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制造恐惧、谣言、污名变向维稳 疫情后的中共将更加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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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图:翻摄自新华网 (资料画面)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李松告诉媒体,部分国家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与世卫的建议严重不符,呼吁国际社会公正客观地看待新疾病,不要加剧恐慌。早已沦为中共大外宣工具的BBC中文网的脸书粉专,居然将李松的名言制作成大幅海报贴出来,这几句话看起来义正辞严丶掷地有声:「我们需要的是事实,不是恐惧。我们需要的是科学,不是谣言。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不是污名。」

然而,普通读者比BBC的编辑和记者聪明得多,不会轻易被李松的豪言壮语所感动,立即就有一位网友在下面跟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没有延迟的事实,不是隐瞒的消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没有隐藏的科学,不是操弄的统计;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不牺牲弱小的团结,不是卸责的藉口。」这是给李松,也是给BBC的一记响亮耳光。

多年以来,中国的特长就是制造制造恐惧丶谣言和污名,昨日如是,今日亦如是。

中共如何制造恐惧?

武汉肺炎肆虐期间,中国各地张贴出各式各样杀气腾腾的标语,诸如:

——「不带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
——「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
——「聚餐就是找死丶拜年就是害人。」
——「串门就是互相残杀丶聚会就是自寻短见。」
——「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今年上门,明年上坟。」
——「湖北回来不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
——「出来聚会的都是无耻之徒,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

此类标语,比外国发布的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及停航要恐怖千百倍,这不是制造恐惧,什麽才是制造恐惧?这些标语当然是官方允许丶授权或主导下才张贴出来的,没有任何中国民众有权或敢於自行在公共场所张贴标语——这在中国是会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此前,有民众只是在其私家车上贴一个写着民主自由字样的小贴纸就遭到了逮捕。

中共制造的另一种恐惧,就是恐吓那些说真话的人。有一位年轻网友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微信封号,她翻墙出来到脸书上贴出一段真实的经历。对於这一介平民被封号和监控一事,有体制内长辈打来电话问候:

“我看你的微信微博都被封了,联系不上你。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什麽?”

“你被抓走了怎麽办?为什麽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看来你也知道共产党坏,你也是恐惧的。”

“你不要乱讲,我哪里说共产党坏了。这不是党的错,政府这麽做是好的,积极方面要肯定。”

“党这麽好,我为什麽会被抓?我无罪。”

“我没说你有罪,我就是关心你一下,我们人微言轻,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你说的话很危险。”

“人微言轻,说几句话,为什麽会危险?”

“……你要替家里人想想!你不能那麽自私!”

“我做错什麽?能和我说一下吗?”

“……我没说你做错什麽,我再和你说一遍,现在特殊时期,如果你出了什麽事怎麽办?”

“您党这麽好,我不需要恐惧。”

“好了,我不和你争论。总之保护好自己,别再犯错。”

“谢谢关心,听半天,我错在哪里?”

“我没说你做错什麽,你没错。”

“那麽谁错了?”

“我说了政府没有错!现在他们也在努力丶积极地应对措施。”

“努力封口丶造假,把枪对向病人吗?”

“你这孩子非要这样吗!真是无药可救了!姑姑的用心良苦,你感受不到吗?”

“其实你的关心我收到了,谢谢。我只是希望您能够哪怕一点点承认民间的恐惧和政府的错误。”

“我说了政府没有错!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

恐惧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政权。中共防疫失败,听任民众自生自灭,却还有闲情逸致制定新的法律。黑龙江高院发出紧急发通知——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制造丶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判刑十五年。紧接着,公安部在二月四日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三次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公安部要求各地警方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不是把抢救人命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丶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当局表示要及时依法查处网上造谣滋事行为,北京及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要全面启动京津冀警务一体化和环京护城河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强化安检防疫等措施,筑牢首都安全屏障。换言之,习近平的安全才是安全。

