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12月22日在海外发表“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文章，呼吁中共推行财产公示制度，中共政治局七位常委应率先公示财产。去年此刻，郑也夫曾发表“政改难产之因”文章，直言中共领袖所做的所有事，唯一能载入史册的，就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在中共对社会言论空前打压下，郑也夫是知识分子中少有几位大胆敢言者。过去引领中国公共舆论场的自由派，近年遭遇“六四”以来最严厉政治管控压制，陷入万马齐喑困境。郑也夫等自由派分子的言论，无法续在中国舆论场占有昔日地位，只能在海外隔墙悲鸣。自由派为何遭受如此厄运？中共全面压制自由派声音，将导致什么后果？
2012年以来，曾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引领思潮的自由派，日趋消声，普遍沉寂；相反，左派及民族主义分子更活跃，挞伐自由主义声音甚嚣尘上。原因在：一、习近平中央大范围强化中共“党的领导”，最高领导人集中统一领导，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对可能威胁和冲击中共政权和社会稳定的自由派，予以严厉管控防范。
这导致诸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普世价值、民主选举等一系列自由派主张，在公共舆论场被迫减少或消音；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和媒体公共空间被大幅挤压、屏蔽、关停。譬如：“慈善法”出台、709律师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数被封，大批自由派大V被噤声；共识网、“炎黄春秋”被封杀，互联网媒体时政原创内容遭“一刀切”，深度调查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自媒体被批量整顿，乃至关停。
二、昔日自由主义启蒙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分裂，分化出所谓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施特劳斯派等思潮，在知识界、公共舆论与自由主义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为中国政治秩序和发展模式背书，使自由派主张遭到相当程度制衡。
“分化”的基本冲击是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成果”，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对自由派主张的看法。随着30多年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强一些人的自信，让他们不再像早年那样推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转而思考、提炼中国经验。甚至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修改结论：“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三、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空前挑战和危机，也让中国坚持其制度和发展模式更具“信心”。在中共、中国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看来，第三波民主化不仅已成为过去，并暴露水土不服及出现民主倒退问题。例如“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四起，造成区域动荡不安。另外，西方国家内部也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黄背心运动、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和英国脱欧等负面事件，使自由主义形象严重折损。
中国自由派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依撑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中共为推动改革开放，鼓励社会对文革灾难反思，给予知识分子一定言论空间。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中共建政前30年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文革，给不计其数的民众、知识分子乃至官员造成空前伤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濒临崩溃边缘，使中共政权合法性面临巨大拷问。
从这个角度讲，自由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与中共改革开放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处，为自由派声音提供适度的环境。
然而，中共当下对社会言论和思想空前打压，几近文革时的万马齐喑，不仅让西方和国际社会普遍担忧，更令国人焦虑中共走回头路。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成果，让政治和言论空间相对宽松，思想得以相对自由表达。文革的教训是政治僵化、思想禁锢，势必导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走向崩溃。如今北京对自由派及其思想的压制程度几近文革时，后果即使不像文革糟糕，也会让习近平的“伟大中国复兴梦”半途而废，前途尽毁。
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人类天性，中国社会拥有广泛人性基础，已深入人心，不可抑制，人为打压违反世界潮流，终将自食苦果。
世界日报
201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