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把所有崇高的东西都利用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就必然最终导致丧失对这些崇高的东西的信仰。

无名氏在七十五年前就指出了将来日益加深乃至无可救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症:恐惧孤独,心灵脆弱,害怕失去群众,宁愿附合庸众而不愿坚持真理,当自己处于少数和非主流时总是怀疑自己从根本上错了,不惜放弃理性而随波逐流,甚至扼杀有异见的同侪。

回眸百年中国的历程,人们无法回避那场在二十年代崛起而在六十年代达到颠峰的激进主义革命。对于这场席卷中华大地并几乎摧毁一切传统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激变,中国知识界中只有极少数人发出了预警,其中最直接的一个是至今还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以小说和散文行世的作家无名氏(卜乃夫)。

no-name无名氏 台湾《立报》2010-10-14

无名氏的小说《塔里的女人》和《北极风情画》等是文学爱好者所耳熟的,但他作品的思想深度至今仍未得到中国思想界的充分注意。他的一部最不像小说但又采用了小说形式的著作《野兽野兽野兽》(作于四十年代早期,后改名《印蒂》),虽然在文学性上和他的其他作品无法或许相较,但其思想性却具有少见的时代穿透力。

《野兽野兽野兽》的大致情节是:二十年代初,在时代的激流中,一个叫印蒂的青年受革命思想的感召在南京离家出走,先北上加入革命党,然后南下广州,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接受锤炼。北伐时他随着南下,蒋介石清党后,他在上海加入了左派的地下工作,后来被捕,在狱中九死一生,坚贞不屈,后由父亲保出。但当他和左派负责人再次接头时却受到了无端的怀疑,从而使他对组织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失望。然而这只不过是他对这场革命和”组织”的全面反思的开始。随着他对这个”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认识的加深,他终于在经历了痛苦的灵魂挣扎后,和过去的信仰彻底告别,从一个组织的人回归到一个独立的个体思考者。

像那个时代很多激进青年一样,印蒂倾向革命是从对家庭–“这个温暖然而狭隘的笼子”–产生反感开始的。他的父亲是生物学家,对政治十分淡然,但却不乏 人生的大智慧。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一个夏日雨后的黄昏,印蒂的父亲在院子里兴趣盎然地观察一只昆虫,当他叫儿子来一起观察昆虫的复眼,并告诉他自然生物的知识对人生十分有益时,遭到了儿子的嘲讽。印蒂刚刚读完一本有关俄国革命的书,”情绪和面前的小昆虫眼睛实在是南北级”。他对父亲说:”当千百万人大 声喊着要面包时,当千百万人大声喊着要解脱身上的镣铐时,您以为一个人应该对一只小虫子眼睛的变化感觉浓厚兴趣吗?”其父虽然不悦,但微笑道:”印蒂,你 现在怎么也染上了一种很时髦的习气,开口动不动就是’千百万人’,就是’人民’,’面包’?”正是这种政治和人生态度的隔阂使得印蒂决心从家中出走,投入 时代的洪流。

作者形象地描绘出了当印蒂终于认定了一个激进理论作为真理去崇奉并自信对所有社会问题都有了答案时的心情:”一个鲜明而具体的世界观已在他脑子里构好图:他有一个信仰了。”对当时的社会,他所看到的只有极端的两极,所怀有的只是憎恶:”望着窗外的夜暗,他不由强烈憎恨起来:’目前的世界,正是这窗外景色!'”它把人类分作两个部分,一个作威作福,一个当牛作马。为了明天,现存的一切都必须被摧毁:”这个世界只是到’明天’路上的一块渣汁,一段朽木。当这渣汁和朽木被撕碎了,扔到垃圾堆里时,’明天’就出现了。”他”感激地流着眼泪”,想象着明天的人类:”他们呼吸在爱的蓝天下,他们像兄弟般生活着,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欺诈,一切都沉浸在信赖与温情里,”

