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个“国家党”通过微信转给我一篇别人在公众号发表的文章，题目叫《美伊“交火”，中国的恨国党果然又出洞了！》，转者虽未明说，那意思却明白：看，你就是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恨国党”。在这个国家，所谓“恨国党”，指的就是批评国家批评政府者，而本人恰恰正是这“批评党”一员。在“爱国党”看来，所有“批评党”都是“恨国党”。既如此，现在就接着这篇文章以及转者的意思索性说几句所谓“恨国党”的话吧。
已有些年头了，几个青年人合伙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声嘶力竭，希图在中国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据知情者言，当年很快被韬光养晦且有权代表“中国”的人物给压了下来。那些高喊着可以说“不”者，不过逞一时口舌之快，哪里想得到他们的喉咙舒服了，却也等于向世人过早地暴露了大国“野心”，犯了大忌。那时节，我们要的是韬光养晦，不是“当头”，“中国”还不好意思对高度文明说“不”。
想来也是。别说还多少年前，就算到了2018年，根本不懂国际形势的什么人搞了一个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也还是早了些，因此刚下文要求各单位买票观看，可因中兴事件、中美贸易问题，很快不得不偃旗息鼓，不再张扬。
但中国一些人一直念念不忘“扬眉吐气”，逮着个机会，就想表现“民族自豪”。就在中美贸易战刚开始不久的2018年5月21日，胡锡进就拿文天祥、林则徐来讽刺一些批评国家批评政府的网民，意思是按一些网民的表现，有一天，像文天祥，还有林则徐这种民族英雄，也会受到奚落，因此他胡锡进先来用讽刺嘲笑“打预防针”。
类似胡锡进这种“民族自豪”者，遍地都是。前段时间也不知怎么，在本人被拉进的一个群里，就见到这样一伙东西，他们强调中美贸易谈判，绝不能让中国吃亏，要么双赢，要么双输，即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有个民族自豪者说：“先阵前叫骂，然后坐下来谈判，谈不拢就打个局部战争”。你看他就像说着玩儿似的。
另一民族自豪者看到我给他发的一个帖子《中国人为什么反美？真正理由讳莫如深》后，显然不高兴，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心是中国心，你刚才发的帖子你就认为那是真相么，你作为一个国人你有中国心么？”我跟帖是：“我有的是人心。”“我不懂什么叫中国心。”于是我就成了“中国的败类，傻逼”。
中国的民族自豪者否定真相的理由就是：你说的也不见得就是真相。因此，他宁肯相信他的“也不见得就是真相”的真相，而绝不肯相信你提供的真相。这种人从来不思考这种局面是因什么造成，根源是什么——他不管，他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如完全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新闻、言论、出版自由，还会有这种“不见得”的纠缠吗？所以，在我等看来，中国的民族自豪者，若不是被严重洗脑，就是先天性脑残；这种人从不追根究底，全凭想当然。
事情虽过去三个月了，前不久，见本短文前面提到的“爱国党”在朋友圈转发中国所谓“鹰派”谈统一，本人在微信中给他发了几句话：看到你发那个将军谈统一的帖子，感觉你胸怀可以更博大一些。人类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分裂也不是为了统一。只要毎一个人生活得幸福，要统一干甚？要国家干甚？想想，是不是这个理。他回了一句：“统一是民族感情”。
好一个“民族感情”。中国一些人特别喜欢形容词，特别喜欢虚的：民族感情、民族利益、民族大义，这一切，张口就来，说得冠冕堂皇。一会他说只要两岸能统一，“什么都能谈”；可一谈到两岸要实行自由民主，去球，不能谈了。一会喊血浓于水，一会又不惜武力，要血洗武统。有时真想骂一句：王八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不论是人类史还是中国史，都告诉人们，所谓“民族感情”往往靠不住。特别是一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冲突，“民族感情”就不知去哪里了。如谓不信，让我们来翻翻历史。
