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东先生为了设计一条中国的民主之路写了四万多字的长文，引起了诸多争论，争论比较多的就是中共胜利的原因。李先生认为是共产党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胜利，这个说法总体上没有脱离共产党历史教科书划定的框框。首先说共产党是胜利验证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公理，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其次，究竟是什么原因，愿意跟李老师及感兴趣的朋友继续讨论。
（一）若干说法的检讨和质疑
1，“打土豪分田地”使得共产党得了农民的人心，所以得到农民支持从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得胜。
共产党的土改分为大体三个阶段。在国共分裂之前以及到红军长征为止，一直实行的是暴力土改。西安事变后国共几经谈判，到1937年7月15日，共产党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布放弃暴力土改，同时也放弃武装暴动，放弃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事情，中共在比较稳固的解放区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直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又重新开始暴力土改。
红军时期，暴力的目的是获取给养。打土豪的成果一是土地二是浮财，也就是土地之外的财产。所谓浮财都搜刮为中共及其军队所有。土地红军要了没有用所以分给底层痞子运动积极分子。笔者有个狱友，其爷爷是延安时期的央行行长。他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共央行转移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打土豪从农民家里抢来的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等金首饰。国共内战时期的暴力土改除了获取给养，更重要的是通过残酷折磨和血腥镇压，使得农民非常害怕被划为共产党的敌人。所以当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让农民无偿参军、服劳役的时候，农民根本无法反抗，只能乖乖就范。
那么农民是否很欢迎呢？根据高王陵等土改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农民传统上非常认可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即便是佃农，并不认为白拿别人的土地是好事，何况一旦土改完毕，还要给共产党交税。无论是江西的红军根据地，还是延安，农民们要养庞大的共产党的党政军系统，被迫缴纳沉重的税费，比给地主交租压迫更甚。现在还有很多人对人民公社有记忆，那就是全体农民给共产党当农奴的时代，农民还不如所谓旧社会。
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虽然壮大了红军，但这绝不是翻身农民誓死捍卫共产党的结果，而是国民党各军事派系互相打仗顾不过来的结果。蒋介石一旦腾出手来，红军就被迫长征。江西根据地被红军蹂躏的惨象，可以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里找到具体记载。红军走了之后，抗战时期，江西成为国民政府修生养息的重要基地，当地人民一直怀念蒋经国而不是之前的红军。
假如“打土豪分田地”是灵丹妙药，红军就没有必要长征。要不是西安事变，加上毛共向国民政府做出恭顺姿态，早就被消灭掉了。
中共真正的壮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军队从改编为国军时的五万人左右扩大到120万。这个时期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这从反面论证了打土豪分田地并不那么重要。
抗战胜利后继续土改虽然有用，但前面已经指出，这是通过震慑农民，配合中共基层组织转化为对军事上的支持。也不是翻身农民喜气洋洋投桃报李誓死报答恩人共产党的结果。
那些赞扬“打土豪分田地”使得共产党争取了民心的说法，只不过是给共产党的历史所作的粉饰。共产党做的最好的减租减息，也是在国民政府压力下主动放弃阶级斗争的结果。如果说减租减息还有争取民心作用的话，“打土豪分田地”最多是把农民都恐吓住，谈何争取民心。
2，抗战胜利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比国民党的宪政方案更民主，争取了当时中国精英们的人心。
