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从土改中的成分划分看改革四十年中国农村脱贫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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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谓8.5亿人脱贫说明什么?

【摘要】

如今推广中国模式的最大成就不是高铁,不是三峡大坝,不是GDP的高速增长,而是脱贫成就。似乎能显示脱贫成就大小的就是中国脱贫人数,近年来中国脱贫人数的数目是一增再增。脱贫人数之多、脱贫人数增长速度之快,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最近外交部长王毅说:“过去40年,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这是笔者看到的最大中国脱贫人口人数,比两个月前发表的人权白皮书中说的7.5亿人脱贫还要高出1亿人。

是不是中国脱贫人口人数越多就说明中国模式越优越?其实不是的。人们要问,这么多的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村贫困人口是从哪里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开展了土地改革,对农村人口进行了阶级划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与雇农。地主与富农当然不能算贫困人口,中农也不能算贫困人口,只有贫农与雇农可以算是贫困人口。各地划分阶级的比例略有不同,贫农与雇农的比例占农村人口的50%至55%,这就是当时的所谓农村贫困人口。人权白皮书指出: 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97.5%。这到底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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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5亿人脱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http://www.gov.cn)2019年11月23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郭丹发自日本名古屋的报道《王毅: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当地时间11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王毅表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消除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过去40年,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中方愿同各国共享发展经验,推动全球减贫事业不断取得进展。”(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1/23/content_5454891.htm)一时,中国诸多媒体都转发了新华社的通稿。

第一个指出“过去40年,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的是外交部长王毅,但是记者没有指出“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的数据来自何方,王毅也没有给出数据的出处。中国人口将近14亿人,其中的8.5亿人脱贫,这是多么巨大的成就!笔者查找了有关数据,没有发现“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的来源,中国统计局没有发表过这个数据,中央扶贫办也没有发表过这个数据,学者的研究也没有给出过这个数据。希望王毅能给出一个资料来源,毕竟这是中国改革四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一件不能马虎的事情。

二、7.534亿农村人口脱贫

就在两个月前,2019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

“绝对贫困基本消除。贫穷是中国人民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贫困如洗,是旧中国留给世人的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人民为消除贫困作出了巨大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开展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基本标志,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中共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新的部署。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贫困标准)由1978年的7.7亿人减少至2018年的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2012年至2018年,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稳定脱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是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白皮书指出: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贫困标准)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 2018年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1.7%。改革四十年,中国实现7.534亿农村人口脱贫。同时白皮书又指出:这个脱贫成就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王毅说:“过去40年,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人权白皮书说,改革四十年,中国实现7.534亿农村人口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两者都说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但是绝对的脱贫人口数字相差近1亿人。如果人权白皮书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中国实现8.5亿人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应该远远超过70%才对。

三、过去四十年7.4亿人口脱贫

就在半年前,2019年3月15日王毅的部下、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出席于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核可中国国别人权审议报告会议后举行的新闻会上说:仅过去40年,中国就成功减少了7.4亿贫困人口,2018年又实现了1386万贫困人口脱贫。

仅仅八个月的时间过去,中国就成功贫困人口由乐玉成的7.4亿增长到王毅的8.5亿。

如今推广中国模式的最大成就不是高铁,不是三峡大坝,不是GDP的高速增长,而是脱贫成就。似乎能显示脱贫成就大小的就是中国脱贫人数,近年来中国脱贫人数的数目是一增再增。脱贫人数之多、脱贫人数增长速度之快,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是不是中国脱贫人口人数越多就说明中国模式越优越?

白皮书说,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贫困标准)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

1978年底,中国人口为9.7523亿人。按照白皮书的说法,农村人口为7.9亿人,97.5%的人为贫困人口,共计7.7亿人。人们不竞要问,这么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减少贫困人口7.4亿也好,7.5也好,甚至8.5也好,说明中国模式成就很大,很成功。那么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29周年,97.5%的农村人口都成了贫困人口,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1949年中国农村有多少贫困人口?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还没有白皮书中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个概念和贫困标准。但是可以借助土改中的成分划分来分析当时农村中的贫富现象。

四、土改中的成分划分

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8402万人占89.4%,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10.6%。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实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已经陆续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西藏、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则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成份的划分。为了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1950年7月20日政务院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其实这个阶级成份的划分并不仅仅涵盖农村地区,也涵盖城镇地区,因此适用于全中国。

政务院的这个决定把当时的中国人口划分为13个阶级和阶层:(1)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2)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3)开明土绅;(4)富农:反动富农;(5)中农:富裕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

根据笔者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到黑龙江北大荒插队落户所了解的情况,农村地区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阶级:

1.地主;
2.富农;
3.中农;
4.贫农;
5.雇农。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对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定,有兴趣者可以到维基百科中查看。

这个决定中有几个阶级成份划分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农村地区的贫富情况。

案例1(富裕中农)

全家六人吃饭,二人劳动。有田五十担(收实谷三十五担),时价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房五间,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约一百元。放生谷三担,利加五(年收一担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债大洋一百元,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断:此家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自己生产占二百五十元以上。对别人有债利剥削,但年收利息只有三十一元,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开销后有剩余,生活颇好,但因剥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农,不是富农。

(笔者注:一担相当于100市斤,50公斤)

案例2(中农)

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外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房五间,牛一只。有木梓山一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的中农,还不是富裕中农。

从政务院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农的生活已经达到了“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水平,富农、地主的生活水平远在中农之上。

那么地主、富农和中农无论如何是不能算农村贫困的人口的。有可能算农村贫困的人口的是雇农与贫农。

各地在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的比例略有不同。

例如笔者出生的浙江省,在土改前对64个县的社会阶级阶层做了调查,发现当时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按户数计算)是:

阶级 土改前的调查 土改后的调查
地主 3.4% 2.8%
富农 4% 2.01%
中农 30.7% 30%
贫农 45.3% 53.16%
雇农 7.5%  
其他(小土地出租者等) 9.1% 12.03%
 
贫农与雇农之和 52.8% 53.16%

土改前后的两次调查表明,浙江省的贫农与雇农占农村户数的约53%。当时贫困人口的比例不可能高于53%。笔者外祖父家在浙江农村,土改中被划为中农,应该不是贫困人口。全国各地土改中划定为贫农与雇农的比例应该都在略高于50%这个范围。

根据陈沅森的《触目惊心,二百万被杀“地主”和土改“真相”》,中共在土改中残杀了二百万地主。笔者插队落户的生产大队,一位胡姓地主是在土改中被五马分尸的。胡姓地主的小老婆成了孟姓贫协主任的老婆。在“四清运动”中这位孟姓党支书下台,罪名是身边睡着一个赫鲁晓夫。那时在村子里最贫困的是地主、富农家庭。当时正值中苏对抗,发生了珍宝岛战争。各村的民兵都假扮成苏联特工,深夜摸入邻村地主和富农的家中,把他们带入村外的高粱地、玉米地。然后用尖刀抵着脖子,让地主和富农家属说出所在地书记等干部的住处。第二天就召开全村大会,批判阶级敌人心不死,妄图复辟。

中共在土改中残杀的二百万地主,他们是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掌握经济管理技术,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共产党提倡杀富济贫,通过土改,原来的富裕阶级是被杀了,但是广大的贫农、雇农并没有富裕。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到1978年,农村人口的97.5%都成了贫困人口。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从略高于50%增长到97.5%。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8.5亿或者7.4亿人脱贫,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成就,那么,这么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产生,说明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极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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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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