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的结局，总有人像预言家似的告诉我们：“正义者必胜”。其实理性地来看，这不过是一句坚定意志、鼓舞人心的口号而已，严肃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下这样的结论。……因此，每当“正义者必胜”的旗帜在风中飞扬，历史老人便在暗处发笑——在每一座战争的凯旋门或墓碑上，它已经刻写下同样的铭文：你赢了，因为你比敌人更强；你输了，因为你比敌人更弱。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暴力的强弱，与意志的正义与否无关，这应当是战争的首要逻辑。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所谓“没有限度”，在战争的语境中可以直白地解读为“不择手段”。因为，“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同上）不仅数千年兵器的演化史——从冷兵器时代的石斧木棍大刀长矛，到热兵器时代的步枪手雷和飞机大炮坦克，直至瞬间即可毁灭数十万生灵的原子弹生化武器——在注解着这一逻辑；而且从这一逻辑中，还可以发现那些坑杀战俘、屠戮手无寸铁的平民或者对不设防的和平城市烧杀抢掠、狂轰滥炸的“准军事行动”背后的某种动因。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以为“战争暴力毫无规则可言”，那显然也是极不确切的。
战争的主体是人，人的必由之路则是从野蛮中觉醒而走向文明，从兽性中挣脱而回归于人性，告别原始激情中的冲动而向着现代理性进化。如果说，在古代战场上，所谓“两国交兵，不断来使”还仅仅是为了在敌我双方的壁垒间预留下一线互可沟通的渠道，未必谈得上是发自人性而约束暴力的规则，那么，当战车驶入现代的战场时，生命的可贵和人道的尊严已经注入了人们的文明意识中；而技术发展的无限可能所生成的无限残忍和无限毁灭性的暴力，更是让人们在颤栗中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必须将战争暴力约束到可以容忍的最低限度内，否则，人类——不是一部分人，而是所有人——都将被我们自身所释放的怪兽所吞噬。因而在现代战争中，国际社会创建了一系列战争的法则：诸如不得杀害、掠夺平民；不得虐待、杀害战俘；不得侵犯中立国；禁止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禁止使用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作用的常规武器；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燃烧性武器等等。每一条法规的出现，都显示着人类自我约束的努力，印证着人类文明意识的增长。这看起来有点滑稽，颇类似于人们一面禁止吸毒、卖淫，一面又告诫吸毒者、卖淫者：“如果非如此不可，那么最好不要静脉注射，或者必须使用安全套。”然而仔细一想，在这种荒谬背后，却无疑是一种基于人道关怀最现实的选择。没有战争固然很美妙——国际社会对于“战争罪”的设置，就是希图禁止战争的恶意发动——但是，如果在事实上不可能根除战争，那么至少也应当让它不要突破文明的底线。
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在他为《生活》周刊撰写的《纽伦堡日记》一书中总结了起诉书中最令人揪心和恐惧的章节：“当检察官提到了反犹的罪行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总检察长约翰逊的控诉中仿佛带着讶异，就好像他不愿意相信或证实自己所宣读的起诉文件似的。这是一个理性而正直的人的呼声，他所发现的罪行使人们不寒而栗。纳粹头目们的嘴都扭歪了，直直地盯着法庭明亮的灯光。也许，他们终于第一次用全世界评判他们的眼光来打量他们自己。
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他写道：“我的心在痛，为那些我亲耳所闻而痛。”
奥托·奥伦多夫（纳粹特别行动队D队司令官）作为证人，于1946年1月3日第一次出现在纽伦堡审判厅（他后来被判处死刑），报告发生在乌克兰的大灭绝行动。他说得冷酷而简练，没有丝毫负罪感——正因如此才使得他的讲述带给听众的恐怖那么真实生动。
法庭报告是这样记录的：
美国法官亚门：你知道有多少人死于特别行动队的“清除”，也就是说在你的指挥之下？
奥托：根据上级指示，从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约有九万人被清除。
亚门：是把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统计在内的数字吗？
奥托：是的，登记过后，犹太人就被集中起来被带往处决地。所谓处决地通常是一个坦克掩体或者天然的大坑。处决是由军队统一按照相关命令挨个执行的。也有一些行动队首领没有采用军队的方式，而是把他们一个一个从后颈射杀的。
总检察长约翰逊的助理特尔福德·泰勒写道：“正如许多平常人一样，被告们自己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画面。生者悲惨的生活状况和成堆赤裸的被推土机推进万人坑的尸体展现出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对德国人来说，纽伦堡审判是一次精神上的震撼。许多原先仅仅是道听途说，忽略的或是被矢口否认的，在这里都变成了声文并茂的事实。审判的每一天都为他们竖起了一面罪孽的镜子。
1946年1月3日，原冲锋队司令官迪特·威斯利塞尼供述了与大屠杀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之间的一次谈话：“我完全清楚，这样一道命令将夺走上万人的生命。我对艾希曼说，上帝保佑，我只希望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要有机会用我们今天处理他们的方式来对待德国人民。艾希曼认为我不应当这么充满感伤，他说这不过是一道命令，命令就得被执行。”
一位目击者叙述了一场“清理犹太居民区”：“街道上，看见了成堆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有。在一个屋角躺着一个不满一岁、头骨开裂的孩子。”