这跟“打土豪分田地”争取了农民的人心一样，是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抗战胜利前，国民党的方案一直是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只不过被日本侵略打断。所以到了日本投降，理应继续往下走宪政道路。而毛泽东在1940年一月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二月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不过是在宪政、民主词汇下强塞进去阶级专政的内容，要求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共产党领导而已。宪政固有的权力分割制衡、司法独立等内容，以及民主固有的人人平等、民主选举、代议制政府等内容毫不涉及。到了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更是公然要求在联合政府中占有领导地位，并且把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予以排除。这样一份满嘴阶级不平等，跟民主宪政没有关系的建国方案怎么可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呢？
支持共产党的其实也就是民盟中的一部分人而已。民盟本来就有不少左倾知识分子，看不清共产党的极权面目。共产党又善于笼络，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的开办费用都是共产党出的，（参看戴晴《在如来佛掌中》）所以很多地方都向着共产党说话。后来民盟分裂，只有坚持无条件支持共产党的人留在民盟，其他人另组他党。当然除了民盟这个政党，作品文艺团体等一些民间团体有可能支持共产党，但是绝不意味着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们都支持搞什么阶级专政或几个阶级联合专政。
国民党虽然是孙中山三部曲，但是在抗战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中，与中共、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无派共同达成五项协议，包括最重要的《和平建国纲领》，总则里确认三民主义为总原则，并且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政党平等合法化为必要途径；保证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及妇女权利；厉行司法独立，监察政府，地方自治；军队整编；平等外交；促进经济建设，保护租佃关系和佃农利益等；保障学术自由，废除审查；还有善后救济和侨务等。这份纲领是包括共产党在内所有政治派系的共同协议。
有了这份凝聚全国人共识的《和平建国纲领》，原来的孙中山建国三部曲和毛泽东的阶级专政方案都成了过去时。根本没有比较的余地了。
有人问了，既然协议都签了，大家都照办不就行了？问题就在于毛泽东除了在政协会议刚结束的1946年二月有过短暂的参与政府和平建国的想法之外，其余时间都是为了反对国家的宪政统一。从理论上，大家认为的宪政在毛坚持的阶级专政论看来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从实际权力看，毛宁肯当无法无天的山大王或土皇帝也不愿意当受法律约束的副总统。共产党害怕民主是普遍的，不是中共特例。1993年红色高棉就是由于害怕大选逃回山林打游击，最后被消灭。
所以，李伟东先生提出的毛的新民主主义比国民党的建国纲领更民主更得民心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3，国民党挑起内战，因为国人已经厌战，所以国民党丧失了人心，也就输了。
这种说法也是为中共推卸内战责任。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阎锡山的国军随即占领了日军原来守卫的一些县市。此时，名义上国共还处于联合抗日状态，第十八路军（八路军）隶属于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8月26日，中共就已经制定攻击国军的上党战役作战计划。国军没有想到共军会这么快就反叛，应对不利，作战失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内战是国军挑起的吗？日本投降了，日战区归谁是个核心问题。国民党政府作为合法中央政府当然有权接受日军投降。但是毛共也急于抢占地盘，有了地盘就可以控制地盘上的一切人、财、物无偿为共所用。这就是内战停不下来的根本原因。
尽管上党战役吃了大亏，但是面对国人希望和平建国的愿望，蒋介石还是欢迎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约定召开五方参加的政协会议。政协会议如期召开，制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并写上拥戴“蒋主席领导”，中共也签了字。但是抢地盘是一直没有停。