正是这种信仰,这种对”旧”的憎恶和对”新”的憧憬,使得印蒂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没有屈服。但当他出狱后急切地找到组织后,面对的却是无情的怀疑和冰冷的审查。这种同志之间深深的猜忌和防范使得以”与其怀疑同志而存,不如信赖同志而 亡”为信条的印蒂心灰意冷,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一步步反思”组织”和自己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过去的同志杨易偶然相遇,得知杨易也和组织断绝了关系。但杨易的原因和他完全不同,他是被组织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以贾强山为首的一派的打击。

杨易说了两件他和贾强山等人的主要分歧,从中可以见出革命的不择手段和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可怕:其一是:”主要的争执,是在今年夏季。党认为在s阜的工作遭遇困难,环境太风平浪静,业务推进既缓慢,又不容易,于是决定制造一些严重事件,刺激社会,造成紧张的态势。计划刺杀几个同情革命运动的二三社会名流(第一流,还得利用他们),一方面嫁祸于统治者,激起文化界和青年们对当局的愤怒,一方面乘机可以开展工作。”杨易坚决反对这个恐怖计划,认为这有背革命道德。其二是准备在S公司五楼对繁华的N路乱投炸弹, 杨易也反对,但贾强山一派认为这也可以刺激人民,造成社会恐怖,成为革命的信号。杨易觉得不可接受的是:”路上也有穷苦的工人和苦力在走,为什么要把他们白白牺牲呢?”经过好几次争执,党开除了他。杨易被组织开除后,立刻离开了S阜,放出北上的风声,实际躲了起来。果然,他一离开S阜,组织就派人到处找他,企图将他灭口。

印蒂的”精神转航”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意味要和建立了十年的狂热信仰告别。他说这有如在圣殿里祷告了十年,一朝忽然发现建筑这辉煌圣殿的材料,也含有他一向唾弃的许多东西:野心、贪婪、自私、专制、私怨和阴险。他决心做冲破精神枷锁的勇者,勇于否定过去的我,让心灵觉醒过来,做个自由人。

彻悟以后的印蒂,对一系列困扰着自己的基本问题都豁然开朗,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这些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将来化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数千万条生命的代价也未必全都认识清楚的。他发现在他曾经投身的事业中,有一个根本的矛盾:”我们的革命,在政治上是个政治革命,在文化上实际是个宗教革命。纯粹政治主张或政见只能解决一时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人类的永久信仰。能给人以永久信仰的只有宗教。我们党的出发点,是建立一个永久新信仰,以代替旧世界信仰,一方面又想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它的理想是极度宗教式的,手段却又是极度政治式的。前者希望人一尘不染,圣洁如天使,后者却叫人在粪坑里滚,满身粪臭,这两者必然发生大冲突。”

无名氏在这里窥见的是一个至今在激进政党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信仰和政纲的矛盾,或者说终结精神目的和现实社会改造以及现实政治手段的矛盾。这二者分属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正如宗教和科学不能合二而一一样,道德理想和现实政治也是不能兼容的,如硬要将二者捏合并引以为豪,则必然一方面将精神卑俗化虚伪化,另一方面又将本来可以用现实主义的手段逐步达成的社会改造变成用暴力促成和维持的乌托邦。

