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一九四九年,为什么人心归向共产党?——邵燕祥《一九四九:北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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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北平故人》封面(Public Domain)

那一天,时间,开始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十六岁的少年邵燕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员工,他随同机关队伍,在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门前的金水桥边列队,场上一有动静,众人马上就做出统一动作来。将近七十年之后,诗人邵燕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早已认定自己是一个世界的送葬者,一个新时代的歌颂者;现在是一个为旧世界送葬,同时迎接新时代的标志性的日子,行礼如仪,同贺随喜。”

邵燕祥指出,十月一日这一天,以“彼可取而代”的案例成为历史的节日。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十月一日“国庆节”取代了从小牢记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北京取代了南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取代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五星红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叙事,说“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全称判断。宏观地说,这涉及四万万——六万万(毛诗“六亿神州尽舜尧”)——八万万(毛语录“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以至十三亿人的意志。邵燕翔说,微观地看,周围许多同辈人,确凿无疑地选择了共产党,并且认为别无选择。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在当时是民心所向。我曾跟一位海外民主运动前辈在社交媒体上有过争论:他坚持认为,共产党从来不得人心,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夺取天下;我反驳说,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迭,除了战场上的输赢之外,共产党也赢得了民心——如果你轻率地使用“共产党是绑匪,中国人民是人质”这个说法,你一定忘记了人质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事实。

邵燕祥的回忆录《一九四九:北平故人》再次印证了我的结论。从那一年的一月开始,这个敏感聪慧的少年人发现,“只要上街遛一圈,民心民气怎么样,就全了然了”。抗日名将傅作义不战而降,固然是因为北平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更是因为古城中找不到几个愿意拼死一战的官兵,就连傅作义的女儿和秘书,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将作战计划送到共产党那边,这仗如何打下去?

就在邵燕祥在金水桥旁翘首以盼毛泽东讲话之际,诗人胡风写了那首“歌德派”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其中,第一篇章《欢乐颂》是直接歌颂毛泽东: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今天,这样的诗句已然让人不忍卒读。但在那时,追随胡风的诗人鲁煤说,这首诗写得“非常丰厚,没有哪一个,包括解放区的人,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那么成功的”。但是,胡风绝对没有意料到,正是他歌颂的对象毛泽东,几年之后掀起一场牵连数千人的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胡风蒙冤下狱,将近三十年间,受尽折磨,精神失常。

同样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二十六岁的燕京大学毕业生李慎之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度过了人生中极端兴奋的七个小时。在这七个小时中,李慎之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如此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如此五彩缤纷的礼花,如此热情欢呼的人群……这一切都令他无比激动、无比感慨。

五十年后,李慎之“清楚地记得《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这一句神来之笔让李慎之不无羡慕。胡风的这个文学化的比喻,道出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声,用历史学者王学泰的话来说就是:“一九四九年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它不仅是政治变革的开端,随之而来还有社会的变迁。”

“你真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了”

邵燕祥认为,自己因为年幼没有机会奔赴延安,但也算是投奔共产党的早熟少年。跟胡风一样,他也没有想到,在“时间开始了”八年之后,自己却成了一名被革命抛弃的“右派”。母亲对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真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了。”母亲委婉的责备,邵燕祥心里却不以为然:

我加入的是一个有严密组织有钢铁纪律的政团,不是随便什么乌合之众;这个党有目标明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我们都不是堂·吉诃德;而且我和我的一代人大都已经成年,不可能是轻易跟着花衣吹笛人走的孩子——再说,谁是“花衣吹笛人”?

那时,邵燕祥浑然不知,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那个“花衣吹笛人”,直到后来经历了文革、林彪事件以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他才算一步步地觉醒过来。如果邵燕祥母亲的“迷魂汤”的说法成立,共产党给年轻人喝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迷魂汤呢?

