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歪脖老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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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新近写的另一本书,初名《沙滩晚唱》,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定名为《西斋深巷》,不久也将推出,昨日收到新设计的封面,甚为雅致,仿佛闻到书香,忍不住贴出来,也配文一篇,是书中《上阙皇城根上》第二节。】

我家刚搬进西斋的那天下午,亲友就撺掇我们赶紧去看“皇帝上吊的树”。出西斋往西一拐,一抹黄瓦红牆围绕的景山几乎就在隔壁。从东侧门进去,没走几步,那据说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东麓,游人簇拥之处,便是此一名胜。我挤进人群,兀见一颗枯老的槐树,由栅栏围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干上,惨然悬挂着一团锈蚀的铁链,像是有一个人被琐在这里示众。“你们看这个——”,爸爸指了指栅栏上的一块牌子:“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

对我这个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好像就是崇祯在这里被戴枷示众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祯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铁索的象征,乃是整个四千年中国文明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毛泽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句狂言,才会有无穷魅力。

这个著名景点,节假日总是挤满围观的游人,平时却阒无一人。那树已然枯老,主干延伸出一根长长的枝干,仿佛是从明末乱世伸过来的,无力地触碰今日。我从少年起看它,日日熟视无睹,却并不知道,这处奇特的“名胜”,借一个亡国之君说戏,演了三百年意味深长的活剧。

最早其实是在清初,顺治下令以铁链锁树,斥为“罪槐”,以示笼络中原汉人,可见边陲八旗,以小族弱势征服人多地广的汉族,必定处心积虑、机关算尽。那根铁链,据说在“庚子事变”那年被“八国联军”掠走,后来补的这根纯粹是道具了。一九三一年民国在树下立碑“明思宗殉国处”,仿佛“驱逐鞑虏”了,总要有所告慰,好歹朱明也是一个汉人王朝嘛。一九四四年,华北日伪政权竟有一个“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出来,另刻了一块新碑,无疑比附顺治,却顾不得燕京尚在日本军事占领下。谁承想,又过二十年,京城再次改朝换代,一九五五年,居然有位首都副市长是明史专家,指旧碑对李闯农民义军不敬,批示拆除,换了这块木牌,并直书“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从此,观众再也读不懂老槐锈链的原意,而星移斗转万千游人目睹此物,都不会感慨造化弄人。

明太祖诛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政归六部,一改魏晋以来丞相当国的传统,是千余年制度之巨变。洪武罢相,且不准后世再议,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史家尝言,罢相令中枢虚空,乃明朝阉祸之端倪。

崇祯亡国的当口儿,召三个皇子入大内,匆匆细嘱世系,再遣散至外戚家;旋即吩咐后妃一一自缢。然后,他自己竟带着秉笔太监王承恩,离宫欲遁出安定门逃生,无奈没有搬动那城门,这才返身回皇宫,经北门去煤山,找了棵树上吊。那途中还不忘派个太监去慈庆宫,吩咐他父皇天启的皇后张嫣娘娘自缢。从后世文献或演义里,影绰可见那烽火熊熊的塌天之际,偌大一个皇宫里,这主仆二人东奔西突只做一件事,就是在大内四处督促皇室女性自尽,崇祯还亲手砍死年仅六岁的么女,再拔剑去砍十五岁的长公主,因手软只砍掉其左臂。故老留下的杂录随笔称,崇祯一只脚踩着太监的鞋,手里还掂着一支三眼枪,王承恩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人。一本清代笔记闲书上说,甲申塌天之际,崇祯跑到煤山东麓的这颗歪脖老槐树来上吊,身边并没有一大群太监跟着,只有“大珰”王承恩一人而已,书上称之为“对缢”。

明清史大家孟森对崇祯的一句评语至今新鲜:“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崇祯一朝,巡抚被屠者十有一人,诛总督七人。可怜他留下槐树这个“历史标本”,穿越满清三百年,又加民国、沦陷、内战的血火四十年后,不期然竟让新王朝借了这套道具,顺势做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佳注脚。那倒也罢了,“崇祯本质昏顽”,活脱脱成了钉定朱明“至愚不孝之子孙”的耻辱柱;而明史在“新中国”已成极险峻的一门学问,全因为当今“皇上”处处模仿朱洪武,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最著名的一例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照抄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座景山公园,每天清晨很早就开门,四周居民,尤其是上点年纪的,一大早就要来这里遛弯、打拳。住在我们西斋的人,都是过街从正对面的东侧门进去,进门照例顺着那条环山小径直行,右侧是少年宫,旧称寿皇殿;左侧是五峰比肩的煤山;顺小径横穿到西头,再往南绕到正门,即正对着故宫神武门的那个门,明朝唤作“北上门”;再朝东拐过来,须臾就到了那株歪脖老槐树跟前。

或你也可以就从“罪槐”旁边,拾阶登山。景山史称煤山,明朝叫“万岁山”,筒子河的挖泥堆出煤山五峰,沿山脊筑就五座亭子,皆立于琉璃墙台基之上,五亭曾供五佛,都不翼而飞。从东麓上去,没几步,就遇到第一座亭子,唤作周赏亭,八根亭柱挑着一个孔雀蓝琉璃筒瓦重檐圆攒尖顶,虽已斑驳,小巧精致的原初样貌仍在。煤山的闹腾时刻常常在下午,附近街巷的小孩子们放学后,都来这里撒野,漫山道上下乱窜,清晨则是空山静谧,唯两畔松涛呢喃。

我家搬离西斋后,我偶尔还会来逛景山,每次都会走到“罪槐”跟前,常常就从这里拾阶而上,而从“罪槐”旁走过的时候,想起的不是崇祯,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首都副市长兼明史专家,就是吴晗。吴晗研究者李辉如此写道:

“吴晗死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正好整整四年。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

吴晗1949年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最左倾的学者。他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明朝文字狱,写《朱元璋传》也着力写他的权力病态,毛泽东读后不快,直接逼他将明太祖“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不从,结果他的《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第一祭刀,而追溯这场腥风血雨的起点,人们发现,最早动员吴晗写海瑞的,竟然是胡乔木。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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