1946年4月16日，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出现在审判厅。他承认在奥斯维辛，“至少有25万人”被送进了毒气室，并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最后的牺牲者之路。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总检察长罗伯特·约翰逊在审判开庭时义正辞严地说：“尊敬的法庭，人类历史在这里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审理和平的罪人。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个明确而不言而喻的义务。我们将要对其进行审判和惩处的罪行是精心策划的，邪恶的，带来的是毁灭性的后果。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样一些罪行的漠视。”
战争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可以把长矛与坚盾——不择手段使用暴力的逻辑与约束暴力的法则——安置在同一历史场景中。不幸的是，其中只可能有一个是强势的；而更不幸的是，每每当紧要关头，“坚盾”便轻易被长矛刺穿，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即刻会成为战争双方毫不犹豫的首选，而所谓约束暴力大多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背弃的弱势法则。这一点，即使对于正义者来说也难以幸免。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场景中，不仅看到了德国人闪电式的不宣而战，看到了日本人的突然袭击，看到了德日法西斯制造的一系列惨绝人寰令人至今想起来仍恨得咬牙切齿的大屠杀，也听到了美国飞行员将原子弹投掷到广岛、长崎时，面对升腾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发出的惊呼：“上帝，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不仅看到了伦敦、重庆、斯大林格勒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德国、日本战机狂轰滥炸下的断壁残垣，也听到了德国古城德累斯顿遭英国飞机空袭后丘吉尔深深的自责：“我们成了野兽了吗？”只经历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战争的克劳塞维茨，是难以想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惨烈的，但在对过去战争的总结中，他对于约束暴力这一法则的脆弱性已经有着清醒的感受和无可奈何的预见：“暴力所受到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能削弱暴力的力量。”这不啻是人类理性的莫大悲哀。
以人的眼光去看，法西斯分子无疑是一群“衣冠禽兽”。既然是野兽，当然不可能期待它们不吃人，至少无法期待它们不以野兽的方式来吃人。正义者们则不同，他们是人，而且是大写的人。人们有理由希冀正义之师尽善尽美，有理由看到正义旗帜的每一缕经纬都没有沾染污渍，有理由苛求在对邪恶者的反击中一招一式一拳一脚都符合正义的范式——于此来看，于正义者而言，“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正义的选择。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听到不少对于盟军“无差别大轰炸”（尤其是投放原子弹）的诘责诟病，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当然，正义者们尽可以作出种种辩解，比如，盟军的“不择手段”是法西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既然侵略者“不择手段”在先，那么，就不应指望正义的反击讲求“费厄泼赖（Fairplay）”；而且，盟军大轰炸尤其是投放原子弹在事实上终结了战争，此一作用是其他手段无可替代的。的确，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15日人们便听到日本天皇细微颤抖的声音，称“敌人使用了一种无比残忍的新炸弹……其毁灭性无法估量……”因此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连接，使人们相信在缚住苍龙的锁链上，原子弹的投放就是历史所锻造的最后一环……然而，站在文明与理性的立场，以纯粹人道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便毁灭了数十万平民生命的残酷事实面前，这些辩解何其苍白，何其乏力。
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只有少数德国律师为被告出庭辩护。他们要忍受一系列的不利因素，比如没有足够的辅助工作人员。更为不利的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已经排除了他们的一些论点。辩方不能提出军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比如，不能指出“法无规定者不得罚”原则，也就是说被告谋划和发动侵略战争时，尚不存在禁止密谋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法律规定，法庭不可追溯既往地运用法律，因此不能对他们定罪。他们也不能利用盟军在攻打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时故意轰炸平民区的事实来支持“你也如此”的论点，等等。
