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卓伟:关于新冠病毒,科学家迫切想知道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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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1日

上周,一名技术人员在中国武汉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日内瓦——全球各地的科学家正在日以继夜寻找办法,以求终结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国际卫生突发事件。随着疫情的暴发和蔓延,20多个国家已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措施来遏制该流行病。在此同时,数据和湿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网络在奋力收集和分析数据,以揭开这种新疾病的神秘面纱,并解除它的危害。

就数量、规模和速度而言,这种被称为2019-nCoV的冠状病毒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团队可以解决的问题。周一,中国报告了最高的单日死亡人数97人,使全世界报告的死亡总数达到910人,四大洲有超过4.05万人被感染。

周二,我将与同行科学家们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将我们迄今为止的发现像拼一个巨大拼图一样串连在一起。我们需要对传染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完善我们认识中的不足,以便为影响亿万生命的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依据。科学对于恢复冷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从我们已知的开始。新型冠状病毒是感染了蝙蝠的病毒的近亲。它从一种未经证实的野生来源(很可能是蝙蝠)转移到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或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这种动物在中国中部的交通和商业枢纽武汉的一个市场上以食品的形式出售。受感染的人无意中将其传染给其他人,从而造成致命疫情的暴发。我们现在估计一个人从被感染后到显现症状大约需要五到六天,有可能长达14天。

什么是我们接下来最需要知道的?对于追踪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家而言,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估算疾病的致死性以及谁是易感人群;获得有关其传播方式的详细信息;并评估到目前为止控制措施的有效程度。

首先是“临床冰山”问题:有多少疫情隐藏在表层之下?由于疫情仍在发展,我们仍无法看到所有受感染者。未进入视野的是一定比例的轻度感染者,他们有轻微症状或没有症状,他们的感染不为人知。

一个隐藏的携带病毒者的军团听起来令人不安;但是实际上,巨大的隐藏数量将意味着死亡的被感染者相对更少了。通常,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确定这种“病死率”的比率:将死亡总人数除以感染总人数。但是,在新出现的流行病中,这两个数字都在不断变化,有时以不同的速度变化。这导致无法用简单的除法得到答案;你总是算错。

2003年,在SARS暴发的初期,医学界用了错误的计算。首先,我们认为病死率在2%至3%之间徘徊。在英国牛津完整手写的两页代数计算,在伦敦的一台电脑里被写成代码,再应用于香港的数据,这才得到了正确的数字。香港的实际病死率惊人:17%。

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危急的情况。包括我的小组在内的几个小组都在使用各自的方法来计算对新型病毒致死性的初步估计。预计我们在本周内可以拿出我们的发现,如果对一些发现能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更有信心去描述新型冠状病毒。它到底更像季节性流感、SARS,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之一:1918-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

了解可能会死亡、或病情危重,或没有症状者的人数,将有助于卫生当局确定所需应对措施的强度。他们可以更好地估算需要多少隔离病床、心肺机、药品,和其他用品。

上个月,为了解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我的团队协助中国专家分析了最初的425例确诊感染病例。我们了解到,65%的人既没有去过市场,也没有接触过其他出现类似肺炎症状的人,这表明一些受感染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意味着这种疾病的病情不见得都很严重。

了解疾病严重程度之外,还要弄清其易感性,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感染风险最大。迄今为止的数据表明,易感人群包括老年人、肥胖者,和有潜在健康问题者。很少有儿童感染的报告。但他们是没有症状,还是对病毒具有免疫力?他们能作为无症状携带者感染他人吗?我们必须研究18岁以下的人来找出答案;这些答案可能有助于我们调整公共卫生措施,例如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校是否应该继续关闭。

回到大局方面,我们还必须继续完善关于新冠病毒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认识。尽管疫情似乎在不断升级,但我们相信,各国政府和卫生当局的迅速反应——时有不得已的残酷——已在阻止传播方面取得了进展。在最近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估计了在缺乏强力公共卫生干预情况下的感染人数。我们写这篇报告的目的是对可能的情况作出预警,以避免发生。

科学家正在努力量化这种反应的有效性。我们需要查明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即R0是否下降。虽然我们最初的估计显示,通常每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会传染2至2.5人,但现在就判断各种措施是否已将受传染人数降至临界阈值1以下还为时过早。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其他地区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疫情起始点武汉这样大规模、持续的暴发。我们希望在几天或几周内情况会更加明朗。截至周一,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单一地点出现最多感染者的是一艘名为“钻石公主号”(Diamond Princess)的邮轮,有130多被感染病患。该邮轮已在日本横滨港被隔离。

最后,科学家需要评估疫情暴发以来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或社会隔离措施。挑战包括对通过戴口罩、关闭学校和封锁城市等措施得到预防的感染人数进行量化。在中国,手机定位服务数据可能被用于这种评估。

本周,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确定研究重点时,我们希望,正在紧急协调中的科学也能在其他方面对抗危机。它可能有助于对抗正在出现的“信息传染病”,即真实新闻、假新闻和伪科学交织混杂的声音,它们助长了不确定性和恐慌。

而且,这可能有助于逆转一些似乎由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推动的措施。旅行警告、彻底的旅行禁令、移民控制以及对来自不同地域者的仇外对待都造成了重大损害。

我们的目标是至少领先于流行曲线几步。科学家们必须让卫生当局做好准备,应对任何随后的感染浪潮,并为这种特殊病毒出现季节性重现的可能做好准备——也许有一天,它的危害性可能只和普通感冒一样。

我曾见过史无前例的疫情暴发,也曾见证世界的团结。如果我们都各司其职,保持警惕,那么我们同样有可能战胜新冠病毒。这是纪念李文亮医生的最好方式,他是武汉第一批警告世界警惕这种疾病的医生之一——上周,他正是因为这种疾病去世,终年34岁。

梁卓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他从事SARS病毒研究并监管对香港猪流感疫情的应对措施。他现为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与控制合作中心创始主任以及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也是香港和中国政府新型冠状病毒顾问。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gmleunghku。

翻译:晋其角、邓妍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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