李伟东先生认为美援不是为了国民党打内战，所以当蒋发动内战时就断掉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来调停的马歇尔以及美国国务院一些人确实认为国民党利用美国的援助扩大了内战，所以在1946年7月实施了禁运。那么国军为什么不在政协协议达成后完全停止进攻呢？一方面，从国际角度，日军是向政府投降而不是像中国的某派独立武装投降，所以国军接收日军辖区是美苏日都承认的，所以蒋和毛之间就日战区的争夺最多是各打50大板而不能说国民党挑起内战。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名义上是苏联占领区，苏联只允许进入少量政府官员象征性接收几个大城市，而周边所有地区都让给了共军。所以当苏联突然宣布撤军时，周边的共军立即抢占了东北几个城市。国军为了收复东北，不得不从山海关一路强攻，打到四平胜利的时候，由于马歇尔调停失去了攻势。所以国军进攻东北有从苏联手中接收国土的意义，何况政协会议对于东北的处理没有协议，所以东北的内战也不能说是国民党挑起的。
4，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民主选举，并且鼓吹民主反对独裁，赢得了国人及美国的人心。
1940年三月，中共开始提倡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在行政机关中，干部的比例是共产党占1/3，支持共产党的左派占1/3，不反对共产党的中间派占1/3.看似有点民主气象，其实也可以看出政权里没有任何制约共产党的力量。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国会是国民参政会，虽然主要是国民党员，但是也包括了共产党7人以及很多反对国民党或蒋介石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共统区连批评共产党的声音都很难发出来。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在共统区根本是废纸，人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没有法律保护，任凭共产党处置。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实行各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三三制矮化成十大政策之一，核心是党领导一切，三三制名存实亡。
“投豆选举”也被共产党宣传家津津乐道。但是没有看到学者对投豆选举的选举对象、持续时间、适用地域、替代作用做实证研究。一方面，“投豆选举”和流动票箱、烧洞投票等等方法确实比没有选举有进步。另一方面，这些不正规的方法无法达到匿名投票选举的根本目的，投票也谈不上自由、普遍和公平。并且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个知名的边区干部是这样选举上来的，被选举的充其量是个村长一类。
至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赞扬美式民主，（参考笑蜀主编《历史的先声》）不过是为了做宣传而已，共产党自己统治的地盘一样也没有做到，连法律也不遵守（也没有自己制定法律）法官也不独立，文化界更没有批评共产党的自由，所以充其量只是跟国民党斗争的工具而已。
5，共产党平等、清廉，爱护人民，而国民党腐败，所以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有垄断权力就会有腐败，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一党专政，自然有腐败。那个时候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多少还有些独立性，所以很难说当时的国民党就比今日共产党更腐败。共产党之所以没有腐败印象，除了自身的纪律性和斗争残酷性，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可供腐败的物资。
中共一旦在延安站稳了脚跟，其高级领导们几乎把老婆都换了一遍，如果没有权力，能都娶年轻漂亮的新老婆吗？因为公共资源本来就不多，所以大官们也很难大笔贪污金钱。即便贪污了也无法公开消费，这也制约了财物上的贪腐。而且权力比物资更重要，有钱不一定让人羡慕，但有权却一定能让人敬畏，何况贪权的危害比贪钱的危害要大的多。
说共产党讲平等更是传说而已。其信奉的马列主义就是阶级不平等论，从根本上否认人人平等的原则，实际上除了小集体有过共产制，其统治区从来都是等级制。资深共产理论家王实味因为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九等”以及不满意毛既是革命导师又是文艺导师，被关押几年最后砍死丢到枯井里。干部和群众的待遇从来就有一条鸿沟，共产党掌握全国独裁大权后，工人和农民之间更是被人为划出天上地下的分界线。
