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欣克利究竟是精神错乱，还是装疯卖傻呢？这个问题虽然至关重要，但却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答案。因为人类的精神病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医学难题，至今尚无明确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所以进行临床诊断时，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现象实属正常。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规则主要有两条：一是“麦纳顿规则”，又称“对错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丧失理智，在案发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对错，则被告不负刑事责任。另一个是“德赫姆规则”，又称“结果规则”。在普通人看来，只有又疯又傻、又痴又狂、满地打滚才算精神病。可是，“德赫姆规则”的定义很宽泛，甚至连心理上的“情绪残疾”也算精神疾病。因此，如果被告的行为系精神错乱或者情绪残疾所造成的结果，则不负刑事责任。
令人抓狂的是，依照当时美国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中，控方负有举证责任。可是，由于精神病鉴定很难有明确统一的结论，判断一个人是否患病及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常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控方很难毫无争议地证明：案发之时，被告的神智百分之百正常。在此案中，仅凭欣克利留下的那封诀别信，辩方就可以提出合理判断，断定欣克利鬼迷心窍、神智失常、精神分裂。况且，美国法律还规定，只有当控方提供的证据确凿无疑，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时，陪审团才能将被告定罪。这些法律和规则，很容易为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大开方便之门。
在法律和诉讼规则“偏袒”之下，虽然欣克利似乎最多算是轻度精神分裂患者，但却在法庭审理中占尽先机。在随后的陪审团审议过程中，分歧仍然存在，大部分女性陪审员坚持认为欣克利有罪，而其他陪审员则意见相反。于是，陪审团内部的辩论又进行了四天。最终陪审团成员精疲力竭，都不愿再纠缠于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上，辩方的“坚定意志”取得了胜利：1982年6月21日，陪审团裁定欣克利无罪，理由是他作案时精神错乱。法官宣布，把欣克利送往华盛顿一所名叫圣伊丽莎白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无限期监护治疗，直到被证明对社会不再构成危险才能释放。欣克利的父亲大喜过望，结案后辞去公司要职，捐赠巨款，在华盛顿郊区成立了一个资助精神病研究和鉴定的医学基金会，自任总裁，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慈善家。
欣克利被判无罪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招致舆论大哗。美国广播公司随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76%的人认为判决是不公正的。对此，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不得不承认美国刑法条文有漏洞，使犯罪分子有机可趁。他说：“允许那么多人犯暴力罪，又允许他们利用含糊不清的程序来开脱罪责，然后还向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回到他们曾经伤害过的社会中去，这种陈规必须结束。”美国财政部长瑞甘说，这个判决“简直荒唐”。国会一些参众议员也纷纷发表谈话，要求修改法律中有关精神病患者免罪的条文，以保障社会安全。另外，此案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枪支泛滥问题的再度关注。人们不禁要问：“连一个精神错乱的人都能买到枪支，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安全可言？”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里根本人就是一个反对限制枪支的人，即便是在自己遇刺之后，他仍然对此坚定不移。4月22日，即里根出院后的第11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枪支并没有杀人，是人们自己在互相残杀。”
里根在医院得知欣克利为精神病患者后，立刻在病房中为他祈祷平安。伤愈出院后，里根竟然豁达大度，异想天开，打算邀请欣克利来白宫见面。但在白宫幕僚的反对下，里根最终打消了这个好莱坞式的荒诞剧念头。
