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将来，人们重新看到那些哀婉故事的时候，会想到有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一个作家，后来老死了，但留下了一些诗一样的很温柔的话。”
一只早叫的公鸡
白桦30多岁时，头发就全白了。
“可能是遗传。”白桦说。
“或许是起得太早。”我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白桦曾对法国公众介绍自己“是一只公鸡”，引起哄堂大笑。
为什么是一只公鸡？
“我说我而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公鸡，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叫，我可能三点钟就已经叫了，所以主人有些不高兴。”
1949年后第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出自他的笔下；
描述“左倾”思想带给红军的灾难，但因歌颂的是贺龙而终获上演的话剧《曙光》，出自他的笔下；
因“刻意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数审未过、后经邓小平亲自过问才公映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出自他的笔下；
曾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老百姓却从未看过的电影《太阳和人》（即《苦恋》），出自他的笔下。
当然，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典型代表，半个多世纪来，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从“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自由化”—–
白桦在劫难逃，一次也未漏网。
王力：我们现在都很奇怪，你和胡风年龄相差很多，当时怎么也扯进去了？
白桦：和胡风相识，是1953年5月，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作家访问团，到东北和朝鲜访问从38线那一面交换回来的中国战俘。这个团里，他年纪最大，我年纪最小，之间除了开玩笑，哪有什么“正经话”呢？连文学方面的交谈都没有。在这些老作家眼里，23岁的我，简直就是一个顽童。之后，我在北京修改剧本时，听说胡风在北京地安门有一个住处，就约了朋友去看望过他一次。1954年途经大理时，我给曾一同参加出访团的胡风、罗烽几位老作家，又每人寄了一方天然大理石砚台，纪念品而已。就是这些—–但后来脱不掉干系了，为这，我失去8个月的自由，连去厕所，都有人跟着。
王力：那时候你已经成名了，正是年少得志，突然遇到这么大的变故，怎么顶过来的？
白桦：顶不过，想自杀。八一电影制片厂旁的莲花池，当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旁边有一个芦苇荡。我想趁人不备跑进去，在里边从从容容结束自己，但因为看得紧，没成功。后来他们发现了我的遗书，看得更紧了。这样一直等到秋天，叶子落了，芦苇荡一览无余，再没办法逃进去。写《苦恋》时，主人公在“文革”中逃到芦苇荡里生活，搬的就是我自己的这段经历。
图注：1956年春，“审查”告一段落，26岁的白桦，终于离开了大雪纷飞的莲花池
我会将《苦恋》的背后故事全写出来
王力：提起《苦恋》这部片子，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没看过。
白桦：没公映，肯定看不到。拍成片子后，改名为《太阳和人》。前一段时间，崔永元还问我，哪里能找到这部片子？我说，你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试试看。
（旁白：1981年4月，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提出要看《巴山夜雨》和《太阳和人》，并征得有关方面的批准同意。他同时看了这两部片子后，流了泪，两次说：“我的意见说出来，可能挨批评。”
杨振宁说，他很感动，“两部片子都很好，很美，很动人。”
“听说对《太阳和人》有争论，我不便说什么”
“听说《太阳和人》正在修改，白桦本人参加修改了吧？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改法，就是按作家的想法改下去”
——注：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王力：能说说这部片子的前前后后吗？
白桦：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个剧本，是1979年早春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这部戏，实际上不是写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它写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探讨的是理想者的道路问题。剧本发表时，似乎也没引起多大注意。1980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年轻导演彭宁把剧本拍成电影，更名为《太阳和人》，内部审看时，有人有些意见。
这个时候，黄钢等人主编的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出了一期专批《苦恋》的增刊，这是部队和地方的一些老同志合办的刊物。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并在CCTV播出，说《苦恋》否定爱国主义。
王力：《苦恋》中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这句话当时成了争议的靶子。
白桦：在剧本和影片中，这句话都出自主人公的小女儿之口，原话是：“您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是可以查证的。但起草批判文章的人做了手脚，把“国家”改为“祖国”。这一偷换概念，蒙蔽了所有粗心大意的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国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祖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没办法不爱。
王力：当时其他作家的反应如何？反对多，还是支持多？
白桦：当时姚雪垠激烈反对这部片子，还有我很尊敬的剧作家曹禺。据说，会前曹禺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也很义愤填膺，说又搞大批判，绝不参加这样的会。结果到了会上，他又激动起来，甚至说：“从没见过这样攻击祖国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