八路军给老百姓扫院子的事是有，如同今天驻港部队出来“做好事”，那是斗争需要。真正其统治下的农民受尽盘剥。井冈山时期可参考《龚楚将军回忆录》，如何绑架、勒索、酷刑、残杀家境稍好的老百姓。延安时期由于苛捐杂税导致人口外逃，边区人口从39年的200万下降到1941年的140万。而同期公粮从5万石增加到20万石。并且除“救国公粮”外，民众还要负担“救国公草”、“寒衣代金”、义务劳军、义务运粮运草等。“残酷的剥削还引起”环县事变“，哗变的民兵攻占了好几个乡，最后反抗者被全数枪杀。（参考共产党的求是杂志，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7-08/01/c_1121414696.htm）
至于脍炙人口的国民党“四大家族”，那都是共产党斗争需要编造出来的。蒋宋孔陈里，只有孔家是大资本家，但其财富是当官之前在山西经营金融积累的。蒋宋只是政治人物，陈立夫更是穷到流亡美国养鸡卖蛋给餐馆谋生。民国时期的大官僚虽然也贪腐严重，但是很少有像今天共产党官商勾结成为巨富的。民国时期的大资本家如船王卢作孚、火柴大王刘鸿生、制碱大王侯德榜，银行家张嘉璈等都是凭借个人能力上来的企业家和实干家。
（二）对共产党赢得国共内战的探讨
1，极权主义组织的优势。
共产党是奉行极权主义的组织，也就是否认成员的公民权利、把成员当成组织私产的组织。一个公民自愿参加普通的社会组织，除了组织内身份，至少还是公民，也可能还有公职等其他身份，这些不同身份并不互相矛盾。但是像共产党这样的极权组织，一旦加入就是党的人，除了被开除不能主动退出。党员的私生活也要听党安排，担任其他社会职务也要党允许并为党服务。如果违反了党的纪律，受到的处罚可能是剥夺自由甚至生命，党在处罚党员时完全不考虑国家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这样的组织会有很强的战斗力，因为所有党员都像士兵一样听话，不会因为意见不同产生内部牵扯。所以共产党在打仗时如果兵力、武器跟对手差不多，赢的概率要大的多。苏俄跟白俄的内战完胜，北韩打南韩势如破竹，南越对北越没有还手之力，红色高棉白手起家迅速攻占全国。无论国共内战还是朝鲜内战，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把支部建在基层，所以从来没有出现大规模整建制的投降，而非极权的军队则很容易在困境下溃散或投降。
共产党无视公民的财产和自由，所以凡是共产党所占地盘，公民财产即是党的财产可以任意取用，公民人身就是党的劳力，耕田、放哨、运输、做军需都是党安排进行无偿劳动。共产党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无情斗争，党外做到这一点是靠暴力专政，残杀地府反革命目的就是要震慑老百姓，只能乖乖听从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安排。
国民政府里有无数共谍，而延安却一个国军的特务也没有（军统毛人凤败退前说的话），这也跟共产党内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肃反有关。
蒋介石在大陆多少年一直追求“政令、军令统一”也没有做到，因为国民党毕竟不是极权党，无法像共产党那样残酷斗争。后来蒋介石到台湾后对通共案严厉处罚，才稳住了内部，形成台湾中国人团结一心抵抗共产党的局面。
极权主义组织如果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丧失灵活性，也会内耗严重并且缺乏扩张的能力，所以极权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必须非常灵活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灵活的领袖。弱势的时候用各种可怜姿态和让步换取对手不再紧逼，一旦有战胜机会绝不放过。同时对苏联重要性看得很清楚，对斯大林再不满行动上也很听话。对国民政府表面上前期毛表示恭顺，以便获得薪饷，1937到1940，中共主要收入就是中央政府给的钱。一旦交恶，则会全力斗争。比如政协谈判之后，因苏联不再施压合作，毛把所有谈判都当成斗争手段。
正因为共产党把农民全部牢牢控制，所以才出现淮海战役数百万农民支援共军的现象。这绝不是翻身农民感谢共产党主动投桃报李的结果，而是农民被震慑和胁迫不得不为。如果难以理解，看看大跃进时期农民被迫把自家铁器投入土高炉大炼钢铁，也是基于同样的机制被迫而为，就会明白。
人民被迫为共产党所利用，但人心并不支持共产党，这可以从难民流动方向看出来。朝鲜内战时，新征来的北韩士兵打仗也很有士气。但是每逢战线向南推移，难民都是滚滚向南；而战线北移的时候，难民才回归家园。国共内战也一样，大规模的难民潮总是随着国军的方向流动。没有听说有国军逼近解放区，老百姓变成逃亡难民的事。（战争难民的事可以参考《1949：大江大海》）
国民政府打仗的资源却只能靠钱来买，实在不够用只能发行债务。国民党的资财来自税收，税收毕竟只是其控制区所有财产的一小部分。一旦战事扩大，财力不济，军事上的武器弹药装备就跟不上，尤其是士气会低落。而发行债务则会引起通货膨胀，民怨沸腾。