几代中国人都是喝着共产党配制的迷魂汤长大的,包括今天在西方国家破坏香港人的连侬墙、暴力殴打流亡藏人、流亡维吾尔人的衣着光鲜且英文流利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主动捍卫北京政权颜面的中国留学生出现在澳洲,用普通话辱骂一群香港支持者的母亲。在加拿大,开着法拉利和阿斯顿马丁跑车“展示实力”的中国学生嘲笑香港人穷,还附上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在伦敦,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拿着一块牌子,教训香港同情者在其“主人”面前“跪下”。

七十年前,邵燕祥阅读的书籍主导了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政治立场,他服用的是同样的“迷魂汤”。与比他年轻差不多七十年的中国留学生们相比,邵燕祥是主动选择喝下“迷魂汤”,而中国留学生则是从幼儿园起就不由自主地被灌输“迷魂汤”。邵燕祥回忆说,日本投降后,他所就读的汇文中学,西斋门厅每天中午饭后,总有一个报贩摊开满地的书刊,包括中共办的《群众》、民盟办的《民主》,还有其他应该定性为“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

最初,邵燕祥痴迷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采”,而不是其“武功”。他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其欣赏。这样的词,蒋介石写得出来吗?不久,他又从一位国文老师仇焕香处借到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由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于是,邵燕祥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在解放军攻城之前,他和同学们分配到的一项任务是:深入每一条大街小巷,逐项记录军事设施、公共场所、军警岗哨,以及医院、学校、商店和大户人家等,纵然不是挨门挨户,也是除了普通民居都要记上一笔。

有趣的是,上级让邵燕祥带一本袖珍圣经作为掩护,如果遭到军警盘问,就说正要上教堂去。国民党至少还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不会阻拦民众上教堂。对于邵燕祥来说,圣经这个道具倒是物尽其用,他的小学、中学都念的是教会学校,他对圣经颇为熟悉,如果有人询问圣经的经文,他大致能对答如流。

然而,这个细节更让人深思: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何未能具备对共产主义这颗“裹了蜜糖的毒丸”的免疫力?照理说,圣经是至高的、绝对的真理,圣经真理可以照出共产主义、无神论、唯物论的邪恶与黑暗。然而,少年邵燕祥熟读圣经,却有口无心,所以才会抛弃真正的真理,转而将谬误当做真理来信奉。

不是学生运动,而是运动学生

十六岁的邵燕祥考上了私立中法大学,这是一所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创办、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的大学。教授很多都是学界名流,还有不少外籍教师。

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邵燕祥和同学们已无心向学,更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与其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不如说是共产党在背后“运动学生”。

当然,一般而言,学生运动从一开始起往往是自发的,是理想主义的,是青春热情的宣泄。邵燕祥认为,在大城市,尤其在学校里,不像在农村面临土地、财产等等具体的经济利益;当时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交往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他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也就是国民党的职业学生、三青团分子等。他在一九四七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入夏先后发生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血案,使他彻底厌弃国民党。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国民党越来越失去对北平的控制,中共地下党日益活跃,学生示威游行频发,你去我来,成为街头一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美扶日’”,这些“反”字当头的口号响彻云霄。到了一九四八年,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大唱解放区歌曲已成为常态。北平的实际统治者傅作义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受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国民党党部及特务组织,在北平反倒成了弱势群体。邵燕祥在书中记载了他与亲国民党的学生之间的一场论战:有一天,有一个平时穿皮夹克独来独往的大个子,突然在课后提议,“剿总”开设了一个军训班,希望大家踊跃报名。邵燕祥立即反驳说,学生的职责是读书,不是参加军训,保护城市自有军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全班默然,对方悄然收场。邵燕祥嘲讽说,若此人是国民党“敌特”,“他也是‘孤臣孽子’式的可怜虫,因为从南京到北京的大官显宦,该走的已经走了,能走的也都走了,剩下在这里招兵买马的,已经是注定殉葬的货了。”

历史学者吕芳上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中,梳理了五四之后学生运动蜕变的轨迹。一开始,是富理想色彩的学生“以极无责任之人,办极有责任之事”,以单纯的心从事学运,学运却遭遇到很大的挫折。然后,新兴的具有动员性的政党,逐步与学生接近,终于使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先是国民党利用学生运动打击北京政府,然后是共产党以学生运动颠覆国民党政府,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以邵燕祥就读的中法大学而论,明明是国民党元老创办的大学,却已沦为共产党控制的“单位”。“不上千人的学校,党员和盟员成百,党组织一有安排,如臂使指。”

然而,学生逐渐沦为政党组织的牺牲品。等到共产党胜利以后,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给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扣上种种不堪的帽子,甚至派遣野战军对学生大开杀戒。吕芳上以“与魔鬼合作、丧失灵魂的浮士德”来形容左派学生的悲剧,大概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枪声响起,邵燕祥才明白这个比喻的真实含义。