在精神病院，欣克利接受治疗，相安无事。1984年圣诞节前夕，根据医生诊断，认为欣克利病情大有好转。于是，经院方同意，每逢佳节假日，欣克利可以在医务人员监护下，回家与父母团聚。2003年12月17日，联邦法院裁决，欣克利可以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回家探望父母。
一个无业游民，蓄谋已久，刺杀总统，致四人重伤，人们自然觉得这真是“罪大恶极”。可是，美国法院审判的结果却是凶手精神错乱，不负刑事责任。这就使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既感到震惊又令人深思。中国人面对美国总统遇刺受伤后的经历，真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思想震荡之强烈无以复加。一方面，它使我们了解到美国社会竟然是如此复杂，随便一个人就能买到枪支，随便一个人就敢向总统开枪。另一方面，律师说凶手是精神病，法院居然采信，全然不考虑被告谋杀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更令人惊奇的是，判定被告无罪的是由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而不是审判长。整个审判过程看不到一点政治因素。里根总统等四名受害者对此一声不吭，也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试想，此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八三年“严打”被判死刑的数以万计的被告，有谁的罪行能比得上欣克利？
欣克利行刺里根案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使中国人初步领略了什么是西方法治，法制和法治的区别在哪里。
为了修补法律漏洞，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精神病辩护改革法》，“从严控制”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该法规定，今后在此类案件中，改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据稍有漏洞，不能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则被告有罪。此款法律改变了偏袒嫌犯的旧规则，增加了辩方打赢官司的难度。与此同时，美国各州也纷纷修改法律，总的趋势是严格限制滥用精神病无罪辩护。
欣克利案后，白宫宣布停止公布总统工作日程。
1991年3月30日，即欣克利行刺案十周年之际，已退休的里根和夫人南茜应华盛顿大学之邀，向全校师生发表纪念演说，并向当年救治过他的该校医护人员当面致谢。
那天校园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时里根已届八十高龄，身板硬朗，风度潇洒。在开场白中，里根开了一个玩笑：“十年前，我大难不死，全靠上帝保佑和医生救治。十载寒暑一晃而过，日前收到贵校邀请函，我大惊失色，久久未敢启封。众所周知，本人以糊涂健忘著称，或许当年欠下了医疗账单（bill），如今赶上经济不景气，贵校打上门来讨债了。”
里根那天的演讲似乎没有重点，好像就是讲笑话，笑话讲得差不多了，演讲也就快收场了。临近尾声时，他神情严肃，转入了演讲的主题。他一语双关地说：身为前任总统，他忧心忡忡的不是医疗账单，而是一项重要法案（bill）的命运。话音刚落，一位身坐轮椅的中年人被推到了讲台中央。里根介绍说，这位就是前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十年前，布雷迪被欣克利射出的子弹击中头部，造成终生半身瘫痪。多年以来，布雷迪身残志坚，坚持不懈，极力争取枪支管制立法。里根表示，尽管他本人是全美步枪协会的铁杆会员，但他将全力支持布雷迪提出的枪支管制法案。
1994年2月，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布雷迪法案》。该法规定：第一，购枪者需要五天的等待期；第二，等待期间，警方将对购枪者的背景予以调查，确保罪犯、精神病患者不得购枪；第三，警方对枪支买卖进行登记，记录将保持20年。虽然该法只是对购枪程序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却仍然引发极大的争议，其主要条款竟然于1998年宣告中止施行，令禁枪阵营扼腕长叹！
美国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国家。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是抗拒官府、亡命天涯的不法之徒，是西部荒野上独往独来、骑马持枪的剽悍牛仔。此外，枪支在美国民间早已泛滥成灾，歹徒、罪犯永远都会拥有武器。在此背景下，政府出台的禁枪法案很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守法良民手无寸铁，遇到歹徒时束手无策。即所谓：“如果持枪违法，那么只有歹徒罪犯才会拥有枪支。”
