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乙: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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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城里,“市民”,这一寻常的称呼一度取代了“人民”那个庄严的概念。一字之差,一件看不见、摸不著的圣物立刻就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广场、出现在街头、出现在通往城区的各个路口。那里有几十万、上百万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他们,把几十万大军生吞吞地拦在了北京城外!在那历史奇观中,曾有过这样一个一瞬即逝的小镜头。一个小孩在军车下仰面向一位战士喊道:“叔叔,你千万别进去!那里面都是好人呀!”那位战士顿时泪下。——他懂了。事情突然变得那么简单。

一、请记住这一声喊。北京市民冒著风险、费尽唇舌,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鲜明的判断。这判断不是出自历史的洞见,也不是出自理性的分析,它只是出自一种庸常的见识、一种无由的关怀,或者说,出自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这样一种判断的获得和表达,从来都是直接了当的,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支持,也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不要小看了这种判断。世界上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使人们丧失作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几十年,我们接受和参与制造了一大堆概念,我们所听到的和总是在跟著说的谎言早已成了体系。体系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作出一个判断。

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都须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们也都习惯于认为,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学习“理论”,就不能知善恶了。因此,当我们开始感到谎言的不可忍受并试图加以拒斥时,每每不由自主甚且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与说谎者理论的姿态,而且到头来还总是痛感自己“缺乏理论”。“可是,皇帝并没有穿衣服呀!”在那一声喊中,有关皇帝的新衣好看还是不好看的争论就完全没意义了。对谎言的反驳难道不是这样简单吗?如果有人还要求那小孩论证“为什么说皇帝没穿衣服”(这样的事也是发生过的!),那就只能是一种胁迫,要那小孩改口,直到说出:“我错了。”不,还没有完,那小孩必须“说清楚”自己为什么“错了”。事实上,谎言的体系中也必有直接的判断。“这鹿是马”,就这么简单,无论它联著多少论证。如果你不想绕开这个直接的谎言,你终于要直接了当地说:“不,这不是马,是鹿。”问题确实只在于你有没有说出这个“不”字的勇气。这“不”字倘说不出口,“体系”就会立即向你展现它的全部“逻辑力量”。无论你是想承认还是想反驳,你都会忍不住地说了(现成的)上句就想说(现成的)下句。

当初布哈林在法庭上半心半意地分析自己的“罪行”,越说竟越来劲,无非就是因为受到这种他摆弄惯了的力量的驱迫。轻车熟路,他比别人表演得更出色一些也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的臣民都不会对此种“逻辑力量”感到陌生。有人说过,共产主义的臣民都养成了“第二天性”。我们对世界的反应常常是出自这“第二天性”。“第一天性”则深藏不露,回到家里才开始折腾自己:“我为什么当时没表示我的愤怒?”而实际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愤怒(只感到害怕?),只是回来后才怒不可遏。

为了不使自己的“第一天性”太过于难堪,我们终于练就了一身漫不经心地说谎的功夫。我们以此来保护自己,甚至于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存自己。但是,“体系”制造者也从来没想要你相信他的每一步“推论”,他只想要你跟著他不停地进行“推论”。体系是一种运动!只要你永远只能以“第二天性”与世界照面,你的“第一天性”就一文不值。“不是德性,是惯性。”这句在北京城广为流传的笑话,恰好表达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有了这种惯性,“第一原理”便可以隐藏起来,在背后支持每一步推论。这是何等经济的操作方式!这“第一原理”不是别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因此,谎言的功能远不止于遮掩,它实是专制政体运转的法则。谎言与暴力,就这样形成了专制整体这枚钱币的两个面。孟德斯鸠说过,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如果其臣民没有被驱赶著不停地说谎,该原则就尚未确立,也就是说还不够恐怖。赵高当年在朝廷上指鹿为马,迹尽荒唐,实际上却是吃透了这条原则的表现。以此观之,近几年来“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是一大“失误”。要不然,学生们和市民们至今都仍在惯性之中,那小孩何至于敢那样喊?是的,小孩也同样是不敢的。安徒生在写他那篇脍炙人口的童话时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二、然而,那一声毕竟是喊出来了。中国人可谓是屡遭荼毒,乃至于曾有一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骂中国人没救了。谁曾料到,在一九八九年,学生们率先说出了那个“不”字,而市民们竟立即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学生们是好人。事情很清楚,中国老百姓并未沉沦,他们依然没有丧失判断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于是,钱币的另一面不得不翻出来了。学生们和市民们只是因为表达了自己就给自己招来了血光之灾!难道不是么?!“不要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早在三十三名知识份子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时,就有人这样说过了。表达就是“欺负”!“还击”只是迟早的事,“革命的两手”,哪一手曾经软过?

毛泽东有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话的意思和“我思故我在”一样地清楚明白:我什么都不信,所以我什么都敢干。当然,也得有一个必要条件:“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怕什么?”——有恃方能无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未虚言“主义”二字,他们其实也有一信,那就是信奉且只信奉暴力。“唯”字已含有只相信的意思了,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个“彻底”?因为许多的“唯物主义者”也常常会被自己参与制造的谎言绕昏了头,不能始终一贯地守住“第一原理”。“高处不胜寒”,要守住“第一原理”谈何容易?可一旦守住了,就可以说:“我即第一原理。”所以,毛泽东的这句话原只是自咏自叹,邓小平却表明了自己不愧为毛泽东的传人。芸芸众生也不是不相信暴力的有效性。

全副武装的军队要打进城来,老百姓的血肉之驱哪里挡得住?这是常识,人皆有之,倒不需要李鹏之流来提醒。他们总还是以为,“良心”也应是人皆有之:“你们怎么忍心开枪打学生?我们怎么忍心看著他们被打死?”他们甚至没有计算过,首先被开枪打死的将会是他们自己,老百姓的冥顽不化就在这里。四十年来接受了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进行的“教育”,到头来却仍然死抱住这种庸常的见识和无由的关怀不放。我们确实不得不为之一哭,这就叫做“人心不死”。这就叫做“民意不可欺”。这就叫做“人类良知不可泯灭!”待到长安街被血洗之后,大军“一举攻占”天安门广场,“四点半到五点半广场上未死一人”,还是“和平解放”,而死伤在长安街头的北京市民果然没在计算之列!“第一原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作欲退不退状。“人民解放军”在街头帮助市民扫街,扛著扫把(当然还背著子弹上膛的枪)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市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回到惯性中去吧!谎言的体系于是又开始运转,一个“推论”接著一个“推论”。

市民沉默了。在沉默中却依旧顽固地坚持著那些庸常的见识,无由的关怀和简单的判断(乃至于齐奥赛斯库垮台,北京人竟然过起圣诞节来了!)。老百姓所坚持的,本来是“历史”和全部历史谎言之外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时光仍在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只是这一回,北京城里却暗暗滋生出一种在大地里潜藏已久的期待,期待著复仇女神的降临。据说,那几位与岁月同样古老的神只以他们的愤怒代表了正义。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看来还有难,让我们祈祷吧!

(郑乙是朱正琳的笔名)

来源: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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