在这次疫情泛滥中,呈现出中国人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中国人以邻为壑丶自相残杀,这是共产党长期恐惧统治的结果。正如写过以萨斯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如焉》的武汉作家胡发云所说:「将近一个世纪里,从土改到反右丶文革以及之後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传承下来的人性中善良丶真诚丶悲悯丶正义等摧残殆尽。油滑丶自私丶虚伪丶强暴这些邪恶的东西却在扩张。所以人性的建设非常重要,但因为被伤害太重,中断太久,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磨难与毒化。」也正如在武汉封城期间失去父亲的学者艾晓明所说:「我们要去反思,这种孤立他人丶自相隔绝甚至煽动仇视的行为是基於何种社会心理?我们怎麽会这样地残忍丶不人道丶野蛮?似乎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疫情,失去了理性分析和思考,而去调度所有原始丶粗俗丶反文化的丶反人性的手段。我们是怎麽会到了这一步的?我觉得透过疫病我们会看到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看到其中巨大的精神缺陷。」

中共如何制造谣言?

中共治国的秘诀,一是暴力(暴力产生恐惧),二是谎言(谎言控制人心)。

此次武汉肺炎期间,中共驱使如同僵尸般的五毛丶小粉红,制造了不计其数的丶极端邪恶的丶令人发指的谣言,以此转移视线乃至浑水摸鱼。

比如,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忽然一夜之间潮水般地冒出「武汉病毒是美国对中国的细菌战」的谣言。中国的网路警察枕戈待旦,有一名三十七岁的精壮网路警察过劳死成为烈士,他们通常是一发现有对党国不敬的言论立即删除,偏偏对这种用心歹毒丶子虚乌有的妖魔化美国的谣言放行——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炮制丶复制和传播的。这种谣言蛊惑了不少长期受官方反美丶仇美洗脑教育的愚民。但网上也出现一则有趣的对话:一退休老头愤怒地说,武汉的病毒是美帝投放的。他那没文化的老伴却嗤笑道:怎么不投到北京?老头无语。

造谣者除了无名的五毛丶小粉红,更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开指责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带头散布恐慌:「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华春莹说的是真话,还是造谣呢?

据中国科学院丶责任云研究院的资料,截至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共有一百八十八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抗击武汉肺炎疫情捐赠近十一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企业的捐赠名列第一,高达三点八亿人民币。

二月四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说,美国正与中国政府协调,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方面紧密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说:“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迅速提供便利,帮助把拯救生命的人员保护设备和医疗与人道救援捐赠物资送给在中国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民。感谢美国组织对救援努力的慷慨捐赠。”

然而,中国大小媒体也悉心配合官员们造谣,刻意扭曲事实丶颠倒黑白。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面对物资短缺的武汉肺炎疫情定点医院协和医院,近日获赠大批防疫物资。在官媒《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这批物资,包括二十万个口罩,是由华中科技大学与武汉大学的校友会所捐赠。但这批物资实际上来自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直接援助(Direct Relief),只是在武大和华科两所高校的校友会协助下,顺利完成过关和运输手续,把物资从美国经广州运抵武汉。连捐助物资来源都要公然造假,真是恩将仇报。

美国制药公司吉利德(Gilead Sciences Inc.)研发了资料武汉肺炎的药物瑞得西韦,并运送大量疫苗到中国。然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二月四日却透过其官网宣布,该所已经联合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申请了瑞得西韦的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发明专利。这种恶意抢注行为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之一,美方因智慧产权问题,每年损失数以百亿美金。即便中国做出如此恶劣的行径,吉利德CEO在回应该事件时仍心平气和地说:「专利不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治病救人。……我们不会陷入专利纠纷。我们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病人,当然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也很重要,但总是患者至上。」什麽是文明,什麽是野蛮,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

中共以谣言攻击全力帮助中国的美国,数十年来一以贯之。中国偏偏对率先对中国关门甚至扬言将中国籍患者遣返的北韩和俄罗斯这两个盟友一言不发。对此,深知中国黑幕的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认为,官媒对於美国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善举只字不提并非偶然:「中国的媒体有很明显的倾向性,故意营造这样一种印象和氛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无动於衷。中国政府就是想让中国老百姓把对政府的不满,转嫁到对美国上面。」

中共如何制造污名?

