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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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02-15

今年年初,在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悲壮的,它不仅迅速流行到全国,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警惕。

对于这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疫情,我既不惊慌,也没有恐惧,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本人已是87岁的老人,自知是易感人群,我所能做的:一是闭门不出,自我隔离;二是收看新闻报道,关心疫情的发展;三是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平常坚持“85433”的生活规律,即睡足8小时,步行5公里,写作4小时,吃好3餐饭,做3次自我保健按摩。由于住宅区实行封闭管理,我的生活规律打乱了,也不能购物,只能过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这些与那些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是可以克服的。向国内外对湖北抗疫战斗捐赠和援助的医院、团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疫情暴发之前,我正在写作第二部自传《其命维新》,第一部自传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前者是我人生的一条线,而后者是我人生的一个点。人生就是由许多点和线组成的,这些点和线互相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我的人生全部。同时,我还在阅读马国川先生写的《国家的启蒙》。可是,当疫情暴发以后,我既没有心情写作也没有心情再阅读了,因为已经失去了沉静的心情。

难道不是悲壮的吗?父亲去世,子女不能送行,只能由殡仪馆的运尸车拖走;儿子去世,父母不能再看上儿子一眼;丈夫去世妻子不能告别,妈妈被运尸车拉走,小女儿跟在后面哭喊着:妈妈,妈妈……偌大的一座城市,封城以后,街上空无一人,在街上行驶的只有救护车、警车、运尸车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人们生活极端困难,这些还不悲壮吗?

这次武汉疫情的暴发,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从表面上看,疫情的暴发和失控的直接原因,是与个别专家的错误判断有关,他们收集病毒样本,不是为了迅速找到冠状病毒肺炎的来源,如何控制疫情,而是为了发表论文,这是职业操守的沦丧。从省市领导来看,他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盲目侥幸心,以至于失去了最宝贵的控制和救治时间,造成了千千万万发烧病人在各医院排队检查和等待住院,真是一床难求呀!

21世纪头20年,世界主要发生三次大的流行病,而两次在中国,从深层角度来看,当政者和民众都应该反思,吸取血的教训。

首先,是应当改变吃野生动物的丑陋习惯,否则我们将继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建议制定法律,禁止捕猎、贩卖和烹食野生动物,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其次,要改变中国式的聚餐和饭局中的不健康习惯,杜绝疾病传染的渠道。在病毒引发肺炎之初,武汉百步亭还在搞万家宴,假如每家三口人,总共就是三万人。这究竟是文明还是低俗?据说搞了20年,居然没有人质疑。

第三,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每逢年底,正是流行病发作的季节,几乎全国出动过大年,这个始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毒源仍然没有剖解,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地根治疫情的流行。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恳切地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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