这也就回答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那 些以既要建立崇高信仰又要达成社会改造为目的的革命,到最后无一不是以信仰破灭和经济灾难告终。这种信仰破灭,来自革命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和崇高理想相违背的功利主义–从利用和牺牲群众到不择手段的各级权力斗争–的大暴露。这种现实政治的黑暗面在程度上是任何政治党派都无法避免的,但只对那些以实现崇高理想为目的的政党的信仰造成毁灭性打击。而这种信念的破灭不但在政党的意义上,更在社会的意义上,因为这种革命所树立的理想成了独占性的国家宗教,即社会唯一的伦理和道德戒律;而这种经济灾难,则不是那种贫富不均的不公,而是物资的极端匮乏和社会的普遍贫穷。这是因为在革命的宗教目的下,社会物质生产的个人动力被扼杀了。因此,虽然革命允诺满足社会物质要求,甚至以促进社会生产力为己任,但当这种要求被和崇高理想捆在一起时,便注定是得不到满足的。或者小有满足便会被革命家认为有背离或妨碍理想实现的危险。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一般认为激进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理想过于高远,目的又太不切合实际,而忽视了把宗教性质的理想和现实功利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这个内在矛盾。无名氏点明了这个致命伤,实在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环顾世界,凡是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其执政党大都是只有现实主义的政纲而屏弃远大目标的,只有宗教和文化学术界才对未来社会作探讨并用成熟的方案影响政府的政策。欧洲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是有远大理想的,但在他们执政后(或为了上台执政),其理想主义的政纲不但和政府的政策严格分开,而且政纲本身的理想色彩也变得越来越淡薄。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已经对自己过去灾难性的政策作了反省,但如果仍然坚持其实现未来社会的远大理想,那么无论它对过去的反思达到什么程度,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印蒂的另一个彻悟是”基本道德是绝对的”,高于一切政治功利和现实考虑。”许多’斗争’专家们斥责黑暗时,尽可能利用各种道德教条。 但当他们自己中间发生黑暗时,却又以为毫不受任何人间道德束缚,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跑下来的超道德的动物。”于是就有了用恐怖手段发动革命和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的斗争和清算,其残酷和血腥程度并不亚于敌人的迫害。他说:”革命本为铲除丑恶,难道自己也大规模开办’丑恶’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大批’丑恶 ‘?”污水洗不净污水。丑恶铲除不了丑恶。他对为了革命的名义而采取卑劣手段的作法深恶痛绝:”当行动家们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所留下的宝贵遗产只是一大串 卑劣的手段,那圣洁的目的却随他进棺材了。”

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也是为印蒂深思的:”布尔什维克为了一个’大是非'(照他们说法)而忽略了许多小是非。为了完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是,而放弃了许多小的是。为了有利于群体的理想,而不问个人的一般是非。但站在真理面前,没有群体和个人的分别。’一加一等于二’, 个人如此说,群众也得如此说。假如群众和人民说’一加一等于三’,不管是哪一个渺小的个人,都有权向群众抗议。站在真理面前,群众和个人是平等的。”这 样,印蒂所否定的,其实是近代以来被激进主义革命用作道义工具以压制个人的”群众至上”和”人民崇拜”。因此,革命所损害的,实际也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群 众”或”人民”,而是无数”个人”。

这些基本问题有了答案,印蒂对”革命”自然也就有了另一种洞察:”激进的革命(特别从法国大革命得到的教训),往往在理想的糖衣中潜藏市侩现实的毒药。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成功。在革命初期,甚至中期,这种成功的对象是人民,同时理想的糖味也特别浓。但在革命末期,糖衣却冲淡了,露出了市侩现实的毒药,成功的对象,也由人民移到少数领袖甚至个人。”很多最简单的字眼,人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其含义:”最好的例子是’革命’这个名词,几千年来它所造成的尸首,可以填满一条长江,但这些尸首的主人可有几个刺穿’革命’的谜底么?”充满暴力和牺牲的革命,可以归结为:”死了这么多,捕了这么多,苦了这么 多,霉了这么多,结果只是一场离奇的骗局。”

革命把所有崇高的东西都利用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就必然最终导致丧失对这些崇高的东西的信仰。

对某些革命领袖,印蒂的刻划入木三分。他说:”最崇高最神圣的正义感是刹那的,也只是刹那的。也只有在这种刹那,你才能整个身心沉浸在里面……人 被大自然规定了,必须作平凡人……许多革命家,却自封为’正义’专家和’人民’专家。仿佛王二麻子的剪刀店,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像写春联似的,许多革命家在脸上描了两行金字,左边是’我是来拯救你们的!’右边是:’我是来解放你们的!’他们走到人民中间,把这两行金字指给人民看,并且硬要人民鼓掌, 且签字承认这’既成的事实’。”当他们自命为”人民救主”时,暴君的血液就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了。

对被视为神圣的”党性”,印蒂认为它无非是为了压抑个性和做到无条件服从,其结果是把群众变成”用脚板底思想”(意为随心所欲和个人独断)的领导人的牺牲品:”领导者们事先不肯用头脑思想,而用脚板底思想,等到无辜人民死了成千成万然后再修改理论的一枝一节,这种作风,并不是革命者的作风,只是秦始皇野蛮主义的复活!”

