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欣克利是精神病人吗?(下)——西方法治漫谈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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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欣克利究竟是精神错乱,还是装疯卖傻呢?这个问题虽然至关重要,但却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答案。因为人类的精神病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医学难题,至今尚无明确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所以进行临床诊断时,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现象实属正常。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规则主要有两条:一是“麦纳顿规则”,又称“对错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丧失理智,在案发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对错,则被告不负刑事责任。另一个是“德赫姆规则”,又称“结果规则”。在普通人看来,只有又疯又傻、又痴又狂、满地打滚才算精神病。可是,“德赫姆规则”的定义很宽泛,甚至连心理上的“情绪残疾”也算精神疾病。因此,如果被告的行为系精神错乱或者情绪残疾所造成的结果,则不负刑事责任。

令人抓狂的是,依照当时美国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中,控方负有举证责任。可是,由于精神病鉴定很难有明确统一的结论,判断一个人是否患病及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常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控方很难毫无争议地证明:案发之时,被告的神智百分之百正常。在此案中,仅凭欣克利留下的那封诀别信,辩方就可以提出合理判断,断定欣克利鬼迷心窍、神智失常、精神分裂。况且,美国法律还规定,只有当控方提供的证据确凿无疑,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时,陪审团才能将被告定罪。这些法律和规则,很容易为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大开方便之门。

在法律和诉讼规则“偏袒”之下,虽然欣克利似乎最多算是轻度精神分裂患者,但却在法庭审理中占尽先机。在随后的陪审团审议过程中,分歧仍然存在,大部分女性陪审员坚持认为欣克利有罪,而其他陪审员则意见相反。于是,陪审团内部的辩论又进行了四天。最终陪审团成员精疲力竭,都不愿再纠缠于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上,辩方的“坚定意志”取得了胜利:1982年6月21日,陪审团裁定欣克利无罪,理由是他作案时精神错乱。法官宣布,把欣克利送往华盛顿一所名叫圣伊丽莎白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无限期监护治疗,直到被证明对社会不再构成危险才能释放。欣克利的父亲大喜过望,结案后辞去公司要职,捐赠巨款,在华盛顿郊区成立了一个资助精神病研究和鉴定的医学基金会,自任总裁,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慈善家。

欣克利被判无罪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招致舆论大哗。美国广播公司随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76%的人认为判决是不公正的。对此,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不得不承认美国刑法条文有漏洞,使犯罪分子有机可趁。他说:“允许那么多人犯暴力罪,又允许他们利用含糊不清的程序来开脱罪责,然后还向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回到他们曾经伤害过的社会中去,这种陈规必须结束。”美国财政部长瑞甘说,这个判决“简直荒唐”。国会一些参众议员也纷纷发表谈话,要求修改法律中有关精神病患者免罪的条文,以保障社会安全。另外,此案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枪支泛滥问题的再度关注。人们不禁要问:“连一个精神错乱的人都能买到枪支,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安全可言?”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里根本人就是一个反对限制枪支的人,即便是在自己遇刺之后,他仍然对此坚定不移。4月22日,即里根出院后的第11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枪支并没有杀人,是人们自己在互相残杀。”

里根在医院得知欣克利为精神病患者后,立刻在病房中为他祈祷平安。伤愈出院后,里根竟然豁达大度,异想天开,打算邀请欣克利来白宫见面。但在白宫幕僚的反对下,里根最终打消了这个好莱坞式的荒诞剧念头。

在精神病院,欣克利接受治疗,相安无事。1984年圣诞节前夕,根据医生诊断,认为欣克利病情大有好转。于是,经院方同意,每逢佳节假日,欣克利可以在医务人员监护下,回家与父母团聚。2003年12月17日,联邦法院裁决,欣克利可以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回家探望父母。

一个无业游民,蓄谋已久,刺杀总统,致四人重伤,人们自然觉得这真是“罪大恶极”。可是,美国法院审判的结果却是凶手精神错乱,不负刑事责任。这就使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既感到震惊又令人深思。中国人面对美国总统遇刺受伤后的经历,真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思想震荡之强烈无以复加。一方面,它使我们了解到美国社会竟然是如此复杂,随便一个人就能买到枪支,随便一个人就敢向总统开枪。另一方面,律师说凶手是精神病,法院居然采信,全然不考虑被告谋杀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更令人惊奇的是,判定被告无罪的是由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而不是审判长。整个审判过程看不到一点政治因素。里根总统等四名受害者对此一声不吭,也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试想,此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八三年“严打”被判死刑的数以万计的被告,有谁的罪行能比得上欣克利?

