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上午，接到徐友渔电话，告知老友朱正琳病故的不幸消息。我非常震惊：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去年5月我们见面时他不还好好的么？怎么就走了呢？
其后，网上发布了友渔写的讣告。其中写道：
“正琳是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因肠梗阻急症住院，CT检查结果是堵塞段有不明物，开始用保守疗法灌肠，结果灌肠后引起的肠痉挛导致不堪忍受的巨痛、胀气，遂紧急手术抢救，术后血压、血氧都上不去，没能恢复过来衰竭而去，最后的诊断是结肠癌引起的肠梗阻，送医的医院是匹茨堡最好的医院。正琳夫人傅锡明大姐说，正琳近期也没什么大症兆，排便有点干。但也是一天一两次的。他经常陪火娃（孙儿）耍闹、不亦乐乎！还说这半年感觉身体轻便、有精神，过得很开心。仅痛苦一两天就走了，是个好结局。”
一位学医的朋友、原上海外科医生何岸泉看到朱正琳的讣告，发了一段推文——
“误诊致死。灌肠是以为便秘（屎结成硬块）。误诊证据之一。实际上是结肠肿瘤梗阻了肠道。灌肠后果造成肠道痉挛胀气后剧痛（剧痛为腹膜炎症状，估计已经造成肠穿孔）。误诊导致错误操作造成严重后果。穿孔性腹膜炎，菌血症败血症，全身性休克，手术失败，死亡。可以告医院。”
据说梁启超就是死于误诊，死于一起医疗事故，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误将好肾摘除而留下了病肾，也是在一家上好的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
朱正琳享年72岁。突然想起他在什么文章里专门提到过72岁的寿命。一查，找到了，就在他那本《外面的世界》“游走篇”的引言里。这篇文章大概写于2012年，当时他们一批老朋友兴致勃勃地筹划外出旅游。这批老朋友大都六十开外，包括朱正琳在内四位最老的已经过了六十五岁，所以有朋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要把这事提高到‘有生之年’的高度来考虑。”朱正琳写到：“记得有人说起，按联合国当时提供的数据，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我当即回应道：‘哈！如此说来，我只能订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了！’（《外面的世界》，第265页）”
如今朱正琳果然死于72岁，而且死在旅游之地。朱正琳的儿子朱小蓬定居美国，住在匹兹堡。父子平时相隔万里，如今，朱正琳能在妻子儿子的陪伴下告别人间，也是幸事。
作者与朱正琳
我和朱正琳结识于1980年10月。
我先是从《中国青年报》读到了朱正琳的故事。这天，听同学说朱正琳来了，和我的宿舍就隔几个壁。我马上就去他的宿舍，进门打招呼，自报家门，然后对他说：“我想我们一定会成好朋友。”后来朱正琳对我说，他当时感到很突兀，“怎么这个人一来就说会成好朋友啊？”
这不奇怪。那时，我知道他，他还不知道我。我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出生于47年，都是来自大西南（云贵川，他来自贵州，我来自四川），都是“出身不好”，都是“思想反动”“反革命”（我挨过批，他坐过牢），进北大前都是“社会青年”，都是做临时工，都没上过大学，都是考的西方哲学，都是考的第一名，都有北大专门派人外调，都经历过一番周折（他比我更周折），都是最后一个得到录取通知书。有这么多共同之处，怎么能不成好朋友呢？
朱正琳曾经写文章说起他刚进北大时的疏离感，“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学校”，很长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对北大很难建立起认同感。我刚进北大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记得开学不久，有次和同学们一道进办公楼礼堂听某人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进这个礼堂，当我坐在座位上我总觉得会有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要赶我出去。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可就是禁不住总这么想。我们都是被剥夺得太久了，久到已经对被剥夺的处境习惯了，以至于当我们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时反倒不适应不习惯了。
朱正琳说，在进入北大之初，他担心，在步入成功之道后，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放弃初衷？朱正琳有这样的担心，说明他不需要担心，要担心的人是不会有这份担心的。如他所言：“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我们，确实见证了某种值得终生守望的东西。”不少人只知道朱正琳散淡与随和的一面，他们不知道朱正琳还有热血与坚守的一面。举一件事就够了：1989年4月21日，国内一批学者作家发表联名信，要求政治改革、消除腐败、实现言论自由；朱正琳名列其中。20年后，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正式逮捕。海内外签名声援刘晓波：呼吁无罪释放刘晓波；首批签名者中就有朱正琳。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定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朱正琳就是这样的人。
1990年春，我赴欧洲开会，那时朱正琳正在德国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专程赶到他的住所，和他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听他讲八九讲六四。讲到北京市民，朱正琳格外动容。他还给《中国之春》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见附录），用的是笔名“郑乙”。文章谈到“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当年是如何被“体系”所遮蔽，后来又是如何挣脱“体系”而觉醒。
人生来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直觉。朱正琳写道，“这样一种判断的获得和表达，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不需要任何理论的的支持，也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不要小看了这种判断。世界上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使人们丧失作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几十年，我们接受和参与制造了一大堆概念，我们所听到的和总是在跟着说的谎言早已成了体系。体系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作出一个判断。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都须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们也都习惯于认为，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学习‘理论’，就不能知善恶了”。
朱正琳的文章从“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谈起，这个切入点既独特又深刻；作者的分析议论也十分精彩透辟。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这里也向读者推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嘉映在黑山沪的家，是我们一帮学哲学的朋友们不定期聚会的场所。大家有着相同的志趣和知识背景，又各有不同的个性与偏好，自然营造出一种极为难得的交谈氛围。朱正琳是谈话高手。他对世事人性的洞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去年（2018年）5月，朱正琳和太太傅锡明来到纽约，到我家中小坐。离上次即1990年那次汉堡相见，我们已经28年没见面了。不过在这段期间，通过来往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彼此还是有联系，互相关注的。再说，君子之交不需要时时浇灌。可以相隔万里，可以一别多年，但只要一见面一开口，一切就无缝接轨，自然而然。
朱正琳夫妇这次到美国来是探望在美国匹兹堡工作与定居的儿子。我早就见过他的儿子。大概是1981年的暑期，朱正琳的太太领着儿子来北京探亲。在朱正琳的宿舍里，我见到他们一家。朱正琳说他儿子叫朱小peng.我问哪个peng，大鹏金翅鸟的鹏吗？他说天蓬元帅的蓬。我一听就笑了。姓朱，天蓬元帅。对了，我和朱正琳都属猪，怪不得我们都喜欢猪八戒。不过我想，一般人看到“朱小蓬”这个名字多半并不会马上联想到天蓬元帅。
朱正琳本来就很豁达，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很是潇洒。18年那次见面时，他说他身体还好，以后会不时的到美国来。19年果然又来了。想不到我们还未曾再见面，就永远见不到面了。
朱正琳其实还挺浪漫的。他说过：“关于死，我的确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死在海拔很高终年积雪的大山上，譬如喜马拉雅，譬如阿尔卑斯。如果能够选择死的方式，我会选择离开人群；如果能够选择死的地方，我会选择终年积雪的大山。当然，我也只是个‘口头革命派’，到头来多半还是会乖乖地‘死在床上’。”朱小蓬说，父亲的骨灰将会按照他的遗愿，选择一个美丽的日子抛洒在美国的雪山下。
圣诞节，我一家四口前往滑雪胜地科罗拉多州。老朋友齐光夫妇分别开车载我们一家和他们一家到了君主山（Monarch Mountain）。面对皑皑雪山，我不由得想起了朱正琳，感慨万千。
2019年岁末于纽约
附录：
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
郑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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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22,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