早在列宁发动所谓“十月革命”暴动之前，孙中山当时想的就是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统治，或者说只要能推翻满清统治，即使借助外星族也行。如果说孙中山要推翻的是异族统治（胡锡进不这么看，他认为林则徐也是“爱国者”），与“民族感情”无关，那么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列宁就是依靠德国皇帝的“赞助”，在俄国成功地发动了所谓“十月革命”，并取得了成功，因此可以说，列宁不讲“民族感情”。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按今天中国某些民族自豪者所扣的帽子，列宁无疑也是一“恨国党”。不用去读俄国史，鲁迅《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就告诉我们，当年日俄战争时，列宁和另一位普列汉诺夫都是“希望俄皇战败”。而且早在1900年，列宁就在德国莱比锡秘密创办了一份报纸《火星报》，先后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出版。可见，列宁没有一点“民族感情”，整天想的就只是推翻俄皇政权。现在一些自认为“长的是中国心”，强调“民族感情”，骂支持特朗普除掉恐怖分子苏莱曼尼是“恨国党”的东西，是不是认为列宁是最大的“俄奸”？不过，有点尴尬的是，现在的执政党可是用马克思加这个“俄奸”的思想“指导”中国几十年了矣。不知民族自豪者们如何解释。
再后来，轮到本国。已经去世的江苏南通著名报人、学者丁弘先生，在2010年12月17日致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的信中说，中共早期“曾被人称为‘卢布党’”。当年反对国民政府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他们占领的地区叫“苏区”，建立的政权，叫“红色的”“苏维埃政权”；电线杆上贴的是要“武装保卫苏联”；毛泽东后来在他的著作中把共产党的官员叫“干部”，并明确告诉读者，干部就是从苏联学来的。1949年后整个国家干脆称苏联是“老大哥”，毛泽东尊称斯大林为“父亲”；而思想家顾准就因为与苏联派来的专家意见不合被打成右派。想想，什么民族感情、民族利益、民族大义，早就管他娘的了！
所以说，当真要颁发“恨国党”这顶帽子，最有资格戴在头上的是孙中山先生以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绝不是现在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网民。
其实，只要尊重事实，革命者如此，普通百姓也一样。可以说99.99%的民众不讲“民族感情”，他们讲的只是利益。
明末的黄道周，抗清义士。后来被清军捉住，从福建押到南京处死。可以说，当时的民众大部分都是明朝的遗民，只因满清推翻了明朝，才改朝换代。可看看黄道周的遭遇，在民众眼里，“民族感情”一文不值。
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大陆读者中广为人知的柏杨先生，除了研究历史，出版过多种学术著作，还写作出版过一些杂文。已去世近二十年的老杂文家牧惠先生曾编辑出版过一本柏杨杂文选《西窗随笔》，其中有篇《荣华富贵》，讲中国人“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民族。
文中讲到明末抗清英雄黄道周在福建被清军捉住后押往南京的几行文字是这么说的：
“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捆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捡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
要知道，如果说秦亡建汉，唐灭宋起，不过换了一个王朝，反正都是汉民族天下，可满清却是异族，这就不是换一个朝代的问题，而是真正的“亡国”。可又如何？三天一过，民众把“亡国”之痛忘到九霄云外，很快就完成了从明朝遗民到大清国奴隶身份的转换。更要命的是，不仅自己很快就转换了身份，对那些民族义士没有半点同情之心不说，还在“道义”上完全站到入侵的异族统治者一边。每念及此，心中不知所以。黄道周当时真该假装降了大清，好好做官，然后暗中再重重地征罚那些毫无“亡国之痛”的愚民。三百多年后猜想，看到那样一种景象，当时的黄道周心中肯定痛苦得要死。
然而，对那宣扬民族感情者来说，这还不算最难堪的，最难堪的是类似列宁当年那样，“希望俄皇战败”，甚至盼望着侵略者打过来。
如谓不信，容我抄几段胡适日记佐证。
1933年3月2日：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再看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
敢问：胡适日记中“人民望日本人来”和“人民欢迎敌军”中的人民为什么不讲“民族感情”，他们是不是都是“恨国党”？
2020年1月11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