自由不无代价。美国人民固然有佩带武器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但有利必有弊，拥枪自由会导致枪支泛滥，美国每年有三万多人死于枪下。
1993年11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日趋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举行听证会，应邀前往作证的既非司法部长官，也非联邦调查局负责人，而是美国全国医务总监乔伊斯琳。艾尔德斯。原因是华盛顿的政客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旷日持久的暴力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听证会的主题为“暴力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艾尔德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该问题：
一、每年死于暴力的人数已超过死于艾滋病者。全国平均每天约有140人死于暴力，而每天死于艾滋病者为90名。此外，每年还有二百多万人受到各种暴力伤害。暴力的流行程度显然超过各种疾病。
二、司法部门虽已使出浑身解数，但暴力犯罪仍有增无减。艾尔德斯认为原因是司法部门没有事先采取“防疫”措施。
三、不应把暴力看成是生活固有之一部分。它是一种后天染上的不良行为，是可以预防的。暴力作为一种公共卫生问题，已给美国社会尤其是医疗部门造成了巨大损失。
关于如何医治和预防暴力流行病，艾尔德斯在诊断之后开了三个处方
（1）使青少年得不到进行暴力犯罪的工具。由于全国约有20万家经联邦政府批准的枪支售卖商店，普通平民中拥有的各类武器已超过两亿件。（2）在学校的课程表上增加一门暴力预防课，并为家长举办如何教育孩子的学习班。（3）增加就业，使青年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和希望。
1994年8月，美国国会两院经过激烈的辩论，分别通过了克林顿政府的全面反犯罪法案。其中一条款为“禁止生产和出售19种半自动攻击性武器以及类似的枪械”。知情者认为，美国常见的攻击性武器有170多种，法案只决定禁止其中的19种，对于遏制犯罪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验证这个令美国人两难的拥枪禁枪问题呢？
二百多年来，美国人一向独往独来，自主自立，看重乡镇自治和公民拥枪自卫。震撼世界的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北美大陆乡镇民兵挺身反抗殖民地官府暴政的结果。多数美国人认为，手中有枪，心中不慌。每逢危机动乱，大祸临头，官府和警察往往靠不住。像“布雷迪法案”这种以“等待期”为特征的控枪法律，只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束缚守法公民持抢自卫的宪法权利。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例是，1992年4月底洛杉矶发生黑人大暴动，警员总数高达八千之众的洛杉矶市警察局，畏敌如虎，退避三舍，困守繁华的商业区和政府办公区，“坚守待命”，无人敢去中国城、韩国城和黑人区等少数族裔居住区“平暴”，听任黑人劫匪在那里烧杀抢劫，把四分之一的城市烧成了一片火海。
暴乱平定后，中国城和黑人区的店铺损失惨重，而韩国城的商店却基本完好无损。原来，韩国城中有一家商店的老板是一位久经战阵的韩战老兵。此人退役后赴美经商，家里收藏了很多老式枪支。暴乱之初，他见大势不好，立刻把家中收藏的枪支找出来，并紧急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分发给手下的伙计们。这位老兵还指挥众人，用运货卡车堵住了韩国城的主要街口，并把整袋的大米堆放在车前车上，构成射击掩体和防御工事。
当黑人劫匪杀到韩国城时，迎接他们的是汤姆型冲锋枪和勃朗宁型机枪的猛烈扫射。毫无心理准备的劫匪被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暴乱结束后，韩裔店主手持机枪和冲锋枪，威风凛凛地看家护店的照片，被醒目地登上了全美各大报的头版。
拥枪阵营坚称：“枪不会杀人，人才会杀人。”例如，瑞士全民皆兵，“枪支泛滥”，但瑞士国泰民安，民风淳扑，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国家。由此可见，枪支泛滥并非犯罪根源。不过，拥枪阵营好像是“当局者迷”，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原始素质”较为差劲，和瑞士人不能相比。
当初漂洋过海，离乡背井，远赴北美新大陆蛮荒之地“闯关东”的，大多是在欧洲故土怀才不遇、胆大妄为、冒险成性的家伙。这帮人的主体是冒险家、淘金狂、发财迷、刑事犯、奴隶贩子、难民灾民，再加上一拨又一拨走火入魔的宗教和政治狂热分子。他们强悍霸道，卓尔不群，自命不凡，拥枪自立；他们擅长另立山头，标新立异，扯旗造反，拥兵自重。而那些尊贵体面、安分守己的良民绅士，多半留在了欧洲。
