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岑国荣等人的“控告信”引发的思考

毛泽东在1966年犮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下称“文革” ),事实说明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少见的历史性大灾难。特别是在广西,1968年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十多万鲜活的生命惨遭杀戮,更是成了全国“文革”中的重灾区,至今尤令人悲痛欲绝,无比愤慨。

1976年9月毛去世后,10月“四人帮”倒台,宣告了“文革” 的寿终正寝。在中共新领导者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的领导下,1978年12月28日, 中共召开了“十一屆三中全会”, 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邪说, 平反冤假错案, 政治上实行了某些宽容、宽松的政策,经济上开始了改革开放;1981年6月27日中共召开的“十一屉六中全会” 上,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束问题的决议”( 下称“历史决议),从而使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这是中共的一个巨大进步。但在广西,在全国对“文革处遗” 工住结束几年之后,在广西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央的过问下,直到1983年才开始进行“文革” 的“处遗” 工作,追究大屠杀的责任者和杀人凶手的罪责;对于广西这场迟来的“文革处遗”, 尽管受难者家属和广大民众仍有诸多的不满,但终归还是一个进步,仍是应予以肯定的。

然而在广西的“文革处遗” 结束多年之后,以岑国荣为代表的一批“文革” 受益者,在’ 文革” 中他们干尽了坏事,“文革处遗” 时受到各种相应的法律惩处和处罚是罪有应得之事。但他们对自已受到的的处罚却极为不满,无时无刻都在企图否定广西的“文革处遗”, 为自己在“文革” 中的错误辩护,为“文革” 中的杀人凶手们开脱罪责,颠倒是非,制造舆论,为“文革” 招魂呐喊,这是“文革” 余毒远未肃清的典型表现。

如:2013年5月28日,以岑国荣为首的423人给中央和广西区党委写信“控告晏乐斌”,2014年5月28日又给中央和广西区党委写信“控告韦纯束”, 两次所谓的“控告”,都是颠倒黑白,制造混乱,企图为自己翻案的自白书,其目的是绝不会得逞的,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是近来筆者在与晏乐斌先生的交谈中得知的情况,使筆者深感“文革” 的余毒至今仍严重存在,是一个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社会现实问题。

岑国荣等一批人是何许人也、他们向中央和广西区党委要“控告”晏乐斌、韦纯束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些,他们的狼子野心就会昭然若揭了。

这423人中为首的代表人物只有五人,他们是:

岑国荣:是“控告信”为首的领军人物。“文革” 前此人本是广西桞州钢铁厂的锅炉工,在学习毛著的运动中被树立为标兵,“文革” 运动中成了“联指” 派的头目,因保韦国清和镇压“422” 派有功,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时被选为代表,成了中共九屆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又成了中共中央第10、11屆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由于受到韦国清的重用,在70年代成了广西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组书记,后又改任广西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一个半文盲式的锅炉工,一跃而成了广西区的党政领导干部,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荒唐之事。在1983、84年广西“文革处遗” 时,他因在“文革” 中的严重政治错误而受到整肃,被作为“三种人” 而丢了官帽,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苏礼峨:此人是一个五短身材之辈,解放初因参加了剿匪大队,后成了公安部门的一般干事。“文革” 中他上窜下跳,成了“联指” 派的头目,因保韦国清和指挥南宁武斗有功,干尽了坏事,疯狂镇压“422” 派,在1970年代被韦国清重用,提拔为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文革处遗” 时被作为“三种人” 而受到整肃,被开除党藉、公职,遣送回农村劳动。

其它的三人分别是:高延:原南宁市交通局副局长;邓文光:原任广西区总工会副主席,后任广西第一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冯德载:原任广西南宁航运总公司工会主席。这三人“文革” 前就是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文革” 初期都受到过群众运动的冲击,在1967年5月以后,由于南宁出现了“打韦” 的“422” 和“支韦” 的“联指” 两大派,并影响到了全广西,这三人都成了“联指” 派的铁杆成员,干了不少挑动武斗,为“联指” 派出谋献册,镇压群众,整人的坏事,70年代成了韦国清的红人而受到重用。1983年“文革处遗” 中都被作为“三种人” 而被整肃,丢了官帽。

就是这样一批在“文革” 中坏事做绝的“文革”受益者,在1976年毛死后,紧接着“四人帮” 倒台,“文革” 结束后,“文革处遗” 时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渍算和惩处,这是广大民众的廹切要求,完全是正义之举。然而在这批人的心中却是心里不服,对“文革处遗” 极端不满,耿耿于怀,时刻都在企图翻案和反攻倒算。

时值晏乐斌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11期上发表了《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文章,这完全是一篇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的“工作报告“类的文章,却被岑国荣等人抓住大作文章,恶毒地攻击谩骂,声称此文是“配合多年来国内外极右势力,攻击毛主席、周总理,攻击共产党、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企图搞垮共产党的大阴谋” 、“大毒草”。 并以此向中央和区党委写信控吿晏乐斌,完全是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段。