在那个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邵燕祥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他曾去拜访前辈作家沈从文,他对沈从文说:“您写湖南的乡下无人能比,赵树理写北方的农村,也是。”这个对照真是“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今天,沈从文的文字仍然魅力无穷,而赵树理的书早已无人问津。但那时沈先生只是静静的听,后来总结似的说了一句:“那边”的作家都是“群”的。邵燕祥后来一直回味这句话,他的理解是:“沈从文的意思应该是说,解放区的作家都是推崇‘群(集)体主义’的,他们的写作,也是以表达他们归属的‘群’的集体意志为能事,其思想、感情以至写作风格、方法,都以集体为依归,以致作家身上、作品里面,属于个人的、个性的,独特的发现和表现,也因而减弱、缩小以至泯灭了。”如果没有自由思想、独立风格,文学也就死亡了。直到晚年,邵燕祥才从“群”中挣脱出来,开始了个性化的、有价值的写作。

“扭秧歌”是鉴别人们是否革命的试金石

新时代不仅换了执政者,而且新的掌权者还要营造全新的社会氛围,例如“扭秧歌”。

秧歌是陕北一种祭神、娱神的歌舞,特别是逢年过节,男男女女成群结队,走村串乡,在锣鼓伴奏下,扭来扭去,相互挑逗,当地又称之为“骚情秧歌”。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一些文人对它加以改造,遂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扭不扭秧歌成为作何政治归属的标志。秧歌不仅在延安扭,而且还扭到了国统区的重庆。“周公馆”宴请的曲终奏雅,往往就是扭秧歌。

据郭沫若回忆说,“那晚上大家是尽了兴,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郭沫若还赋诗以纪念当夜欢聚。

但秧歌毕竟来源于农村,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学历较高、在“洋学堂”浸染比较深的,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热爱交响乐和芭蕾舞的人,不太可能同时热爱秧歌和腰鼓。例如,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的学者、民主人士宋云彬,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从香港接到北平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三月十八日一到就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直到十月一日,这七个月中,宋闲住北平,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虽然不能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住宾馆,当局的宴请,以及朋友之间诗酒酬酢,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可是,宋云彬对风行北平的秧歌和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都颇不适应。

宋先生不懂得,国人非常重视归属,他不如郭沫若早在四五年前就懂得了“扭秧歌”的实质了。扭秧歌事小,属于“哪头儿”事大。所以,宋云彬后来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一九五七年,反右刚开始时,宋云彬的好友许志行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关切地问了句:“我有个朋友叫宋云彬,怎么给弄成右派了?”毛泽东随即就回道:“书生之见。”言外之意是,若是跟着共产党走,就不能有“书生之见”;若坚持“书生之见”,就是罪不可赦的右派。

一九四九年那一年,作为一名具有自觉政治追求的少年学生,邵燕祥很快就接受了“扭秧歌”。《一九四九年:北平故人》一书为“扭秧歌”专设一节,题目就叫“唱革命歌曲之外,一定还要学会扭秧歌”。其中写道:“跑步不成问题,唱歌不成问题,扭秧歌,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成问题,对学员中虽有社会经历却无起舞经历的中年人就成了问题。”邵燕祥认识到“扭秧歌”是中共的文化政治符号,扭不扭秧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的态度问题。

张爱玲就无法接受秧歌,以及共产党千人一面的干部服,要她扭秧歌和穿干部服,还不如杀了她——她跟共产党的分歧,首先是审美上的;然后才是观念秩序上的,她如此热爱自由,故而相信“全部自由一交给别人,势必久假而不归。”。

张爱玲极少写农村生活,却写了一本控诉共产党土改运动的《秧歌》。胡适非常喜欢张爱玲的《秧歌》,认为秧歌以“饥饿”为主题,不但极为细致地描写出普通农民面对饥饿时的绝望,还通过分析造成饥饿的原因,突出表现农民需求和政府管控之间的矛盾,人性与制度的冲突,比那些奉国民党之命而写的“反共文学”高明得多。而张爱玲自己说:“《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

可惜,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如邵燕祥、王学泰等,都没有读到张爱玲的这本《秧歌》;即使读到了,他们不会联想到,自己就是小说中那头被宰杀的猪。那些把心交给共产党的中国人,谁又不是被宰杀的猪呢?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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