在美国，防止枪支泛滥的话题论辩了几十年，枪支管制的问题也争吵了几十年，至今莫衷一是，毫无结果。联邦政府试图管制枪支的任何一项立法，都会引发一场涉及宪法的永无穷尽的争论。结果在享有持枪自由的同时，美国社会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建国二百多年来，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丧生于歹徒罪犯的枪口之下；更有林肯（1865）、加菲尔德（1881）、麦金莱（1901）、肯尼迪（1963）四位总统死于刺客枪弹之下。里根总统遇刺大难不死，堪称奇迹。
百年之中百万平民死于歹徒的枪杀，数字固然惊人，但在一个严格禁枪的国家，在十年中有上百万人因政治原因而非正常死亡，哪个更令人震惊？大家扪心自问吧。
刺杀里根总统的欣克利究竟是不是精神病，请大家自我判断吧。我倾向于他不是精神病，是“神经病”。
讲一个发生在苏联的类似案件。
1969年1月22日，莫斯科举行欢迎苏联宇航员的盛大仪式。在伏努科沃机场，太空英雄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迎接并共同乘车前往克里姆林宫，隆重的颁奖仪式就要在那里举行。
光彩照人的车队刚刚驶抵克里姆林宫博罗维茨基门，一个人影放过开在前面的第一辆高级骄车，扑向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高级骄车，用两只手枪同时开火。汽车挡风玻璃顷刻布满了蛛网似的裂纹和弹洞。
司机浑身是血，倒伏在方向盘上。开枪的家伙共发射了16颗子弹，打光了两只枪里的子弹。随后，他被蜂拥而上的警卫人员制服带走。
受伤的司机第二天早上在医院去世。他是扎尔科夫上士，当时已经办妥退休手续。
当开枪人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后，歇斯底里大发作，半天颤抖不已——他原来以为第二辆汽车里坐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射出的子弹本来是为他准备的。
凶手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伊里因，生于1948年，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罗蒙诺索夫市服役。少尉军衔。1月21日晨偷了两只手枪和四夹子弹擅离驻地，乘飞机来到莫斯科为的就是对勃列日涅夫实施蓄谋的剌杀行动。
令审讯人员震惊的，不仅仅是因为伊里因说收拾了勃列日涅夫之后，他要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创建自己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党，而且还有他实施暗杀计划的手段在每个环节都顺利过关，运气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不可思议！
但是，阴差阳错，当天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坐在车队的第二辆车里，这辆车里坐的是宇航员。总书记乘坐的高级骄车，在车队向博罗维茨基门拐弯前几分钟突然改变路线，经过斯帕斯基门驶入克里姆林宫。
伊里因被指控触犯了五条刑法：制造并散布诋毁苏维埃制度的诽谤言论罪；恐怖活动未遂罪；杀人罪；盗窃武器罪；开小差罪。头几次审问时，侦查人员没有怀疑他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但是，精神病科鉴定证实他有精神分裂症。
在戈尔巴乔夫宣扬“公开性”那几年，苏联报刊曾对精神病科医生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1977年的一份文件显示，在讨论“勃列日涅夫宪法草案”时，喀山精神病院病人维克多·伊里因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份议案：《如果党和政府推行的政策不符合宪法，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有权进行恐怖活动》。
在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侦讯和精神鉴定后，伊里因于1970年5月被送到喀山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他住的是单人病房，被严加隔离。
由于母亲（养母）的努力，伊里因于1988年被转到列宁格勒的斯克沃尔佐夫——斯杰潘诺夫第三精神病院。1990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这家医院举办了巡回法庭，解除了伊里因的强制治疗，允许他回家。
还好，这20年来他一直被当作病号列在自己所在部队的名册上。这就使他有权要求按病假支付工资。当时他无家可归，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代表们过问了这件事。伊里因分到一居室的住房，领到了身份证。他是二级残疾，还能领取一份抚恤金。
据治疗过他的医生说，伊里因为打死了司机而十分后悔，并为因他而受牵连的朋友们难过。
对比欣克利，伊里因的遭遇也不算悲催，要是放在斯大林时代，早就掉脑袋了。
荀路2020年元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