极权组织除了动员能力惊人，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也是正常的政府军不具备的。长春围城活活饿死30-50万老百姓，有人性的军队是做不出来的。另外所谓的“人海战术”不仅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技术，还包括驱赶包百姓在前面送死，共军随后跟上掩杀这样的恶行，已经有不少老兵的回忆中都提到过。参考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RhFNI3eQ4
所以极权组织和非极权组织的动员能力完全不是一个层次。极权机制就像兴奋剂，能够把所有能量用于战斗，而非极权体制仅能使用很小一部分能量用于作战。兴奋剂的危害只有长期服用才能看出来，所以朝鲜动员能力再强，但长期丧失机体活力也难以再形成当年的战争优势。
2，苏联支持中共打内战
苏联支持中共是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是苏共的支部，只有长征时期断了和苏共的联系，后来稳定在陕北后，中共继续充当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苏联不仅支援共军武器，而且不时有资金援助（38年说给50万美元，考证到收过30万；1941年苏共有援助100万美元的决议）。前几年俄国作家潘佐夫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根据苏联档案，揭示毛泽东对斯大林是非常恭顺的。
重庆谈判前，苏联和中国已经在8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做了很大让步，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里的苏联权益，目的之一就是让苏联约束中共。
当蒋介石呼吁毛来重庆谈判时，毛迫于苏联压力才去的。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果也有苏联影响的功劳。但是1946年2月，张莘夫遇害传来，加上雅尔塔协议的内容泄露，中国国内发起了反苏浪潮，苏联认为国民党政府在民族主义驱使下会危害苏联的利益，转而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这也正合毛的本意，所以才有周恩来等人谈判时出尔反尔的尴尬。
苏联支持中共打内战有几个方面，一是武器支持，把日本关东军缴获的武器基本上都给了共产党。共军最初进入东北的九万人大部分是徒手进去的，就是为了接收日本武器。二是把东北的地盘除了哈尔滨等几个大城市象征性交给国民政府的接收人员，其他都给了中共。同时给国军进入东北制造障碍，国军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都失败，被迫从秦皇岛登陆。等到苏联变卦后，突然撤走军队，大城市周边的林彪部队迅速攻占了这几个城市。国军只能打下山海关，再一路打到四平。但最后也仅仅是占领了不包括哈尔滨在内的铁路沿线几个大城市。
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本来是1946年一月各党派政协会议谈妥的协议，但是在苏联支持下，中共拒绝参加国大。当年10月29日，苏联密派国际局副局长维辛科夫到延安与毛泽东会晤，认为“国际局势已渐趋对中共有利；若参加国民党包办之国大，势必走至毁灭之路；如中共能将目前之政权维持到明年冬天，则其时苏联即可与中共并肩以赴国际预料之危机”。有了苏联的教唆，毛泽东更是决心打到底。当美国调停失败，连民盟在内的第三势力来调停时，中共都拒不接受，民盟因为跟共产党是铁哥们把发出去的调停方案又收了回去。
斯大林并不是跟毛泽东没有意见分歧，但是如果某一方非要坚持，另一方往往会让步。斯大林虽然独断专行，但是在毛表示有胜利把握的时候，斯大林就会同意其坚决斗争，比如最后解放军是否过长江问题上斯大林就让步了。如果毛没有把握，斯大林就会很坚决，毛就只好听从指示。毛跟斯之间虽然常有意见分歧，但是毛从不敢违抗斯大林指示。所以在行动上，苏联和中共总是互相配合的。
3，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三心二意
美国并没有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相反还因为错误判断国军的进攻是美援所致而对国民政府进行禁运。这一点，李伟东先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美国不能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呢？首先，二战刚结束，共产主义的恶性尚未昭彰，大国领导人里只有丘吉尔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危害。美国当时执政的杜鲁门接替了罗斯福，而罗斯福是希望美苏战后继续合作的人。杜鲁门认清苏联的敌对态度还是1947年的事。