为日本战犯辩护的日、美律师团由130多人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从一开始也有争议。辩方律师反复就指控的合法性和军事法庭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麦克阿瑟将军是受美国宪法约束的美国公民，美国国会并没有授权他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因此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超越了他的权限。同时，辩方律师也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提出质疑。“宪章”明确规定，法庭不受技术证据规则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比如说，控方可以采用不能在法庭上质证的缺席证人的书面陈述。另外，法庭只给辩方提供三个翻译，而控方的翻译多达21个。由辩方出钱聘请额外的翻译也不可能，因为所有被告的财产已经被法庭冻结。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两次审判的公正性无可置疑，因为对德国日本战犯的处理符合法治“罪罚相抵”的原则，体现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理想结局。
其实，对正义者的“不择手段”，无论后人是指责抑或辩解，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脚踏上战场，就很难挣脱战争逻辑的羁绊。而当战争尘埃落定，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正义的胜利者们是否终结战争的逻辑，抑或还是循着战争的逻辑前行？
正义的胜利者们依然是可期待的，因其胜利，更因其曾有的正义，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收拾残破的山河，平复民众的创伤，带来久违的和平。不仅仅如此，还应当彻底终结战争的逻辑，把一个曾经任由暴力肆虐、枪杆横行、强权无忌、毫无规则可言的社会，回归到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和平”。仅仅归结为“不战”显然不够，只有建立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上，和平才是稳固的，才具有最高和永恒的价值。当然，回归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现实的体现，就是应当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中处置所有的法西斯战犯。
但是，每一次战争都仿佛如迷失人性所引发的精神癫狂。大病虽渐愈，却不免留下诸多后遗症——最为可怕的便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胜利者们无法刹住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刹住战争逻辑的快车，依旧迷恋暴力，崇尚暴力，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为自己的意志开路，如同在战争中蔑视一切约束法则一样，不屑于回归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从丘吉尔对于纳粹德国战犯可以“不经审判，即时枪决”或曰“不审而斩”的主张里，多少可以感受到此种后遗症的存在。须知，丘吉尔是出了名的为民主法制竭力鼓吹的人，之所以提出“不审而斩”是颇令人奇怪的，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暴风般的复仇情感淹没了理性，实在是欠缺说服力，而最能成立的解释是：战争的逻辑使然。
斩杀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在战场上对法西斯们大行斩杀，于正义者而言，的确有着正义的依据。但是，正义者们依凭暴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一种错觉却可能在战争逻辑的惯性下产生：正义必须由暴力来肯定，正义必须依附于暴力。此种错觉的进一步延伸便是“有暴力即有正义，有强权即有公理”。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法西斯战犯的斩杀，本身已然有着天然的正义，已然是不可置疑的公理，何须要获得法秩序的许可呢？
“全体注意，现在开庭！”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德国纽伦堡费尔特大街100号。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劳伦斯的声音第一次在审判大厅响起。所有人都肃然起立了，法官们走了进来。纳粹德国21名战犯站在一侧的被告席上。美国女翻译燕妮。莱斯特“十分惊讶”：“最初印象使我十分惊讶：这些罪犯看上去都那么无害而平凡。我本以为会看到一双双沾满鲜血的手的。”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凝神注视着纽伦堡。一场“世纪大审判”开始了。
纳粹战犯及其支持者说这个审判是“胜者为王的正义”。法庭总检察长罗伯特。约翰逊却说：“在这个护栏里，真正的起诉者是人类文明。”
尽管这是一起正义的审判，起诉方却承受着巨大的时代压力。他们决不愿这一切变成走过场寻开心式的“爆料性媒体炒作”。他们要尽可能地完善地向这21个被告中的每一个人证明：你在整个第三帝国的罪行中所必须承担的罪责。为此，约翰逊首先申明：“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使人信服的证据澄清使人无法相信的事实。”事实的认定和审判同步进行。燕妮·莱斯特回忆道：“我们的士兵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把新的材料送到纽伦堡。这些材料来自四面八方，从档案馆，从监狱，从原先的德意志帝国的各个机构。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举一动就这样逐渐露出水面。”据统计，共有一千多人投身到了这场起诉工作中。
（未完待续）
荀路202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