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郑也夫再投书 中国自由派的哀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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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12月22日在海外发表“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文章,呼吁中共推行财产公示制度,中共政治局七位常委应率先公示财产。去年此刻,郑也夫曾发表“政改难产之因”文章,直言中共领袖所做的所有事,唯一能载入史册的,就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在中共对社会言论空前打压下,郑也夫是知识分子中少有几位大胆敢言者。过去引领中国公共舆论场的自由派,近年遭遇“六四”以来最严厉政治管控压制,陷入万马齐喑困境。郑也夫等自由派分子的言论,无法续在中国舆论场占有昔日地位,只能在海外隔墙悲鸣。自由派为何遭受如此厄运?中共全面压制自由派声音,将导致什么后果?

2012年以来,曾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引领思潮的自由派,日趋消声,普遍沉寂;相反,左派及民族主义分子更活跃,挞伐自由主义声音甚嚣尘上。原因在:一、习近平中央大范围强化中共“党的领导”,最高领导人集中统一领导,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对可能威胁和冲击中共政权和社会稳定的自由派,予以严厉管控防范。

这导致诸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普世价值、民主选举等一系列自由派主张,在公共舆论场被迫减少或消音;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和媒体公共空间被大幅挤压、屏蔽、关停。譬如:“慈善法”出台、709律师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数被封,大批自由派大V被噤声;共识网、“炎黄春秋”被封杀,互联网媒体时政原创内容遭“一刀切”,深度调查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自媒体被批量整顿,乃至关停。

二、昔日自由主义启蒙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分裂,分化出所谓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施特劳斯派等思潮,在知识界、公共舆论与自由主义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为中国政治秩序和发展模式背书,使自由派主张遭到相当程度制衡。

“分化”的基本冲击是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成果”,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对自由派主张的看法。随着30多年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强一些人的自信,让他们不再像早年那样推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转而思考、提炼中国经验。甚至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修改结论:“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三、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空前挑战和危机,也让中国坚持其制度和发展模式更具“信心”。在中共、中国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看来,第三波民主化不仅已成为过去,并暴露水土不服及出现民主倒退问题。例如“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四起,造成区域动荡不安。另外,西方国家内部也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黄背心运动、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和英国脱欧等负面事件,使自由主义形象严重折损。

中国自由派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依撑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中共为推动改革开放,鼓励社会对文革灾难反思,给予知识分子一定言论空间。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中共建政前30年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文革,给不计其数的民众、知识分子乃至官员造成空前伤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濒临崩溃边缘,使中共政权合法性面临巨大拷问。

从这个角度讲,自由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与中共改革开放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处,为自由派声音提供适度的环境。

然而,中共当下对社会言论和思想空前打压,几近文革时的万马齐喑,不仅让西方和国际社会普遍担忧,更令国人焦虑中共走回头路。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成果,让政治和言论空间相对宽松,思想得以相对自由表达。文革的教训是政治僵化、思想禁锢,势必导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走向崩溃。如今北京对自由派及其思想的压制程度几近文革时,后果即使不像文革糟糕,也会让习近平的“伟大中国复兴梦”半途而废,前途尽毁。

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人类天性,中国社会拥有广泛人性基础,已深入人心,不可抑制,人为打压违反世界潮流,终将自食苦果。

世界日报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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