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广西人,1953年12月生。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尽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视力,但这并没有成为秦晖书山路上的障碍。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同学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待了九年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我也曾经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在那段时间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

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

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

大学没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希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在那里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专业和社会紧密关联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华。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你看,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新京报》陈远 整理)

■记者手记

如果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分类方法,秦晖是个不好界定的人。秦晖有个口头禅——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他的文章甚少高调,多是针对问题。“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可以说是秦晖的态度,也是秦晖的学术视角。

不过在我坐在他面前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我想做的是通过他的经历来考察他的思想历程。

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不过,在他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他并没有过多对现实发表看法,而是走了一条近似“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治学路数。

在这之前,在他下乡插队的过程中,因缘际会,秦晖曾经在乡下搞过一段时间的采风,接触了很多壮族文化。那一段时间,让他意识到,要研究一个对象,只有站在“主位”的立场和角度,问题才会看得真切。虽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客位”永远不能成为“主位”。但是一旦具有了这样的意识,即使不能成为“主位”,至少可以占到一个深入的“客位”位置。这两点结合起来,成为了九十年代秦晖谈论时事的学养根基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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