第二，共产党伪装出要实行民主的样子，虽然其正式的报告充满阶级斗争词汇，但是报纸社论不时宣传美国民主，似乎毛共反政府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叫共产党仅仅是历史沿袭，跟共产主义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当西方记者团以及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来到延安，毛泽东摆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要和美军共同抗日，这致使包瑞德和谢伟思向华盛顿写出支持中共的报告。第三，中共对西方记者竭力拉拢，亲共的记者爱泼斯坦，以及之前的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美化共产党的文章在美国广泛流传。第四，国民政府在僵持阶段对日作战不利，尤其是豫湘桂的溃败导致史迪威以及一些军方人士对蒋不满。第五，马歇尔于1945年底来华不久，政协谈判达成协议，马歇尔认定只有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协议国共停战才有出路。而毛泽东虽然不打算执行协议，但是总是把球往国民党那里踢，军事有利时不理马歇尔，军事不利时再利用马歇尔调停。第六，美国觉得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希望中共能胜利后不依附苏联保持中立。
美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是因为1，中共毕竟是共产党，跟苏共一脉相承。2，赫尔利先来调停时就已经发现中共除了嘴上说的好听，比如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不会做任何实质让步。3，马歇尔调停军事冲突的时候发现，虽然双方有时候是互不服气争地盘，但共军经常主动制造冲突作为协议无法进行执行的借口。4，共军和美军之间的敌意从抗战后美军帮助国军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加剧，比如1946年7月的安平伏击美军事件。
1946年7月，国民党宣布一定要当年召开国大，共产党认为政府改组前召开国大就等于和谈破裂，于是内战升级。国民党重点进攻苏北的解放区，也就是共军从伪军手里夺取的地盘。马歇尔认为美援给了蒋介石进攻的勇气，所以断绝了军援。虽然到1947年5月禁运被解除，但是由于很多国务院内亲共分子的阻挠，解除后的第一批军火运到中国已经是1948年初，交到傅作义手里不久就转到共军手上。这次禁运不仅造成弹药短缺，而且美式装备的零部件无法补充。美国还通知英国一起禁运，造成更大损失。军队士气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所以到1947年，国军取得最大进展后，因弹药供应不上，开始走向下坡路。
到内战后期，美国已经采取了放弃国民政府的政策。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才开始讨论“谁丢失了中国”，许多亲共分子在所谓麦卡锡主义影响下丢官罢职。
（三）没有和平建国的原因分析
包括国共五方代表在1946年一月10日召开政协会议，到月底胜利结束，完成了五项协议。假如都按协议完成，那么自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内战，中国也早就成为民主共和国了。中共和国民党自然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协议，但客观来说，毛泽东只有在政协刚结束后一段时间有过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想法，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全力进行内战了。关键原因就在于从重庆谈判毛就是在苏联迫使下才坐下来谈的，当1946年2月中国爆发反苏浪潮后，苏联决定还是扶共挑战国民政府，毛就再也不想执行协议了。
毛一定要打下去跟苏联的支持分不开。假如没有苏联的支持，毛战败后有被审判其造反、屠杀、抢劫、勒索等罪行的危险，毛也许会接受和平建国协议。但是有了苏联撑腰，他最差也可以到苏联修养，而一旦胜利则有定于一尊之独裁权。相反，如果接受和平协议最多当个副总统，还要受法律制约，不可能享受山呼万岁的帝王之威，更不可能随便御幸女人。所以从毛的角度来说，哪怕抗战结束时，共军实力不如国军，也要坚决打下去。
由于军事协定不包括东北，所以东北战场除了个别时候一直在打。其他地方对谁接受日战区有争执，根据和平建国纲领的附件，应该维持现状。1946年7月，蒋介石自认为武力足够把共产党驱赶出其新占领的地区时，不顾马歇尔劝说进行武力进攻，收复苏北和张家口地区。这是最后的翻脸。蒋介石高估了自己的持久作战能力，对于激怒马歇尔的后果，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力度都估计不足，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的进攻虽然背离了“维持现状”的协议，但那是共产党先打破现状抢占地盘的结果，蒋认为有理由再夺回来。