晏乐斌先生是湖南人,一个为人正直、忠厚老实的人,从50年代初期参军后,是一直在公安部门工作的老公安。1957年反右运动时曾蒙受不白之冤,被划为右派贬去贵州,“文革“结束之后才回到公安部工作。1982年他受命参加中央调查组到广西调查文革之事,1983年又被委派为中央工作组成员,赴广西进行” 文革处遗“工作,专门负责调查处理广西” 文革“中打死人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惩治杀人凶手。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主持过问下,在工作组组长周一峰、副组长李锐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组全体成员不辞劳苦,排除阻力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并到监狱、劳改场对那些被非法判了刑的“422” 派人员进行实地了解,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特别是认真听取受难者家属和子女们的申诉,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使广西的“文革处遗” 能顺利完成,工作组全体成员是功不可没的。铁的事实说明,岑国荣等人的所谓“控告信”, 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一派胡言,是根本不值一驳的。

“文革” 中广西被非法残杀了十多万人,“文革处遗” 时难道不应当为冤死者平反招雪、不应当追究幕后指挥者和杀人凶手的罪责么?!就以岑国荣所在的栁州钢铁厂来说,在非武斗的情况下,该厂“422” 派成员有多人被“联指” 派的凶手杀害;最为典型的是在庆祝该厂革委会成立的大会上,“联指” 派凶手们把“422” 派成员黄日高(该成人事科干部)五花大绑,在背上绑上炸药,凶手们一按电钮,炸药爆炸,黄日高被炸得血肉横飞,凶手们把这种杀人手段称之为“仙女散花”, 以此取乐来庆祝革委会成立。在这一凶杀案中,岑国荣作为该厂“联指” 派的头目,对凶杀案该负什么责任?难道不应当对死难者招雪、追究凶手们的罪责么?!

筆者在当年就拜读过了晏乐斌先生的文章,深受启廸和感动。其后有幸与他结识,几年来通过互相多次交往,承蒙他介绍了他在广西所了解到的许多情况,使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史料,这对我写作广西“文革” 的文章是大有帮助的。

在他们此次的控告信后,中央和广西区党委都没有理会他们的无理取闹,使他们大为恼火。但,他们仍不死心,到了2014年5月28日,他们又玩弄新的花招,拉大旗作虎皮,直接向中央控吿当年“广西文革处遗” 领导小组的组长韦纯束同志(后成了广西区政府主席),诬指他“有野心,拉帮结派,篡夺自治区主席的职位”, 并诬告他“道德败坏,长期乱搞两性关系”, 甚至诬吿他“滥用职权,打击廹害好人,制造冤假错案“,”走私贩私,倒卖黄金”——等等诸多的所谓罪名。这纯属一派胡言、别有用心的诬告。

韦纯束同志是共产党的一名老干部,在多年的工作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绝不会有如岑国荣等人所诬告的问题。中央和区党委对此“控告信” 置之不理,就完全说明了岑国荣等人所“控告” 的问题是子虚乌有的。倒是这些造遥生事,诬吿他人之徒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贡任追究,则是令人不解的。

岑国荣等人的所谓“控告”, 目的是企图否定广西的“文革处遗”, 为自己在“文革” 中所犯罪行辯护、翻案,使十多万惨遭杀害的人继续蒙冤,这是广西人民绝不会答应的。“文革处遗” 工作虽然并非十分彻底,民众也仍有诸多不满,但终归是一大进步,任何人企图想否定它,为“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罪犯翻案,都是永远不得得逞的。

“文革” 的 结束已过去43年了,在中共上世纪80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中早就指出过,“文革”“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它“ 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旳革命和社会进步”。 对于“文革” 中种种大灾难的揭露和清算,对指导“文革” 的种种错误思想和歪理邪说的揭露和批判,早就见诸于各种书刊、杂志和媒体的报导,民间对“文革” 罪行的揭露和清算更是不可胜数。可以说对“文革” 大灾难的认识、回顾与反思是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事,“文革” 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恥辱柱上。

然而直到今天,仍有像岑国荣一类的人还在为“文革” 唱赞歌,企图为自己在“文革” 中的罪责翻案,这是全体中国人和全世界正义的人们绝不会答应的。联想到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从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某些学者教授之类的文人,还有一些大学生乃至一般民众,他们对“文革” 的罪孽不但尚未真正认识,有的却仍在为“文革” 招魂呐喊,胡说什么“‘文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 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建好后一个必须的过程,是防止资本主乂复辟的必经之路”, 如是他们就狂热地称赞毛泽东,说什么“毛是上千年才出现的世界伟人”, 是“人民的大救星”。 凡有如此之言的人,可以说不是胡涂虫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如此等等之狂言的出现,倒是唤醒了人们认识和警觉,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文革” 的余毒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的,一些人时刻都在想为“文革” 翻案,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那样的运动。虽然他们这是痴心妄想,但,他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对这些胡言乱语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深入地、持续不断地揭露” 文革” 的罪行, 彻底清除” 文革” 的余毒, 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项艰巨的历史重任。

为达上述目的,对中国人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的和平变革,祛除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公民才会有真正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权利。只有真正地做到了这些,“文革” 的余毒才会真正被清除,类似“文革” 之类的灾难才不会在中国重演。

作于2019年11月中旬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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