当然，这个会上，也有一些朋友非常仗义执言。比如吴祖光，他评价这部影片时，用了“温柔敦厚”四个字。但支持我的声音，不多，很小—–
王力：看过唐达成的传记，当时《文艺报》撰文批《苦恋》，他是主笔的“两唐”之一。唐达成说，后来你们见面时，你对他的批评文章还表示了感谢。
白桦：这一节，我也听朋友转述了。其实我们见面时，他一边对我拱手，一边说“冒犯！冒犯！”当时我也是淡淡一笑，回应“可以理解。”
王力：庆幸的是，《苦恋》最终没有酿成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白桦：当时胡耀邦同志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归结起来就是一条，《苦恋》有错误，应该批评，但不应像《解放军报》那样的批评，而应该采取“稳妥”的批评。说到底就是，不要搞成一场“批判运动”或“风波”。
（旁白：胡耀邦同志谈话后，当时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找到文化部理论组组长、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顾骧，要他根据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以“顾言”的笔名，发表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文章很短，但文中有针对性地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做法，从正面作出批评，公开批《苦恋》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图注：白桦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白桦说：“这是一次空前轻松、透明、自由的大会。”
白桦：我至今感谢胡耀邦同志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曾请求他看看这部片子，他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有两派。我的儿子赞同你们，我的秘书就不赞同。”那次见面，是1981年1月10日晚，在胡耀邦同志的一间小客厅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王力：有关《苦恋》的评说，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各种版本都有，但你的话始终很少，今后会把真相写出来吗？
白桦：这部片子，我先后看过7遍，至今珍藏这部影片惟一的一张电影海报。我以为，《苦恋》事件是中国解放思想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苦恋》的背后故事全部写出来，而且会写得很长。
“二次入伍”的军人
王力：现在回过头看，有些疑问。你的第一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写云南的，你曾戴过的那顶“右派”帽子，怎么也是云南给的？
白桦：“反右”时，我在总政。在北京，我没有发言，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那个时候我到云南体验生活去了，要到高丽公社写一部长诗，高丽公社是一个很落后、艰苦的地方，结果去到那里时，不巧那一年他们叛乱了，当时不止是西藏叛乱了，还波及到傈僳族、布依族……你说我怎么办？所以就离开了，搭军车回昆明，正赶上云南省委宣传部召开文艺座谈会，就请我去，说你虽然调北京了，但你熟悉这边的情况，结果我就发表了意见。
那时作协刚刚成立，我就提出一些建议，说作协不应该成为一个党政机关，应该是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协会，这有利于从事文化研究和促进创作。其实，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说对作家要宽容一点。 然后我就回北京了。
1957年9月中旬，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治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
1958年春，军事法庭宣判开除我的军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从此我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好在萧华将军为了照顾我的家庭，送我到上海劳动改造，在全国，“右派”送到上海劳改的没有，可能就我一个人，做了三年的钳工，又到了绍兴当农民。后来，部队首长又为我“开口子”，1961年9月，我调入上海的海燕电影制片厂做编剧，1964年9月，我成了全军唯一二次入伍的军人，在武汉军区话剧团做编剧。但“文革”开始后，我又完了，在武汉被关了7年。
（旁白：这段经历，把军人白桦、作家白桦，同时培养成了很优秀的农民+工人。一头猪，从治病、接生到养肥、杀了吊起来开膛，他全部擅长，包括种水稻也很在行。此外，钳工、电工、管工、锅炉工——甚至，他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
王力：第一次参军时你多大？
白桦：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当时17岁，从学校出来就参加解放战争，几乎所有的大战役都让我们赶上了。我家是河南信阳的，我8岁时，家乡就沦陷了，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的，房子也被日本人拆光了，以前我的家境条件可以，经过这样的变故，穷得非常潦倒。从那时候，我失去了孩子所有的稚趣，一下子由孩子变成了成人，并且开始有了思考，从十几岁开始，我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王力：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白桦：第一次在媒体上正式发表，15岁吧。上中学时，我和我哥一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撰写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诗文，在当地报刊和上海《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国民党要抓我们，我和我哥就分头跑了，失散了多年才得以相聚。解放后，我在云南蒙自部队驻防，一直到1953年。其间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刊发在1953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