所谓的国民党没有答应共产党在改组政府里占有14席，并不是国民党的责任。《改组政府的协定》里只规定政府委员会里国民党占20席，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一共占20席。蒋同意给共产党和民盟12席，但是共产党一定要和民盟一起占14席，以便具有单独否决权。如果答应，那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一共才6席，这是青年党不干的，并且青年党坚持共产党不能超过10席。最后蒋愿意让出一个名额给共产党指定的社会贤达，这样国民党降到19席，而共产党控制的席位达到13席，但是中共还是不干。对于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再妥协退让了。否则国民政府做任何决议共产党就可以否决，而共产党的解放前仍然是共产党不受任何制约的一党独裁，那样国民政府岂不是坐等吞并？何况再退让青年党也不干，原来的协议就等于作废。所以在席位争执上怪不到国民党头上。
关于制定宪法，协议的修订宪法意见已经接受了共产党建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很多人认为背离了孙中山的无权宪法框架，但蒋介石还是说服了大家接受了草案意见。后来又经过谈判，草案意见稿有所修改，最后由张君劢起草成为宪法草案，共产党也同意了。所以对宪法的意见分歧，根本不是国共内战的根源。共产党对法律有天然的抵触，毛泽东认为那根本都是形式，法律条文怎样并不重要，关键是谁说了算。
关于整军，国民党和共产党确立了90：18个师的协议。国军整编，不少将领离职，他们到中山陵痛哭，影响力军心。国军整编后的师带有整编二字，比如整编74师由74军整编而来。但共产党却在拼命扩军，这也是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大会也是决议1946年5月5日召开，但是共产党迟迟不提交名单，反对在政府改组前召开。而政府改组又耽搁在14席上。所以国民政府没办法只好到了11月强行召开，共产党和民盟没有参加。不过青年党、国社党都参加了，大会代表仍然超过了80%，符合法定人数，成功制定了宪法，并且在第二年进行了普选。毛共则是铁了心要颠覆民国。
（四）小结
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内战中胜出，这是个复杂的话题。首先不能归因于共产党更得人心。只有到了民主社会，公民可以实现公平而自由的投票，才真正实现“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军事上的胜利，跟是否得人心只有很小的关联。
假如我们穿越回1945年，站在蒋介石的位置上，能否比蒋介石做的更好？恐怕做事后诸葛亮都很难。如果趁着优势兵力上来就全面内战，连政协谈判都不带共产党，恐怕美国一开始就不会支持。而国军要独自彻底消灭苏联支持的共军，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任由共产党占领日战区，国军只巩固原来的对日防线，那就要把中原腹地的大半让给中共，并且在边界犬牙交错的情况下，这种和平肯定不能持久，将来还是开战。
唯一有可能的和平出路是，蒋认识到在美国绥靖以及苏联支持下，中共不可能被消灭而且也不能共组联合政府，干脆以暂时的军事优势为筹码，把东北交给中共经营，交换内地共军悉数撤往东北；而国民政府守住山海关，经营内地。这样虽然国家不统一，但是美苏都会各自支持并制约自己这一派，形成长期对峙。一旦形势稳定下来进行经济建设，共产主义的弊端就如同吃兴奋剂的弊端一样必然完全暴露，而民主宪政的主体中国则必然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楷模。而且在互相对峙的情况下，毛共也肯定不再敢搞什么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政治迫害运动，东北人民的苦也不会那么深重。
当然由于那个时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政治人物们无不具有大一统的家国情怀，以上假设毕竟只能是假设。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今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决不能顺着共产党的宣传给共产党的历史涂脂抹粉，那样只会鼓励当今的中共领导层继续走毛泽东的利用暴力和阴谋手段谋求政治胜利的老路。即便毛泽东胜利了，这种胜利也绝没有什么好的政治经验要学。否则即便学成功了，仍然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博讯2019年11月20日 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