欣克利行刺里根案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使中国人初步领略了什么是西方法治,法制和法治的区别在哪里。

为了修补法律漏洞,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精神病辩护改革法》,“从严控制”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该法规定,今后在此类案件中,改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据稍有漏洞,不能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则被告有罪。此款法律改变了偏袒嫌犯的旧规则,增加了辩方打赢官司的难度。与此同时,美国各州也纷纷修改法律,总的趋势是严格限制滥用精神病无罪辩护。

欣克利案后,白宫宣布停止公布总统工作日程。

1991年3月30日,即欣克利行刺案十周年之际,已退休的里根和夫人南茜应华盛顿大学之邀,向全校师生发表纪念演说,并向当年救治过他的该校医护人员当面致谢。

那天校园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时里根已届八十高龄,身板硬朗,风度潇洒。在开场白中,里根开了一个玩笑:“十年前,我大难不死,全靠上帝保佑和医生救治。十载寒暑一晃而过,日前收到贵校邀请函,我大惊失色,久久未敢启封。众所周知,本人以糊涂健忘著称,或许当年欠下了医疗账单(bill),如今赶上经济不景气,贵校打上门来讨债了。”

里根那天的演讲似乎没有重点,好像就是讲笑话,笑话讲得差不多了,演讲也就快收场了。临近尾声时,他神情严肃,转入了演讲的主题。他一语双关地说:身为前任总统,他忧心忡忡的不是医疗账单,而是一项重要法案(bill)的命运。话音刚落,一位身坐轮椅的中年人被推到了讲台中央。里根介绍说,这位就是前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十年前,布雷迪被欣克利射出的子弹击中头部,造成终生半身瘫痪。多年以来,布雷迪身残志坚,坚持不懈,极力争取枪支管制立法。里根表示,尽管他本人是全美步枪协会的铁杆会员,但他将全力支持布雷迪提出的枪支管制法案。

1994年2月,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布雷迪法案》。该法规定:第一,购枪者需要五天的等待期;第二,等待期间,警方将对购枪者的背景予以调查,确保罪犯、精神病患者不得购枪;第三,警方对枪支买卖进行登记,记录将保持20年。虽然该法只是对购枪程序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却仍然引发极大的争议,其主要条款竟然于1998年宣告中止施行,令禁枪阵营扼腕长叹!

美国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国家。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是抗拒官府、亡命天涯的不法之徒,是西部荒野上独往独来、骑马持枪的剽悍牛仔。此外,枪支在美国民间早已泛滥成灾,歹徒、罪犯永远都会拥有武器。在此背景下,政府出台的禁枪法案很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守法良民手无寸铁,遇到歹徒时束手无策。即所谓:“如果持枪违法,那么只有歹徒罪犯才会拥有枪支。”

自由不无代价。美国人民固然有佩带武器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但有利必有弊,拥枪自由会导致枪支泛滥,美国每年有三万多人死于枪下。

1993年11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日趋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举行听证会,应邀前往作证的既非司法部长官,也非联邦调查局负责人,而是美国全国医务总监乔伊斯琳。艾尔德斯。原因是华盛顿的政客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旷日持久的暴力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听证会的主题为“暴力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艾尔德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该问题:

一、每年死于暴力的人数已超过死于艾滋病者。全国平均每天约有140人死于暴力,而每天死于艾滋病者为90名。此外,每年还有二百多万人受到各种暴力伤害。暴力的流行程度显然超过各种疾病。

