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排出锁对着我的笔录核对,签字按完手印之后,一位井茶小哥开车送我回家,我打开手机,看到大家在说,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我苦笑着,看着窗外的夜空,自我下午进来时,已经8小时过去。而我被带到排出锁的直接原因,是我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权益墙”(即本号)为李文亮医生写的传在内的近期关于武汉疫情的所有文章。(史记 · 武汉疫情八造谣者传序)

世事维艰,近期每天我都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前天晚上读了徐友渔先生1980年发表的《罗素认识论》,梳理了罗素在分析哲学中所做的数理逻辑贡献,如获至宝,分享到朋友圈,兴奋的彻夜未眠,过了中午,我竟不自觉睡去了。连续的敲门声吵醒了我,我询问来者的身份,他们说是排出锁的,来了解情况,我大概清楚,是昨晚找完参与讨论史记这篇文章的师妹后来找我了,我打开手机,发现师妹发来不少消息,也有许多未接电话,其现居地井茶带她到所里询问,指出权益墙最近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存在问题,要引导她重回正轨。我在权益墙的讨论群中告诉大家,井茶来找我了,现在上车去派出所去。

上车之前,俩井茶老的那位,询问起我的工作与学历,我回答律师实习,学历是西政本科,英国还有一本科一研究生学历,他说,高材生呀,高材生怎么网络发言还不谨慎?我问他,您说的是我哪条发言?他说他没看过,只是上面告诉他而已。我没有搭话,用手机发出第一条朋友圈,告诉大家,我被井茶带走。作为普通公民,公开是我唯一留存证据自我保护的方式。刚发完,旁边的年轻井茶对我说,手机收起来,现在别用。我说限制我的通讯自由,这是在拘传我吗?他说没有拘传你,只是请你配合工作,我说你工作得配合法律啊,老井茶来说我作为所长亲自来接你,你还要我怎么配合?

到排出锁后,他们要我等人来,我便在大厅坐着,环境很像我过去常被喊去的西政保卫处,淡黄色大理石地面,洁白的四壁印有红色标语。我发了第二条朋友圈,并联系我值得托付的好朋友,麻烦他截图转发我的朋友圈,以防我手机被检查而强制删除。所幸,我在被约谈期间,没有被收取手机,我爸妈担心我的安危,我发微信告诉他们在录笔录,我爸回我:“这回话不是你回的吧”。于是我拨通视频来电,我给井茶递过去,他们也聊了一会儿。

我很难跟各位读者描述,大学期间至今,经历了三位数以上的各式各样的约谈之后,我是如何成为在约谈中游刃有余、口若悬河的状态。我想,我的经历并不能代表约谈的这一普遍体验,这次约谈8小时,3分之二甚至4分之3的时间,是我在说话。我有朋友,3年前在学校被约谈后,战战兢兢,自此不敢发声。我比他好点,话敢说法敢普理敢讲,但这种唇枪舌剑于我而言,伤害很深。我常自黑,因为自己解构自己,自己嘲弄自己,才能反求诸己,获得些许免于恐惧的自由。

A景观出现了,棕色皮夹克,休闲裤,口罩也戴了脱了线,谈话时他跟我说,今天凌晨5点,我读书未眠的时刻,他在高速路口检查疫情。想想,我俩这缺乏睡眠的状态,我未吃饭的状态下,咱聊了8小时,实属不易。我后来感慨,咱俩这螺丝钉,再如何不同,皆为疫情当前的公民,为了所谓治安秩序,互相磨着我是否爱国与否,何以至此?他未置可否。

他具备基本的逻辑,整个谈话过程,虽立场不同,但至少有的聊。聊了一半的时候,一排出锁井茶进来告诉我,这是 国宝 大队的景观。要我别做诋毁国家的事情。我说我批判时事不等于反对国家,这位井茶说那你也没夸国家,我说你朋友圈拿给我看一下,我看你有没有夸国家?他眼睛瞪大了瞧着我,走了。

我们进的是一间调解室,他没有收取我的手机,我大概明白了我的处境尚未到讯问室的境地,有些释然,但又自觉悲哀。我因为给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们立传,呼吁保护言论自由,但文章推送后自陷其中。

