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面对雪山,想起了朱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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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上午,接到徐友渔电话,告知老友朱正琳病故的不幸消息。我非常震惊: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去年5月我们见面时他不还好好的么?怎么就走了呢?

其后,网上发布了友渔写的讣告。其中写道:

“正琳是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因肠梗阻急症住院,CT检查结果是堵塞段有不明物,开始用保守疗法灌肠,结果灌肠后引起的肠痉挛导致不堪忍受的巨痛、胀气,遂紧急手术抢救,术后血压、血氧都上不去,没能恢复过来衰竭而去,最后的诊断是结肠癌引起的肠梗阻,送医的医院是匹茨堡最好的医院。正琳夫人傅锡明大姐说,正琳近期也没什么大症兆,排便有点干。但也是一天一两次的。他经常陪火娃(孙儿)耍闹、不亦乐乎!还说这半年感觉身体轻便、有精神,过得很开心。仅痛苦一两天就走了,是个好结局。”

一位学医的朋友、原上海外科医生何岸泉看到朱正琳的讣告,发了一段推文——

“误诊致死。灌肠是以为便秘(屎结成硬块)。误诊证据之一。实际上是结肠肿瘤梗阻了肠道。灌肠后果造成肠道痉挛胀气后剧痛(剧痛为腹膜炎症状,估计已经造成肠穿孔)。误诊导致错误操作造成严重后果。穿孔性腹膜炎,菌血症败血症,全身性休克,手术失败,死亡。可以告医院。”

据说梁启超就是死于误诊,死于一起医疗事故,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误将好肾摘除而留下了病肾,也是在一家上好的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

朱正琳享年72岁。突然想起他在什么文章里专门提到过72岁的寿命。一查,找到了,就在他那本《外面的世界》“游走篇”的引言里。这篇文章大概写于2012年,当时他们一批老朋友兴致勃勃地筹划外出旅游。这批老朋友大都六十开外,包括朱正琳在内四位最老的已经过了六十五岁,所以有朋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要把这事提高到‘有生之年’的高度来考虑。”朱正琳写到:“记得有人说起,按联合国当时提供的数据,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我当即回应道:‘哈!如此说来,我只能订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了!’(《外面的世界》,第265页)”

如今朱正琳果然死于72岁,而且死在旅游之地。朱正琳的儿子朱小蓬定居美国,住在匹兹堡。父子平时相隔万里,如今,朱正琳能在妻子儿子的陪伴下告别人间,也是幸事。

作者与朱正琳

我和朱正琳结识于1980年10月。

我先是从《中国青年报》读到了朱正琳的故事。这天,听同学说朱正琳来了,和我的宿舍就隔几个壁。我马上就去他的宿舍,进门打招呼,自报家门,然后对他说:“我想我们一定会成好朋友。”后来朱正琳对我说,他当时感到很突兀,“怎么这个人一来就说会成好朋友啊?”

这不奇怪。那时,我知道他,他还不知道我。我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出生于47年,都是来自大西南(云贵川,他来自贵州,我来自四川),都是“出身不好”,都是“思想反动”“反革命”(我挨过批,他坐过牢),进北大前都是“社会青年”,都是做临时工,都没上过大学,都是考的西方哲学,都是考的第一名,都有北大专门派人外调,都经历过一番周折(他比我更周折),都是最后一个得到录取通知书。有这么多共同之处,怎么能不成好朋友呢?

朱正琳曾经写文章说起他刚进北大时的疏离感,“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学校”,很长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对北大很难建立起认同感。我刚进北大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记得开学不久,有次和同学们一道进办公楼礼堂听某人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进这个礼堂,当我坐在座位上我总觉得会有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要赶我出去。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可就是禁不住总这么想。我们都是被剥夺得太久了,久到已经对被剥夺的处境习惯了,以至于当我们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时反倒不适应不习惯了。

朱正琳说,在进入北大之初,他担心,在步入成功之道后,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放弃初衷?朱正琳有这样的担心,说明他不需要担心,要担心的人是不会有这份担心的。如他所言:“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我们,确实见证了某种值得终生守望的东西。”不少人只知道朱正琳散淡与随和的一面,他们不知道朱正琳还有热血与坚守的一面。举一件事就够了:1989年4月21日,国内一批学者作家发表联名信,要求政治改革、消除腐败、实现言论自由;朱正琳名列其中。20年后,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正式逮捕。海内外签名声援刘晓波:呼吁无罪释放刘晓波;首批签名者中就有朱正琳。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定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朱正琳就是这样的人。

1990年春,我赴欧洲开会,那时朱正琳正在德国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专程赶到他的住所,和他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听他讲八九讲六四。讲到北京市民,朱正琳格外动容。他还给《中国之春》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见附录),用的是笔名“郑乙”。文章谈到“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当年是如何被“体系”所遮蔽,后来又是如何挣脱“体系”而觉醒。

人生来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直觉。朱正琳写道,“这样一种判断的获得和表达,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不需要任何理论的的支持,也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不要小看了这种判断。世界上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使人们丧失作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几十年,我们接受和参与制造了一大堆概念,我们所听到的和总是在跟着说的谎言早已成了体系。体系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作出一个判断。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都须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们也都习惯于认为,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学习‘理论’,就不能知善恶了”。

朱正琳的文章从“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谈起,这个切入点既独特又深刻;作者的分析议论也十分精彩透辟。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这里也向读者推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嘉映在黑山沪的家,是我们一帮学哲学的朋友们不定期聚会的场所。大家有着相同的志趣和知识背景,又各有不同的个性与偏好,自然营造出一种极为难得的交谈氛围。朱正琳是谈话高手。他对世事人性的洞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去年(2018年)5月,朱正琳和太太傅锡明来到纽约,到我家中小坐。离上次即1990年那次汉堡相见,我们已经28年没见面了。不过在这段期间,通过来往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彼此还是有联系,互相关注的。再说,君子之交不需要时时浇灌。可以相隔万里,可以一别多年,但只要一见面一开口,一切就无缝接轨,自然而然。

朱正琳夫妇这次到美国来是探望在美国匹兹堡工作与定居的儿子。我早就见过他的儿子。大概是1981年的暑期,朱正琳的太太领着儿子来北京探亲。在朱正琳的宿舍里,我见到他们一家。朱正琳说他儿子叫朱小peng.我问哪个peng,大鹏金翅鸟的鹏吗?他说天蓬元帅的蓬。我一听就笑了。姓朱,天蓬元帅。对了,我和朱正琳都属猪,怪不得我们都喜欢猪八戒。不过我想,一般人看到“朱小蓬”这个名字多半并不会马上联想到天蓬元帅。

朱正琳本来就很豁达,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很是潇洒。18年那次见面时,他说他身体还好,以后会不时的到美国来。19年果然又来了。想不到我们还未曾再见面,就永远见不到面了。

朱正琳其实还挺浪漫的。他说过:“关于死,我的确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死在海拔很高终年积雪的大山上,譬如喜马拉雅,譬如阿尔卑斯。如果能够选择死的方式,我会选择离开人群;如果能够选择死的地方,我会选择终年积雪的大山。当然,我也只是个‘口头革命派’,到头来多半还是会乖乖地‘死在床上’。”朱小蓬说,父亲的骨灰将会按照他的遗愿,选择一个美丽的日子抛洒在美国的雪山下。

圣诞节,我一家四口前往滑雪胜地科罗拉多州。老朋友齐光夫妇分别开车载我们一家和他们一家到了君主山(Monarch Mountain)。面对皑皑雪山,我不由得想起了朱正琳,感慨万千。

2019年岁末于纽约

附录:

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
郑乙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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