中共政权指责外国对中国污名化,却讳言中国内部无所不在的污名化。

武汉封城後,武汉人在全国都被污名化。你是武汉人,甚至只要你到过武汉,你就成了人人喊打喊杀的对象。很多城市的社区发布文告,对来自武汉的民众实施停水丶停电的隔离措施,甚至用木板丶铁板丶铁链封门,这是赤裸裸地置人於死地。有的城市发出盖有官府红印章的红头文件,悬赏民众举报来自武汉的人,还给出让人眼红的奖赏——五十个口罩。口罩在中国成了比钱还要硬的硬通货和不动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这不是文革中盛行一时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吗?

中共的污名化政策并非始於今日,也并非仅仅针对武汉肺炎患者。毛泽东时代,被污名化的地主丶富农丶反革命丶坏分子丶右派等黑五类多达数千万人,就连今上习近平也是黑五类之一分子。胡锦涛时代,《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发表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所(国安部下属的智库)美国所长袁鹏撰写的题为「中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哪里」的文章,文章提出「新黑五类」的概念,将维权律师丶地下宗教丶异见人士丶网路领袖丶弱势社群等五类人列为美国反华势力颠覆中国的代表,呼吁当局对这新的「黑五类」加以严防打击,提醒当局「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重心,由局部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这是中共再用阶级划分法对社会进行敌我划分及污名化。到了习近平时代,除了继续打压新黑五类外,又用刺刀见红的暴力手段驱逐数十万居住在北京贫民窟的低端人口——以习近平及其心腹丶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的标准,中国的低端人口有数亿之多,中国要消灭的不是贫困,而是那些处於贫困状态的人。

中国的内部污名化或自我污名化,比纳粹还要厉害。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绍华研究中国痲疯病问题,耗费十多年光阴,跑遍中国,从个人生命丶麻风病防疫丶国家政治这三层历史面向,重建了一九四九年後中国官方展开痲疯病防疫的动机丶做法与结果,尤其针对最早投入麻风防疫的医师及其後继者进行探访丶研究和分析,保留即将逝去丶被遗忘的故事。刘绍华指出:「痲疯聚落及隔离政策本来是为了消除疾病负担和歧视,然而实际执行上,却离初衷越来越远。」不仅痲疯病人,而且麻风病医生也形成另一类受到歧视的群体。刘绍华指出,就像是麻风病患为社会底层一样,这些医师集体沦为医疗界的底层。很多麻风医生坦言说,从事麻风防治最艰难的地方,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精神上的挫败与多方投来的歧视。一位痲疯医生曾自嘲说:「痲疯医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顾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刘绍华发现,痲疯医生的专业被污名化,以及社会上的污名同时发生,使得这些资深医事人员成为心灵受伤的医者。

污名化是中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正如刘绍华所说,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对地区「他者」的污名,如河南与爱滋丶凉山与毒品丶武汉与肺炎,但至於那里的人为何身陷困境与如何摆脱困境,却未受检讨。灾区之外的人不关心这些,被污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着以否认与掩饰来摆脱污名,而不是挑战污名的根本原因与治理的冷漠无能。刘绍华早就预见到武汉肺炎失控的景象:「恐惧蔓延丶污名标签丶过度防疫丶医师无助,这些反应与做法,历久不衰。人心如常,手段未变。可想而知,疫情过後的代价也将不可免地惨烈。」

中共是制造恐惧丶谣言和污名的高手。很多中国人和海外观察者认为,武汉肺炎的疫情过後,中共会变得衰弱或软化,有助於政治改革。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中共必定会将自己塑造成领导全民战胜病毒的英雄和救星,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将更严密和更残暴。

来源:新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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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余杰:制造恐惧、谣言、污名变向维稳 疫情后的中共将更加残暴”的一条评论:

  1. Lincung Xu 2020/02/13 at 23:42 -

    你的文章充满偏见,极具煽动性和蛊惑力,看得出来为了抹黑zg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