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等病床等到断气! 中国武肺悲歌“死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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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图:翻摄自人民日报脸书(资料照片)

一八六零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指出:“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他们在遍及全国的无数农庄里过着农耕生活,并以此度过自己的一生。”[1]

在麦高温眼中,中国的穷困坚韧的农民既有让人“哀其不幸”的一面,亦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从外表上看,中国农民与英国农民有很大差别,他们都郁郁寡欢,身材瘦弱,脸色苍白,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们是干苦力的人。他们的身上没有一点多馀的肉,平日里毒日的暴晒和野外生活的影响,致使他们的脸和手都变成了暗褐色。如果这个农民已经不年轻了,他的手会因为长期抓锄头而变形。……他的腰背从来就没有挺直过。他的背微微向前弯曲,且有些向左倾斜。这是由於他必须亲自去干那些搬运的活的缘故。……为了生机,他们不得不去进行艰难的抗争。狭隘的心胸使他们不能接纳足以支撑并且慰藉他们心灵的宗教信仰,他们也不认为偶像会给予他们同情和安抚。”[2]

一八六九年,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洪水之後的汉口看到,从农村移居这座新兴商业城市的人们跟西方的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显着之不同:“这是令人十分惊奇的……中国人如此耐心和幽默地承受着一切。他们半裸着,谈笑风生丶赌博丶抽烟丶喝茶丶行乐,对於他们来说,好像什麽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在英国,这样一场自然灾害将会产生遍地哀嚎;而在这里,却只有一些轻微的忧伤。”杨格非在卫理公会的同事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则这样描写在同一场洪水中的汉口难民:“这些人陷入了窘境:他们的房屋被冲毁,生计被切断;他们拥挤在一起,面临着瘟疫的威胁,处在饥饿的门槛,却都变现出一种平和丶安宁甚至满足的心态。”[3]他们的人生观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浸透了儒家丶法家丶佛教和道教思想的戏曲和演义小说。帝国太大,他们太小;帝国如鲸,他们如蚁。他们逆来顺受,乃至麻木不仁,如此,才能“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是最高的价值和最大的成功。

一百多年之後,这种生存方式和人格模式依旧。武汉是武汉肺炎的发源地及重灾区,武汉上千万民众都是受害者。二零二零年冠状病毒的受害者与一八六九年大洪水的受害者之间有什麽差别呢?曾经在小说《风景》中最为精准地书写武汉民风民俗的武汉女作家方方,在“封城”期间写下的“灼人”的疫情日记中,有这样的段落——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麽?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社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网上呼喊救命的声音,已经完全没有了。倒是如何买菜和如何采购食品的资讯,十分活跃。人们一旦全力关注生活,日子便如这天气,哪儿都呈现生机。各大超市,推出购物套餐的同时,还细致地把每个区的地点以及每一个连络人的名字丶手机号码,全都标明。这给买菜群的群主们提供了莫大便利。听说我们文联大院的买菜群大受欢迎,邻近社区有不少人加入。但是各社区之间严禁进出,已无法往来,不知道他们相互之间怎麽交接。正在想着此事,突然发现我的同事们手机约定交菜地点,然後从墙的这边,用绳子把菜设法吊到墙的那边。她们真的太厉害了,估计如此这般做的人也不少。

迄今为止,所有的中国人仍然是农民,尽管他们从本人开始或从此前几代开始就离开了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摆脱了农民这一中国“二等公民”身份,但在思想丶精神和言行上,仍打上了农民的烙印。无论是高级官员丶大学教授丶富商巨贾丶技术工人乃至早已移民海外,都无法摆脱具有超稳定性的农业文化或农民文化的影响,这个“心灵之戳”比肤色等生理特徵还要根深蒂固。

他们没有公民意识和公民身份,没有公共空间和公共关怀,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最基本的人权丶自由和尊严。传教士明恩博早在清末就指出:“支那政府,怠於公务;支那人民,乏於公共心。……不问政府如何处理公共之财,苟非直接於其各自之身上之关系而有损失,则视之如观对岸之火,聊无痛痒之感。……支那人者,以山川(即国土)为皇上之私产,定为帝之所得有。道路,亦为帝所有。故亦无论何事,不思出力为之也。……而道路遂成沟渠。”[4]可见,“小农意识”的根源在於大一统和家天下的传统。

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除了江南丶湖广和四川等少数地方之外,大部分土地都相当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由於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民终年辛苦躬耕而难以饱腹,更不可能从田地中出产太多用於商品交换的农作物或经济作物。在近代之前,作为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的城市,亦不可能容纳太多农民,不可能完成冲农民到城市居民(比如商人和工人)的身份转换——此一转换,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入全球市场,成为世界工厂,才实现了一半。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农民仍非城市市民,只是作为“低端人口”的“农民工”。

在近代之前,当生存矛盾激化之时,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灾荒和社会动荡,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乱,造成中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中国农民身上的一切恶劣品质,如蒙昧丶僵化丶吝啬丶狡诈丶肮脏等,并非农民这一职业或中国人这一族群所与生俱来的,而是专制暴政丶自然灾害及悲惨的现实生活所致。

[1] 麦高温(John Macgowan):《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246。

[2] 麦高温(John Macgowan):《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页248-251。

[3]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2-23。

[4] 页76。

来源:新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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