A景观给我看了景观证,客气地请我坐下,并麻烦同事给我倒杯热水,我午睡醒后正缺这杯水,我很感谢。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你爱国吗”

我回答:“爱啊。”

他问我父母家庭背景,问我家里有没有因为拆迁、套路贷等原因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我疑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违法犯罪,就事论事即可,缘何要知道我父母的情况?我直言我是做刑辩律师实习的,询问、讯问笔录见过不少,没见过这种类似于60年前调查家庭出身的。他说,了解这些,是想了解我的背景,好与我沟通。

我要求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起因何事。但是他跟我所经历的历次约谈相同,先聊起了国家大势,于是我知道这将是场漫长的交流了,我知道我要面对的。

于是他提反腐倡廉,我提依法治国,他提大局意识,我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提舆论的不良影响,我提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政府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他提社会和谐团结,我提十九大之后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他提正能量要注意慎重发布负面信息,我立刻否认这种提法,不能将负面信息等同于负能量。

一来一回,他举例,我也举例。没有争吵。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而这共识,则后来落实为我的个人声明。

而至于对于涉事文章本身,他的观感是这些文章总是批判,看不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他自然是认为需要我这样的人,但他认为,我应该全面看问题。我说,政府积极作用,自有宣传部门来做,我作为公民,可以选择自己为这个社会说什么话。他说这样的视角总会片面,我说面面俱到的大局意识是要求公权力,而非要求私权,我选择成为批判公权力的公民。

我当时想起那句流传的话,当尖锐的批评声不被允许,不够卖力的赞扬或许也成为了错误。

他得知我留学英国2年的经历后,还特意问了很多问题。可惜我是个从小读中国历史读到大的人,留英两年,逃课不少,读的中国历史却越来越多。

8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历史问题、时政问题。坦白讲,这场对谈中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强制的是我得来被约谈。

这是殊为滑稽的一件事,5年学习法律,3个法学文凭,但我现在成为一个需要被约谈写声明自己坚决守法的公民,只因为这个公众号的一些文章。聊到大概19点左右,他带我去办公室制作笔录,我感慨这种约谈的荒诞,坦白说要写下来这次约谈的细节。他说,这次约谈,没有法律效力,只是找我了解情况,了解我是否爱国,是否拥护政府,没有要求我做什么。我说那我从被景观带来到现在,我没有权利拒绝这一过程,你们来找我,我就必须得向你们交代我是爱国的,这也是我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吗?他问我,你写出来,是想表达不满,你不要对我们有偏见。我们不是聊的挺好吗

我说,是你们对我的偏见,我一普通公民被带来了解情况,侵犯我的休息权利和个人时间,来找我约谈。

李文亮医生被训诫,是否也是如此的逻辑呢?

A景观在笔录里核实参与权益墙的师弟师妹个人信息(是核实,他已掌握),被我立刻回绝。我最后签名捺印的笔录版本里,所有表述均为权益墙作为李宇琛的自媒体,文章均为我一人负责撰写、编辑、审定、发布。

他说我有担当,我看着他说,我得依法。

我西政的师弟师妹问我,师兄,我们会有事吗?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文章能有事,不是我们出了事,而是他们出了事。

请诸位原谅,现在是2月7日凌晨4点36分,40小时未眠,我撑不下去得休息了,还有很多很多内容很多很多,我没有来及写。上面写的也很乱,但我向来实名写作,所言皆是实名的言词证据。

我为何赶着熬夜写下上述信息,因为今天白天大概率还是要找我约谈,应该是另外的人来。如果现在不写出来,可能今天之后,我就没办法公开写文章了。

如果还能写,我一定会完善写好的。其实,关于李文亮医生们的境遇,我还有3篇文章,一篇谈的是谣言的法律、传播学、社会学性质,一篇谈的是表扬李文亮,一篇是关于训诫李文亮医生的举报信。三篇皆初稿既成,还未定稿。希望我还有机会发布。

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离世,他说,健康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他在群里提醒了周边亲友。我想,我对他最好的悼念,是我继续做公民,继续做权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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