏偏党中央不便不能不敢批毛,于是只有运用权力去批王若望。海外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正直党员被批之做法!

刊载于《信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二日

滥权之鄙

王若望是中共党员,中共作为一个统治中国之政党,或者有处罚党员之自由,但应该按照党章,被处罚之党员应该有依照党章去申辩之权利。如果凡是凭堂主一言定案,此是将政党降格到与黑社会相同之低境界,当权党官或者觉得有享受滥权之乐,但在本国人民及外国官民之眼中,一个连本党党员都迫害到走投无路,而且被害之党员是言行正直分子,该政党会以何种手段去对付人民?大家会心内有数,结论是:虐待迫害本党忠贞正直党员之政党,是一个难与打交道,是一个与之打交道会有危险性之政党!《百姓》半月刊第一四八期刊出“王若望夫人述搜家经过”,是一篇令人阅读完觉得有恐怖畏惧感之指导。“搜家”几乎是“抄家”,可与中国历代封建皇朝及红卫兵比丑,而非媲美。王若望失去党员身份后,至少还有公民身份,因为在海外报纸发表一篇报道上海大学生“游行”文章,便被带到公安局,家中公私信件一律查阅,令人联想起纳粹党及抗战时期日本宪兵检查地下工作者,完全是警察国家恐怖统治手法,一个堂堂大党居然要用此种恶劣手段去对付一个作家,理由只有一种,此是王若望之言行令中共党中央觉得是极有威胁性。因此,非将之“打下去”不可。为何一个拥有四千多万党员,在十亿人民头上专政三十多年之独裁统治政党会觉得一个敢讲真话之知识分子作者具有如此巨大威胁力?理由又只能有一个,是党中央自知本身有“阿基利脚跟”,虽是巨党,可惜是中毒甚深之血癌巨党,其“阿基利脚跟”并非隐藏无人能见,而是毒发出面,全国人民全球人士大家一望即可见到,王若望当然有机会看得更清楚。笔者以尊重敬佩爱惜国内知识分子之立场,当然关心同情王若望之遭遇和处境,不过更感到可悲可哀之情况是:中共当权派居然会用此种卑鄙恶劣手段去对付王若望,搞到要“搜家”!

由头到底,笔者判定中共掌权党官当权干部,真正实践思想改革心灵改进精神改善之可能性是低到近乎零点,只是希望不要由目前之地牢层次进一步堕落到地狱境界。以中共目前所控制之组织力,迫害一大撮人民一小撮作家易过借火。笔者亦不期望中共摩登封建官僚会尊重人民爱护知识分子,理由是此批党官头脑内人性神经理智神经未有机会操醒练熟,就算有人情有人性,在专政党中央加上深中毛毒之保守派特权派滥权派高官领导下,人性人情味无从发挥。中央大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下属只能照讲如仪,除开邓小平一言堂主外,整个共党内部还有谁有胆量够斤両讲出与堂主相反之言论?邓小平自认虽老而不胡涂,笔者不是担心邓小平一言堂主胡涂,只是怕其固执,自以为是,同时对世界认识不够全面而深刻,因此不时要大出洋相。讲出令国际人士内心会暗笑之发言。由此可知,滥权之乐是当事人可以感应出,滥权之丑是中共党官欠缺自知之明去了解者。王若望被“抄家”是实例之一,要希望此是中共党官最后一件“滥权丑事”之人,其希望会变成失望,因此笔者不会寄予厚望!

刊载于《信报》八七年七月三十日

石贝:

希望之光

读毕《百姓》这期的王若望专访,朋友说感觉气闷、压抑,我却说:王若望使我们,使中国人民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看到了虽微弱,但充满希望的光。

中共建国以来,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运动都指向会思考、善分析的知识分子。假若我们能仔细回顾一番,会发觉中国的知识分子眼光越来越远大,斗志越战越坚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从提笼架鸟、吟诗作画、不问国是的骚人墨客,成长为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兴衰的诤友。

王若望,即是代表之一。

我之以为中国有了希望之光,正是有王若望这样的勇敢、无畏的知识分子。假如党内出多几个王若望,星星之火的希望必会燃遍大地。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二十日

不智,但诚实

中共将王若望逐出党外,又压抑他的言论,不准在报刊发表文章,都是极不智的、又是极“诚实”的作法。

不智者,中共一向喜欢表白,欢迎人民向党进谏,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王若望一开口就不得了,变成党员言者有罪,立刻不能容纳。以前所标榜的一切,全部作废。