二、司法部门虽已使出浑身解数,但暴力犯罪仍有增无减。艾尔德斯认为原因是司法部门没有事先采取“防疫”措施。

三、不应把暴力看成是生活固有之一部分。它是一种后天染上的不良行为,是可以预防的。暴力作为一种公共卫生问题,已给美国社会尤其是医疗部门造成了巨大损失。

关于如何医治和预防暴力流行病,艾尔德斯在诊断之后开了三个处方

(1)使青少年得不到进行暴力犯罪的工具。由于全国约有20万家经联邦政府批准的枪支售卖商店,普通平民中拥有的各类武器已超过两亿件。(2)在学校的课程表上增加一门暴力预防课,并为家长举办如何教育孩子的学习班。(3)增加就业,使青年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和希望。

1994年8月,美国国会两院经过激烈的辩论,分别通过了克林顿政府的全面反犯罪法案。其中一条款为“禁止生产和出售19种半自动攻击性武器以及类似的枪械”。知情者认为,美国常见的攻击性武器有170多种,法案只决定禁止其中的19种,对于遏制犯罪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验证这个令美国人两难的拥枪禁枪问题呢?

二百多年来,美国人一向独往独来,自主自立,看重乡镇自治和公民拥枪自卫。震撼世界的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北美大陆乡镇民兵挺身反抗殖民地官府暴政的结果。多数美国人认为,手中有枪,心中不慌。每逢危机动乱,大祸临头,官府和警察往往靠不住。像“布雷迪法案”这种以“等待期”为特征的控枪法律,只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束缚守法公民持抢自卫的宪法权利。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例是,1992年4月底洛杉矶发生黑人大暴动,警员总数高达八千之众的洛杉矶市警察局,畏敌如虎,退避三舍,困守繁华的商业区和政府办公区,“坚守待命”,无人敢去中国城、韩国城和黑人区等少数族裔居住区“平暴”,听任黑人劫匪在那里烧杀抢劫,把四分之一的城市烧成了一片火海。

暴乱平定后,中国城和黑人区的店铺损失惨重,而韩国城的商店却基本完好无损。原来,韩国城中有一家商店的老板是一位久经战阵的韩战老兵。此人退役后赴美经商,家里收藏了很多老式枪支。暴乱之初,他见大势不好,立刻把家中收藏的枪支找出来,并紧急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分发给手下的伙计们。这位老兵还指挥众人,用运货卡车堵住了韩国城的主要街口,并把整袋的大米堆放在车前车上,构成射击掩体和防御工事。

当黑人劫匪杀到韩国城时,迎接他们的是汤姆型冲锋枪和勃朗宁型机枪的猛烈扫射。毫无心理准备的劫匪被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暴乱结束后,韩裔店主手持机枪和冲锋枪,威风凛凛地看家护店的照片,被醒目地登上了全美各大报的头版。

拥枪阵营坚称:“枪不会杀人,人才会杀人。”例如,瑞士全民皆兵,“枪支泛滥”,但瑞士国泰民安,民风淳扑,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国家。由此可见,枪支泛滥并非犯罪根源。不过,拥枪阵营好像是“当局者迷”,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原始素质”较为差劲,和瑞士人不能相比。

当初漂洋过海,离乡背井,远赴北美新大陆蛮荒之地“闯关东”的,大多是在欧洲故土怀才不遇、胆大妄为、冒险成性的家伙。这帮人的主体是冒险家、淘金狂、发财迷、刑事犯、奴隶贩子、难民灾民,再加上一拨又一拨走火入魔的宗教和政治狂热分子。他们强悍霸道,卓尔不群,自命不凡,拥枪自立;他们擅长另立山头,标新立异,扯旗造反,拥兵自重。而那些尊贵体面、安分守己的良民绅士,多半留在了欧洲。