读到这些文字,回想起历史上无数次的”总结经验教训”和”纠偏”,在这些含含糊糊的措辞背后,是多少万条无辜的人命!无名氏6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捅破了这一层,实在令今人汗颜!印蒂敏感地察觉到了在当代政治和社会潮流中涌起了”一尊巨大金像”,这里非仅仅是被神化和圣化了的某个政党或者领袖,而是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已经有成千成万人为之献身那整个理想和运动。虽然已经有少数人指出”它身上的毒疮、恶瘤和瘢痕,以及它金像里面的败絮和 污泥,但没有一个正直人敢大声喊出来。”其原因是这尊金像是以和统治者以及黑暗现实作斗争的名义树立起来的,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叫做有着”话语霸权”。这就造成了追求真理者的悲剧:当他企图指出这尊金像身上的斑污时,会被当作统治者的帮凶或帮闲而棒杀。

无名氏说:”一个时代,常只允许两种力量存在。第三种力量如存在,或者渺小不受人注意,或者被逼参加两方的任何一面,或者被两方联合绞杀。近代许多伟大的自由灵魂,在这种畸形的历史背景下,只有走最末一条路:沉默和隐遁。但终于又耐不住沉默和隐遁中的黄昏与暮色,只得又投奔那较新的金像脚下,为无可奈何的灵魂安排一种无可奈何的寄托。”没有或者很少有人能具有真正勇气和毅力去承受被时代大潮抛置一边的痛苦和孤独。当然更多的是等而下之:他们察觉自己现在所崇奉的金像的虚伪,但却不愿与之告别:”他们现在所崇奉的,既不是金像,也不是真理,而是自己’过去’的那段难忘的辉煌的崇拜情感。”与过去告别无疑宣布精神的死刑,这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于是他们对指出新金像也有污秽的先知群起而杀。

这里,无名氏在六十年前就指出了将来日益加深乃至无可救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症:恐惧孤独,心灵脆弱,害怕失去群众,宁愿附合庸众而不愿坚持真理,当自己处于少数和非主流时总是怀疑自己从根本上错了,不惜放弃理性而随波逐流,甚至扼杀有异见的同侪。无名氏对那些怯弱的”思想者”的评论是:”他们思想时,永远要听到很多人的呼声与掌声。没有掌声和共鸣的精神领域,他们害怕。”在这个如黑夜一般的时代里,人们都习惯于”牵着集团和党派的绳子,慢慢赶黑路,没有一个敢独自往前闯。他们不是害怕闯,而是害怕灵魂的绝对自由。”灵魂的绝对自由是一种大享受,但在达到这种享受的堂奥前必须忍受孤独和寂寞的大苦刑,这就是多数人对真正的思想探险望而却步,宁愿精神堕落的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具有了宗教先知般的精神,才能忍受这种大孤独。

(原文发表于2000年)

以下摘自台湾《立报》2010年10月14日的报道“異國、情慾、情愛烏托邦──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作者宋國誠

“無名氏原名卜寶南,又名卜乃夫,是1940年代被視為與徐訏齊名的新浪漫派作家。《北極風情畫》與《塔裡的女人》是無名氏早期的作品,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兩部小說問世以來,每部小說銷售超過1百萬冊以上,版次達5百多版,作品銷量足令後世作家瞠目結舌。”(1949-1981年居中国大陆)

“1982年後,無名氏移居台灣,居住在台北木柵,與本專欄作者有幾次的會面與交談,記憶中,無名氏風流倜戃、談笑風生,一幅諾大的眼鏡映出敏銳和機靈,予人一種充滿熱力和激情之感。居台期間,無名氏全部作品重新出版,曾經在台灣掀起一股「無名氏旋風」,其作品尤為青年和城市白領階級所喜愛。2002年10 月9日病逝於台北,告別式乏人弔唁、場景蕭條。”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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