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近写的另一本书，初名《沙滩晚唱》，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定名为《西斋深巷》，不久也将推出，昨日收到新设计的封面，甚为雅致，仿佛闻到书香，忍不住贴出来，也配文一篇，是书中《上阙皇城根上》第二节。】
我家刚搬进西斋的那天下午，亲友就撺掇我们赶紧去看“皇帝上吊的树”。出西斋往西一拐，一抹黄瓦红牆围绕的景山几乎就在隔壁。从东侧门进去，没走几步，那据说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东麓，游人簇拥之处，便是此一名胜。我挤进人群，兀见一颗枯老的槐树，由栅栏围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干上，惨然悬挂着一团锈蚀的铁链，像是有一个人被琐在这里示众。“你们看这个——”，爸爸指了指栅栏上的一块牌子：“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
对我这个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好像就是崇祯在这里被戴枷示众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祯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铁索的象征，乃是整个四千年中国文明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毛泽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句狂言，才会有无穷魅力。
这个著名景点，节假日总是挤满围观的游人，平时却阒无一人。那树已然枯老，主干延伸出一根长长的枝干，仿佛是从明末乱世伸过来的，无力地触碰今日。我从少年起看它，日日熟视无睹，却并不知道，这处奇特的“名胜”，借一个亡国之君说戏，演了三百年意味深长的活剧。
最早其实是在清初，顺治下令以铁链锁树，斥为“罪槐”，以示笼络中原汉人，可见边陲八旗，以小族弱势征服人多地广的汉族，必定处心积虑、机关算尽。那根铁链，据说在“庚子事变”那年被“八国联军”掠走，后来补的这根纯粹是道具了。一九三一年民国在树下立碑“明思宗殉国处”，仿佛“驱逐鞑虏”了，总要有所告慰，好歹朱明也是一个汉人王朝嘛。一九四四年，华北日伪政权竟有一个“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出来，另刻了一块新碑，无疑比附顺治，却顾不得燕京尚在日本军事占领下。谁承想，又过二十年，京城再次改朝换代，一九五五年，居然有位首都副市长是明史专家，指旧碑对李闯农民义军不敬，批示拆除，换了这块木牌，并直书“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从此，观众再也读不懂老槐锈链的原意，而星移斗转万千游人目睹此物，都不会感慨造化弄人。
明太祖诛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政归六部，一改魏晋以来丞相当国的传统，是千余年制度之巨变。洪武罢相，且不准后世再议，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史家尝言，罢相令中枢虚空，乃明朝阉祸之端倪。
崇祯亡国的当口儿，召三个皇子入大内，匆匆细嘱世系，再遣散至外戚家；旋即吩咐后妃一一自缢。然后，他自己竟带着秉笔太监王承恩，离宫欲遁出安定门逃生，无奈没有搬动那城门，这才返身回皇宫，经北门去煤山，找了棵树上吊。那途中还不忘派个太监去慈庆宫，吩咐他父皇天启的皇后张嫣娘娘自缢。从后世文献或演义里，影绰可见那烽火熊熊的塌天之际，偌大一个皇宫里，这主仆二人东奔西突只做一件事，就是在大内四处督促皇室女性自尽，崇祯还亲手砍死年仅六岁的么女，再拔剑去砍十五岁的长公主，因手软只砍掉其左臂。故老留下的杂录随笔称，崇祯一只脚踩着太监的鞋，手里还掂着一支三眼枪，王承恩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人。一本清代笔记闲书上说，甲申塌天之际，崇祯跑到煤山东麓的这颗歪脖老槐树来上吊，身边并没有一大群太监跟着，只有“大珰”王承恩一人而已，书上称之为“对缢”。
明清史大家孟森对崇祯的一句评语至今新鲜：“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崇祯一朝，巡抚被屠者十有一人，诛总督七人。可怜他留下槐树这个“历史标本”，穿越满清三百年，又加民国、沦陷、内战的血火四十年后，不期然竟让新王朝借了这套道具，顺势做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佳注脚。那倒也罢了，“崇祯本质昏顽”，活脱脱成了钉定朱明“至愚不孝之子孙”的耻辱柱；而明史在“新中国”已成极险峻的一门学问，全因为当今“皇上”处处模仿朱洪武，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最著名的一例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照抄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座景山公园，每天清晨很早就开门，四周居民，尤其是上点年纪的，一大早就要来这里遛弯、打拳。住在我们西斋的人，都是过街从正对面的东侧门进去，进门照例顺着那条环山小径直行，右侧是少年宫，旧称寿皇殿；左侧是五峰比肩的煤山；顺小径横穿到西头，再往南绕到正门，即正对着故宫神武门的那个门，明朝唤作“北上门”；再朝东拐过来，须臾就到了那株歪脖老槐树跟前。
或你也可以就从“罪槐”旁边，拾阶登山。景山史称煤山，明朝叫“万岁山”，筒子河的挖泥堆出煤山五峰，沿山脊筑就五座亭子，皆立于琉璃墙台基之上，五亭曾供五佛，都不翼而飞。从东麓上去，没几步，就遇到第一座亭子，唤作周赏亭，八根亭柱挑着一个孔雀蓝琉璃筒瓦重檐圆攒尖顶，虽已斑驳，小巧精致的原初样貌仍在。煤山的闹腾时刻常常在下午，附近街巷的小孩子们放学后，都来这里撒野，漫山道上下乱窜，清晨则是空山静谧，唯两畔松涛呢喃。
我家搬离西斋后，我偶尔还会来逛景山，每次都会走到“罪槐”跟前，常常就从这里拾阶而上，而从“罪槐”旁走过的时候，想起的不是崇祯，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首都副市长兼明史专家，就是吴晗。吴晗研究者李辉如此写道：
“吴晗死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正好整整四年。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
吴晗1949年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最左倾的学者。他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明朝文字狱，写《朱元璋传》也着力写他的权力病态，毛泽东读后不快，直接逼他将明太祖“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不从，结果他的《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第一祭刀，而追溯这场腥风血雨的起点，人们发现，最早动员吴晗写海瑞的，竟然是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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