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城里，“市民”，这一寻常的称呼一度取代了“人民”那个庄严的概念。一字之差，一件看不见、摸不著的圣物立刻就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广场、出现在街头、出现在通往城区的各个路口。那里有几十万、上百万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他们，把几十万大军生吞吞地拦在了北京城外！在那历史奇观中，曾有过这样一个一瞬即逝的小镜头。一个小孩在军车下仰面向一位战士喊道：“叔叔，你千万别进去！那里面都是好人呀！”那位战士顿时泪下。——他懂了。事情突然变得那么简单。
一、请记住这一声喊。北京市民冒著风险、费尽唇舌，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鲜明的判断。这判断不是出自历史的洞见，也不是出自理性的分析，它只是出自一种庸常的见识、一种无由的关怀，或者说，出自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这样一种判断的获得和表达，从来都是直接了当的，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支持，也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不要小看了这种判断。世界上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使人们丧失作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几十年，我们接受和参与制造了一大堆概念，我们所听到的和总是在跟著说的谎言早已成了体系。体系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作出一个判断。
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都须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们也都习惯于认为，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学习“理论”，就不能知善恶了。因此，当我们开始感到谎言的不可忍受并试图加以拒斥时，每每不由自主甚且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与说谎者理论的姿态，而且到头来还总是痛感自己“缺乏理论”。“可是，皇帝并没有穿衣服呀！”在那一声喊中，有关皇帝的新衣好看还是不好看的争论就完全没意义了。对谎言的反驳难道不是这样简单吗？如果有人还要求那小孩论证“为什么说皇帝没穿衣服”（这样的事也是发生过的！），那就只能是一种胁迫，要那小孩改口，直到说出：“我错了。”不，还没有完，那小孩必须“说清楚”自己为什么“错了”。事实上，谎言的体系中也必有直接的判断。“这鹿是马”，就这么简单，无论它联著多少论证。如果你不想绕开这个直接的谎言，你终于要直接了当地说：“不，这不是马，是鹿。”问题确实只在于你有没有说出这个“不”字的勇气。这“不”字倘说不出口，“体系”就会立即向你展现它的全部“逻辑力量”。无论你是想承认还是想反驳，你都会忍不住地说了（现成的）上句就想说（现成的）下句。
当初布哈林在法庭上半心半意地分析自己的“罪行”，越说竟越来劲，无非就是因为受到这种他摆弄惯了的力量的驱迫。轻车熟路，他比别人表演得更出色一些也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的臣民都不会对此种“逻辑力量”感到陌生。有人说过，共产主义的臣民都养成了“第二天性”。我们对世界的反应常常是出自这“第二天性”。“第一天性”则深藏不露，回到家里才开始折腾自己：“我为什么当时没表示我的愤怒？”而实际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愤怒（只感到害怕？），只是回来后才怒不可遏。
为了不使自己的“第一天性”太过于难堪，我们终于练就了一身漫不经心地说谎的功夫。我们以此来保护自己，甚至于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存自己。但是，“体系”制造者也从来没想要你相信他的每一步“推论”，他只想要你跟著他不停地进行“推论”。体系是一种运动！只要你永远只能以“第二天性”与世界照面，你的“第一天性”就一文不值。“不是德性，是惯性。”这句在北京城广为流传的笑话，恰好表达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有了这种惯性，“第一原理”便可以隐藏起来，在背后支持每一步推论。这是何等经济的操作方式！这“第一原理”不是别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因此，谎言的功能远不止于遮掩，它实是专制政体运转的法则。谎言与暴力，就这样形成了专制整体这枚钱币的两个面。孟德斯鸠说过，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如果其臣民没有被驱赶著不停地说谎，该原则就尚未确立，也就是说还不够恐怖。赵高当年在朝廷上指鹿为马，迹尽荒唐，实际上却是吃透了这条原则的表现。以此观之，近几年来“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是一大“失误”。要不然，学生们和市民们至今都仍在惯性之中，那小孩何至于敢那样喊？是的，小孩也同样是不敢的。安徒生在写他那篇脍炙人口的童话时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二、然而，那一声毕竟是喊出来了。中国人可谓是屡遭荼毒，乃至于曾有一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骂中国人没救了。谁曾料到，在一九八九年，学生们率先说出了那个“不”字，而市民们竟立即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学生们是好人。事情很清楚，中国老百姓并未沉沦，他们依然没有丧失判断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于是，钱币的另一面不得不翻出来了。学生们和市民们只是因为表达了自己就给自己招来了血光之灾！难道不是么？！“不要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早在三十三名知识份子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时，就有人这样说过了。表达就是“欺负”！“还击”只是迟早的事，“革命的两手”，哪一手曾经软过？
毛泽东有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话的意思和“我思故我在”一样地清楚明白：我什么都不信，所以我什么都敢干。当然，也得有一个必要条件：“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怕什么？”——有恃方能无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未虚言“主义”二字，他们其实也有一信，那就是信奉且只信奉暴力。“唯”字已含有只相信的意思了，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个“彻底”？因为许多的“唯物主义者”也常常会被自己参与制造的谎言绕昏了头，不能始终一贯地守住“第一原理”。“高处不胜寒”，要守住“第一原理”谈何容易？可一旦守住了，就可以说：“我即第一原理。”所以，毛泽东的这句话原只是自咏自叹，邓小平却表明了自己不愧为毛泽东的传人。芸芸众生也不是不相信暴力的有效性。
全副武装的军队要打进城来，老百姓的血肉之驱哪里挡得住？这是常识，人皆有之，倒不需要李鹏之流来提醒。他们总还是以为，“良心”也应是人皆有之：“你们怎么忍心开枪打学生？我们怎么忍心看著他们被打死？”他们甚至没有计算过，首先被开枪打死的将会是他们自己，老百姓的冥顽不化就在这里。四十年来接受了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进行的“教育”，到头来却仍然死抱住这种庸常的见识和无由的关怀不放。我们确实不得不为之一哭，这就叫做“人心不死”。这就叫做“民意不可欺”。这就叫做“人类良知不可泯灭！”待到长安街被血洗之后，大军“一举攻占”天安门广场，“四点半到五点半广场上未死一人”，还是“和平解放”，而死伤在长安街头的北京市民果然没在计算之列！“第一原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作欲退不退状。“人民解放军”在街头帮助市民扫街，扛著扫把（当然还背著子弹上膛的枪）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市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回到惯性中去吧！谎言的体系于是又开始运转，一个“推论”接著一个“推论”。
市民沉默了。在沉默中却依旧顽固地坚持著那些庸常的见识，无由的关怀和简单的判断（乃至于齐奥赛斯库垮台，北京人竟然过起圣诞节来了！）。老百姓所坚持的，本来是“历史”和全部历史谎言之外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时光仍在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只是这一回，北京城里却暗暗滋生出一种在大地里潜藏已久的期待，期待著复仇女神的降临。据说，那几位与岁月同样古老的神只以他们的愤怒代表了正义。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看来还有难，让我们祈祷吧！
（郑乙是朱正琳的笔名）
来源：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