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大学已故校长蔡元培於香港华人永远坟场的墓碑被人破坏。香港警方称，华人永远坟场职员报警指有坟墓损毁，警到场调查後列为财物损毁，事件没有刑事成份——蔡元培是七十九年前逝世的丶无权无势的平民，蔡元培的墓碑被损毁，被警方定义为「没有刑事成分」；但是，如果习近平为其父亲习仲勋修筑的宛如皇帝陵墓的墓地遭到损毁，那一定就是杀无赦的弥天大罪。中国的法律真神奇，可张可驰，可伸可缩。
承认破坏蔡元培墓碑的中国微博网民「哀极无泪」（他为什麽不敢用真名呢？），次日於微博上载照片，指「给现任中堂大人的恩师蔡元培的墓碑打磨了一下」，他又在墓碑上张贴被国民党枪杀的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汪寿华和赵世炎（赵为中共前总理李鹏的舅父）的照片。他谴责蔡元培说：「在知识分子们的吹嘘下，蔡元培成了完人，彷佛四一二大屠杀中血流成河，与蔡元培无关一样，然而蔡元培的命是命，汪寿华丶赵世炎的命就不是命吗？……我不信那麽多热血青年的人头，因为是北大教授所杀，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蒸发。」
蔡元培突然被左派红卫兵盯上，是因为在香港逆权运动中，中大校长段崇智曾发公开信，内容被视作支持反修例运动的学生，遭北京和亲香港政府的人士批判。随後，中大学生会向校长赠送「良知不会被威权灭声」的大型横幅，有人写下「世上可能没有第二个蔡元培，但有的是多一位值得敬佩的校长」字句，感谢段校长与学生同行。
「哀极无泪」此前曾发文不满「反送中」运动，他仇恨蔡元培，原来是因为仇恨段崇智，以及香港反抗暴政的学生。「恨屋及乌」，蔡元培不幸成为其炮灰。他在微博上说：「段崇智也好，蔡元培也罢，大学校长们风度翩翩的外表下面，并不总代表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他更形容反送中大学生为「废青」，并称「看看废青的标语就知道，废青们无知」。
「哀极无泪」又说，「各位乡亲这事与任何人无关，警察要来抓打个电话就行，咱自己走过去」。中共大概不会约束或惩罚自己的走狗。
对此，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发出声明，强烈谴责对蔡元培墓碑的恶意毁坏，「对此次卑劣的暴力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谴责」，同时对蔡的亲属致以诚挚慰问。「哀极无泪」又回应指，「堂堂北大，一点面对真相的勇气都没有！」
所谓「真相」，就是蔡元培一生反共。共产党控制的北大当然不愿提及蔡元培反共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蔡元培有过反共的历史，中共建政至今，仍然不允许蔡元培的墓地从香港迁回北大校园。中共在未名湖边为跟北大毫无渊源的美国左派记着斯诺建了墓地，却不让蔡元培的墓地回到北京大学；在北大百年校庆时，中共禁止北大上演由沙叶新创作的戏剧《先生蔡》，这充分说明中共何其害怕蔡元培的思想遗产。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蔡元培固然不喜欢刚愎自用的新军阀蒋介石，可他发现如果中共夺取政权，中国就将沦为苏俄的殖民地，後果不堪设想。中共煽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随北伐军所到之处，暴力泛滥，血流成河，如果再不加以遏制，中国真的会变成梁启超所说的「一片荒漠」。
所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蔡元培丶吴稚晖丶李石曾丶古应芬等国民党元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提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认为「应予纠察」。蔡元培立即附议，并补充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蔡元培任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吴稚晖的反共提案，并由吴拟具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上把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再度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吴椎晖草拟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呈文称「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分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谘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会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继之提出「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证据」，及「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两个报告，共罗列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丶「煽惑民众」丶「扰乱後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於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後。会议在蔡元培主持下，还审定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丶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处置的共产党人的名单，计一百七十九人。後来，国民政府发布的通缉共产党人的名单，大致以此名单为基础。
反共对於蔡元培来说，不是需要遮盖的丶羞羞答答的历史，而是大义凛然的正义之举。当然，後来蒋介石的「清共」杀人过多，包括杀死「哀极无泪」眼中的「烈士」 汪寿华和赵世炎，并不应当由手上无一兵一卒的蔡元培承担责任。
「哀极无泪」的行为和言论，散发着一种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说的丶专制主义特有的「如同阴沟般的味道」。他将损毁蔡元培墓碑的行为视为英雄主义行动，并以左派自居，但他从来没有为中国数以亿计的奴隶劳工（农民工）说过一句话，并没有谴责过早已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太子党——帮助南方工人维权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多多少少有点左派特质，但他们个个都人间蒸发了。
「哀极无泪」是中共洗脑教育的一个典型标本。他很喜欢使用正义丶良知丶真相等「大词」，但这些抽象的宏大词汇背後，却没有数据丶事实丶分析和逻辑推理。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指出：「希特勒年代真的不缺少英雄主义，但是，在真正的希特勒主义里，在希特勒信徒的共同体里，却只有一种外在的丶畸形的和毒化了的英雄主义，它让人们想到的是张扬炫耀的奖杯和丁零当啷的勋章，是大肆吹捧的虚夸膨胀的话语，是残酷无情的屠杀。」在中国，这个传统被发扬光大了。「哀极无泪」自以为是地使用这些说法，却不知道它们早已被中共宣传机器所毒化，正如纳粹当年的做法一样：「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丶那些常用语丶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言说者头头是道，却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麽。
德国历史学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如此评价希特勒的演讲和着述：希特勒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希特勒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希特勒曾经说过，具有十足的「勇气当文盲」，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最愚蠢的人还要蠢。「从来也没有一本像《我的奋斗》这样文字如此平庸丶枯燥无味的书会出名，这部七百多页的书，没有一个人物来自人民的生活，没有一个微笑来自农村丶工厂丶体育或历史，没有任何生动的内容。」每当我看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类似「哀极无泪」的当代义和团与红卫兵说发出的满坑满谷的仇恨言论，我就知道，千千万万个青年希特勒正在中国茁壮成长中。
我没有见过「哀极无泪」的真实相貌，但我从其言行中依稀看到希特勒的影子。一个充满仇恨和愤怒的「失败青年」，才会将为自由而战的香港的觉醒青年贬为「废青」，正如香港警察将抗争者称为「甲虫」，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跳蚤」一样，先将对方物化，先将对方定位为「废」，下一步就可以用处理废物和垃圾的方式彻底清除掉。当年在文革中将老师活活打死的穷凶极恶的女学生并没有消失，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学生和市民开枪的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士兵并没有消失，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国，他们如野草般生生不息。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他们先是焚书，然後是焚人。今天，他们先损毁蔡元培的墓地，颠覆蔡元培坚持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及反共的普世价值，然後他们就要杀人了。
来源：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