王力：当时拿了多少稿费？
白桦：3000元。当时算是天文数字了。连贺龙贺老总都说：“你发财了！”当时部队是供给制，贺老总虽然级别高，但家里孩子多，钱紧，他也羡慕我拿到这么多的稿费。要知道，我在蒙自三年，只吃过三次米线，都是别人请的，当时部队不发薪水。
王力：23岁的你，怎么花掉这笔巨款？我很好奇。
白桦：花了100块钱，在昆明包了两桌席，请摄制组的人吃饭。那时候，吃的是50元一桌酒席，在昆明算是顶级了，饭馆要提前一星期预约和准备。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传：白桦太奢侈了！
那时年轻，也没成家，我拿了大把的钱，不知道怎么花，反正钱没花完，第二个剧本的稿费又到了，4000元！我买丝绸被面，还买了一辆当时非常少见的摩托车，在街头呼啸来去，身边所有人看得掉眼珠子。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
王力：你怎样评价你的孪生哥哥叶楠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电影的三分之一，几乎都出自你们兄弟俩的小说和剧本。叶楠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电影故事，如《甲午风云》、《巴山夜雨》、《傲雷·一兰》。
白桦：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也活得拘束。他就是做到海政创作室主任的位置上，也羡慕我，说我活得自在，还说当弟弟舒服，下辈子要跟我换过来。其实我挨整时，他倒没怎么挨整。
图注：白桦（左）与孪生哥哥叶楠
王力：你能活下来，也很不容易了。枪林弹雨不说，从27岁到46岁——人生中最宝贵、最有艺术想像力的20年，不仅写作的权利没有了，其中一半时间，连人身自由都被完全剥夺了。
我还一个好奇是，你总是这么温和，待人接物甚至可以用“隐忍”来形容，但你的作品又是那么“标新立异”，包括《今夜星光灿烂》、《曙光》、《吴王金戈越王剑》，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伴随着争议，甚至大字报、停映、禁演、批判——
白桦：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
6年前，上海为我的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这是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研讨会，而对我的作品批判会，我倒是参加过百次以上。所以，这样的会对我来说很新鲜，当时都不好意思参加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82年，丁玲特意赶到个旧参加作协的会议，为的是看看我的演讲如何标新立异，胆量又是如何超人，并且“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演讲结束后，她却颇为失望地对我说：“你很温和嘛！你讲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嘛！”
我还记得“文革”后的1979年，钢琴家傅聪第一次回到上海，大年夜在我家，两瓶茅台，对饮通宵。我问他在外面最难耐的痛苦是什么？他说，最难耐的痛苦，是文化的隔膜。那20多年来，他在同胞的目光中是一个“叛国分子”，可在这个“叛国分子”的梦里，是龙井茶、黄宾虹的画，是茅台酒、和“我父亲的一切”，是渴望用中国的俚语、成语，和朋友们交谈。
在贺老总身边工作时，他跟我谈过一些过去斗争的情形。当年写《曙光》，是我在“文革”结束前后跑到湘鄂西、洪湖走了一圈以后，从民众的情绪里提练出来的。当时那片有个领导人叫段德昌，名声仅次于贺龙，非常勇敢的将领，30年代因为“窝里斗”，被自己人毙了。我一听说段德昌临死前留下的“三个不要”，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段德昌说：第一， 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二，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离开了老百姓就要遭殃；第三个特别让我震撼，他说，不要用枪弹打死我，为什么？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王力：——
白桦：我这一生，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最遗憾的是，怯懦和患得患失，让我曾浪费了最美好的大段青春年华。
到我这个年纪，名利已是身外之物，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我做的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是帕斯卡尔的话。
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我曾说过，我也不过是一根苇草，虽然飓风总在试图折断我，甚至把我压得倒伏在泥土上，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因为我有思想，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思想了，我是为理想而生的。
所以，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相信将来，人们重新看到那些哀婉故事的时候，会想到有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一个作家，后来老死了，但留下了一些诗一样的很温柔的话。
人物简介：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生于河南信阳。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及总政任职。1985转业到上海作协。应邀出访过美、法、德、日、澳、新、泰等30多个国家并演讲。
代表作品：长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一首情歌的来历》；散文随笔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混合痛苦和愉悦的岁月》；诗集《金沙江的怀念》、《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白桦十四行抒情诗》；演讲集《白桦流血的心》。影视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最后的贵族》、《吴王金戈越王剑》、《滇池上的月亮》、《宰相刘罗锅》等。
（原刊2007年10月22日《云南信息报》，2020年1月10日订正，文图为白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