偌大之党,言行不一,自是不智。

“诚实”者,中共从上至下本来就是不能容纳异己,不能容纳持不同政见的党派,说什么作党的诤友之类,只不过化桩用的脂粉而已,所以,王若望一没抢劫,二没杀人,只是发表些不同议论,即被逐出,中共还算诚实。反正从来也没有民主传统,王若望的命途虽舛,但却“正常”,不正常社会中的正常。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嘻笑中的抗议

在王若望的文章中,有一些提到上海某区的人代选举活动,选民在选票上根本不理选委会所提供的人名,而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字写上去。

写刘、方、王的选民还算是正经、严肃地考虑了一番,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还有投米老鼠、唐老鸭的票的,结果,唱票者照唱不误,选民又是鼓掌,又是大笑。

原来,上海人的幽默,没想到这些年来进步许多。

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已逐渐认清及识破中共所搞的这些所谓民主选举,没有一种民主的体制,民主的气氛,民主选举只是摆样子给人看,北京歇后语“刘备摔孩子”之谓。

所以,人们将米老鼠、唐老鸭推上台,无非是幽党一默,嘻笑中抗议。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国谏臣

将王若望这样的党员开除出党,使人想起了“第二种忠诚”。

王若望十六岁加入共青团,以后五十余年的日子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他对中国大地的热爱,对中国腐朽而倒行逆施的制度予以抨击,这样负责任的好党员,不知强过多少贪污堕落,没有朝气,只管缴党费的党员。

但是,中共不能容纳一个王若望,驱逐出党后,连普通公民所应有的发表文章权利也被剥夺。

王若望一没有泄露国家机密。二没有撰写低级下流文章,三没有谩骂诸位中央首长。他的文章,篇篇都是讲中国的改革,痛心疾首中国的“坏疽”,这样的谏臣,中共应该是求之不得,封了王若望的嘴,千万个王若望将站起来。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错在谁?

王若望今年年初一月十八日被抄家——受搜查,公安人员带着搜查证,让王太太在上面签字,才开始搜。

比文革中的红卫兵文明了一纸搜查证。

什么原因要搜呢?因为要调查王若望为什么给香港报纸写文章,还要查王是否上海学生运动的幕后策划者。

这可真是奇了,中国宪法,再加上灵活机动的政策条文,哪一条明列不准中国内地人士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地方发表文章?没有,若有的话,邓小平第一个犯忌,邓主任哪句话哪篇文章不是登在世界各大报刊上的?王若望怎么一登就出错?错在王若望?至于学生运动黑后台,中共的联想力可谓强矣,王若望在马路沿上站站,就成了后台,太牵强了,那么王若望写了那么多文章,怎么不称他是当代鲁迅呢?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爱国胜于爱己

今年四月份的《花花公子》,有一篇王若望专访稿,读罢之后,很替王若望揑一把汗,因为《花花公子》大陆认为是黄色刊物,在这种刊物上写稿,就够那个了,再加上王若望独具特色的言论,岂不是给王若望找麻烦?

结果,麻烦是出了,但似乎并不是出在《花花公子》那篇访问稿上,而是出在另外一篇,以化名写的有关学生运动的稿子上。据说,是上面怀疑王是学生运动的黑后台。

此次,《百姓》登载了王若望最近挨批之后写的三篇文稿,又有专访,谈“党、国、我”,不知会否引起中共的敏感。

老实说,王若望不过一介书生,书生能爱国胜于爱己,不畏扣帽打棍,实在难能可贵,中共应引为诤友。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是吧?

刊载于《明报》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思想表叔

问大陆的思想表叔(善思想、有思想之表叔),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他们是不是受很大压力?思想表叔答道:压力有内压与外压之分,刘、方、王被中共批判,当然是一种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外压。外压在若干年前是极易转变为内压的,内压是个人心理压力。

但是,如今形势不同,人心不同。外压虽然常有,内压却很难产生。外压的作用本来是要影响人的心理,而产生内压的,现在则产生不了这种连环功能。

我们在香港躭心刘、方、王受压,来想三大侠已练就一身内功本领,不仅不受外压丝毫影响,反而能冷静发射驳斥之剑,令外压不堪一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真理岂是“压”得倒的。

刊载于《明报》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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