在美国,防止枪支泛滥的话题论辩了几十年,枪支管制的问题也争吵了几十年,至今莫衷一是,毫无结果。联邦政府试图管制枪支的任何一项立法,都会引发一场涉及宪法的永无穷尽的争论。结果在享有持枪自由的同时,美国社会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建国二百多年来,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丧生于歹徒罪犯的枪口之下;更有林肯(1865)、加菲尔德(1881)、麦金莱(1901)、肯尼迪(1963)四位总统死于刺客枪弹之下。里根总统遇刺大难不死,堪称奇迹。

百年之中百万平民死于歹徒的枪杀,数字固然惊人,但在一个严格禁枪的国家,在十年中有上百万人因政治原因而非正常死亡,哪个更令人震惊?大家扪心自问吧。

刺杀里根总统的欣克利究竟是不是精神病,请大家自我判断吧。我倾向于他不是精神病,是“神经病”。

讲一个发生在苏联的类似案件。

1969年1月22日,莫斯科举行欢迎苏联宇航员的盛大仪式。在伏努科沃机场,太空英雄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迎接并共同乘车前往克里姆林宫,隆重的颁奖仪式就要在那里举行。

光彩照人的车队刚刚驶抵克里姆林宫博罗维茨基门,一个人影放过开在前面的第一辆高级骄车,扑向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高级骄车,用两只手枪同时开火。汽车挡风玻璃顷刻布满了蛛网似的裂纹和弹洞。

司机浑身是血,倒伏在方向盘上。开枪的家伙共发射了16颗子弹,打光了两只枪里的子弹。随后,他被蜂拥而上的警卫人员制服带走。

受伤的司机第二天早上在医院去世。他是扎尔科夫上士,当时已经办妥退休手续。

当开枪人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后,歇斯底里大发作,半天颤抖不已——他原来以为第二辆汽车里坐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射出的子弹本来是为他准备的。

凶手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伊里因,生于1948年,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罗蒙诺索夫市服役。少尉军衔。1月21日晨偷了两只手枪和四夹子弹擅离驻地,乘飞机来到莫斯科为的就是对勃列日涅夫实施蓄谋的剌杀行动。

令审讯人员震惊的,不仅仅是因为伊里因说收拾了勃列日涅夫之后,他要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创建自己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党,而且还有他实施暗杀计划的手段在每个环节都顺利过关,运气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不可思议!

但是,阴差阳错,当天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坐在车队的第二辆车里,这辆车里坐的是宇航员。总书记乘坐的高级骄车,在车队向博罗维茨基门拐弯前几分钟突然改变路线,经过斯帕斯基门驶入克里姆林宫。

伊里因被指控触犯了五条刑法:制造并散布诋毁苏维埃制度的诽谤言论罪;恐怖活动未遂罪;杀人罪;盗窃武器罪;开小差罪。头几次审问时,侦查人员没有怀疑他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但是,精神病科鉴定证实他有精神分裂症。

在戈尔巴乔夫宣扬“公开性”那几年,苏联报刊曾对精神病科医生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1977年的一份文件显示,在讨论“勃列日涅夫宪法草案”时,喀山精神病院病人维克多·伊里因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份议案:《如果党和政府推行的政策不符合宪法,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有权进行恐怖活动》。

在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侦讯和精神鉴定后,伊里因于1970年5月被送到喀山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他住的是单人病房,被严加隔离。

由于母亲(养母)的努力,伊里因于1988年被转到列宁格勒的斯克沃尔佐夫——斯杰潘诺夫第三精神病院。1990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这家医院举办了巡回法庭,解除了伊里因的强制治疗,允许他回家。

还好,这20年来他一直被当作病号列在自己所在部队的名册上。这就使他有权要求按病假支付工资。当时他无家可归,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代表们过问了这件事。伊里因分到一居室的住房,领到了身份证。他是二级残疾,还能领取一份抚恤金。

据治疗过他的医生说,伊里因为打死了司机而十分后悔,并为因他而受牵连的朋友们难过。

对比欣克利,伊里因的遭遇也不算悲催,要是放在斯大林时代,早就掉脑袋了。

荀路2020年元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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