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御用文人的典型——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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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何新,当然六四之后。他的成名——大陆士林惟一公开为中共开枪站台。其文集《为中国声辨》,小儿科级偷換概念,当然是《为中共声辨》。很惊讶他的政治立场,竟如此将自己卖光、全部卖给中共——支持开枪!1991年12月10日外交部新闻司,何新接受《纽约时报》编委David C.ungde訪谈:

1989年6月3日、4日发生的流血事件……是一个国家政权为了维持它的合法性,在实施军事戒严的过程中,遭受到敌对政治势力的阻挠、挑战、抗拒,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为了强行通过,也就是为了贯彻国家的法令,而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

40周岁的他,应该很清楚“卖”的结果。1990年4月,他致函李鹏:

1989年平定动乱后……至今并没有形成对社会有说服力的主导舆论。我主动地帮国家一些忙,但结果孤军奋战,事倍功微,并且在国内外成为众矢之的

本就在中国社科院打杂(不受待见),此时不堪众弃,1990年6月12日,他要求“随时愿意离开社科院,去学校教书”。 1

何新来历

何新(1949~ ),出生 温州 苍南,5岁随家迁京,文革 上山下乡 于黑龙江 友谊县 ,1975年县中学教师,1977年考入 大庆师范学校(大专部) ,三月后退学回京,并无高等教育学历。1980年,何新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学术秘书);1981年转近代史所(黎澍助手);1983年中社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1985年文学所助研,1987年副研。

六四枪响、坦克上街,全球哗然,寰内士林怒然而默,出来这么个社科院“副研”帮腔,中南海如获至宝,1991年3月由李鹏“特邀”,增补全国政协委
员,調入全国政协,第7~12届专职政协委员(1991~2018),专职意识形态。“特邀”何新,中南海信号明确——“明码标价”,只要支持“平暴”,立即优待。何新当然也覻着这一空档,急中共之所急,卖中共所欲买。《为中国声辩》,中南海那么亟需的声音!袁木一人唱独角戏,太孤单了,太需要有人鼓掌(当然最好是知识分子)。

何新很清楚自己的“挺身而出”,一语穿底:

我认为在重大历史关头,有必要挺身而出为中国社会主义辩护,以捍卫中国人民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

何新的思想方法:

“这些方法均得力于……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的潜心研究。” 2

何新调全国政协,经邓小平、李先念、王任重等点头,以便扩大声音,影响士林。

上条陈

何新为中共考虑得很细很尽心,1990年6月12日上条陈《进一步稳定国家大局的几点政策建议》:

从1988~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的导因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几乎都从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发端,这更非出于偶然。回顾东欧政治变革的轨迹,似乎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规律性。

首先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倡导否定现实主义的异端文学运动,继而转入政治社会理论,鼓吹自由民主运动,待到知识文化界舆论准备充足,再利用经济困难或其他政治、社会问题突然发难,挑动民众,搞直接夺取政权和根本改变制度的政治运动。这已经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被颠覆的一个规律。如果中国不想在今后十年亡国,那么对这一轨迹即有必要给予必要的重视。 3

看看,直接将“民主自由”设为负面词汇、危险概念。

歪理辨歪事

笔者一直很忙,没功夫陪何新玩——讨论其显属荒谬且十分阴险的观点。

稍稍归扫,便可撮出一簸箕挺共谬论:

中国如果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国将不国。……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坚定地支持了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因为我确信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没有采取这一决策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彻底瓦解,同时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崩解过程。也就是说,巨大的社会危机同时会转化为民族危机。中国将四分五裂,千百万中国人民将流离失所……(1991-3-29接受香港《东方日报》采访) 4

假设后果论,很拙劣的论证手法。很简单,誰都可以用这种逻辑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因为“未来”无法当下核查。明明卖身权贵,以媚邀宠,还摆出一副凛然神圣的姿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就那么神圣那么不能碰吗?赤潮祸华,马列主义肇祸中国,整出反右、大饥荒、文革(且不说“六四”),还有什么神圣性?价值观念、社会理想为中国服务,还是中国为一则已被实践证伪的“主义”服务?如此基础的价值关系都摆不正,学术功底如此浅薄,举着颠倒的逻辑出来晃悠,还真以为寰内无人,就你一个“明白人”?!

为歪事辩护,自然只能用歪理。为六四开枪辩护,少不得身后得有端着刺刀者。

卖得很彻底

何新卖得很彻底,不仅六四开枪辩护,还“延伸服务”——为毛泽东辩护,为反右辩护、甚至为大饥荒辩护。而所谓的辩护,只有观点,回避论证,如
以指责越战避开记者的大饥荒话题。

何新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主动为“中国”分忧了。1989年4月27日,何新致函邓小平及政治局,建议对不同政见者由镇压转放逐海外(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2年)。1990年建议制定《国家安全法》,放弃意识形态定罪标准,換以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及法制的名义。1992年,他再致函邓小平、李鹏,提出外交上放弃以意识形态选择盟友,主张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如放弃对红色高棉的支持。

如此为中南海尽心,想来必有“更上层楼”之期待。不料,全国政协委员是起点,也是终点,始终未能再“进步”。

随着“六四”渐远,何新价值漸衰,尽管他不断“理论创新”,提出“富国剥削穷国”、“否定資本合法性”……无非捡拾马克思牙慧,论证资本主义的非道义性,遭到港刊嘲驳。人家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台湾以不足大陆2%的人口,何以1970年代创造了大陆50%的GDP? 5

结语

最近在网上读到何新自谓“寂寞老人”,说是还有一些青年记得他、尊敬他……当然,至少两三代国人不会忘记他。既然得到中共优待,自然只能得到
六四难属及绝大多数国人的弃待,有得必有失呵!历史最终必将体现公平。

2019 十二月 Princeton

注释:
1 何新:《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第300页、第312页。
2 何新:《为中国声辩》,序言,第2~3页。
3 何新:《为中国声辩》,第310页。
4 何新:《为中国声辩》,第125页。
5 单伟建:〈中国为何落后——驳何新的谬论〉,《争鸣》(香港)1991年2月号,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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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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