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等中国官媒报道，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的讲话，从来就没有不「重要」的）。习近平的长篇讲话，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堪称剖析习近平政权本质的一个难得范本。
会场情形相当诡异，坐在主席台上的习近平等政治局七常委全都没有戴口罩，坐在下面毕恭毕敬地倾听和做笔记的数百名高级官员个个都戴口罩。谁戴口罩，谁不戴口罩，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精心安排的政治秀，且以党内权力秩序来确立戴与不戴之标准——不戴口罩是常委的特权，戴口罩是常委之外的官员的义务。
除了三次会议和一次社区露面之外，习近平在哪里？
据中国官媒报道，这次会议召集了全国十七万官员以电视电话的形式同步参与。这是当年毛泽东召集「七千人大会」之後的「创举」，是中共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与会的大小官员亲眼看到习近平的画面，亲耳听到习近平的声音，避免逐级传达「会议精神」可能出现的偏差和走样，他们何其幸福。
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认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丶感染范围最广丶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定位，这是唯一的一句真话。
习近平声称：「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丶中国精神丶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那些期待习近平认错丶道歉的「好心人」大概要失望了，习近平怎麽会有羞耻感呢？他连古代遇到自然灾害就下「罪己诏」的皇帝都不如。
习近平的讲话详述了他如何成竹在胸丶指挥若定：「一月七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月二十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大年初一，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二月十日，我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连线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
习近平罗列出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三次会议和一次社区露面，似乎要显示自己「坚守岗位」，「为人民服务」，却让人产生更多怀疑和追问：习近平确实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北京与武汉的距离远不止一千里，而是一千两百公里。
武汉及湖北出现疫情已两个多月，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封城已一个多月，数千万民众在死亡的阴影下哀哭切齿，焚尸炉的烟雾遮天蔽日，若干人家一家三代死绝，作为国家元首的习近平却从未剑及履及地踏上武汉和湖北一步，他跟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的唯一联系就是「视频连线」。这个时候，武汉和湖北似乎成了遥远的外邦，成了化外之地，不再是「一寸也不能少」的丶「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领土。
习近平在讲话中勉励共产党员说，「关键时刻冲得上去丶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念念不忘炫耀自己熟悉古典诗词，引经据典地说，「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丶『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沉下心来丶扑下身子，这两个多月时间」。但是，作为共产党的党魁，他自己在哪里呢？他躲得很远很远。过去几年，官媒上每天都是关於以习近平为主人公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微服出访吃一顿包子也成了石破天惊的大事；然而，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习近平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二月十日之後，习近平从未深入街道和社区，他的去向大概只有军营，控制了军权丶安定了军心，外面死人再多也不怕——就好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千夫所指的邓小平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的解放军军营中调兵遣将丶磨刀霍霍一样。
习近平学习毛泽东挑动群众与官僚之内斗，自己渔翁得利
疫情肆虐期间，中国乱象丛生。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十七号通告，因特殊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汉外地人员，可以申请出城。但三个多小时後，同一机构又发出十八号通告，全盘推翻前一个通告。十八号通告说，十七号通告是指挥部辖下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宣布无效。这样的低级谎言当然不能服众，就连《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埋怨这个谎撒得太低级了，居然没有征询他的意见。
很多海外观察家因此指出，中共政权已经失控，上层政治斗争加剧，习近平手脚无措，中共覆灭在即。这些看法实在是对中共的权力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疫情并未让习近平失去权力或在党内受到根本性的挑战，正如评论人长平所说：「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如果当权者真的失控了，恐怕社会反而有机会恢复人伦道德和生活秩序。」
习近平放任基层官员胡作非为，甚至授权给数百万如同文革红卫兵丶造反派的「红袖章」肆意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如冲入私人家中打砸抢丶将所谓的违法者游街示众等，不是其黔驴技穷，而是其处心积虑地学习毛泽东的高招。
习近平未必读过他出访列国时罗列的书单上的经典名着，但他在知青时代确实熟读了毛泽东的着述。毛泽东如何抓权，习近平有样学样。一九六六年七月，身在武汉的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提及对文革的战略设想：「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後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认为要下定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
毛相信，纵然「大乱」造成种种损失，但整体而言为了达到「大治」，付出如此代价也值得。「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甚麽道路可以走，甚麽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丶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所谓「大鸣大放」，毛其实自始至终都收放自如，一声令下，数千万红卫兵就被当成知青「上山下乡」，虚耗青春；又一声令下，军队出马接管党政机关，学校工厂，「造反派」沦为被整肃的对象。
如果读过毛时代的这段历史，对於中国当下的「失控」和「严控」就明明白白了。习近平纵容基层「痞子」执法，就是转移矛盾焦点，制造恐怖气氛，如果民怨过大，他就出面纠正，从而被民众感恩戴德，成为旷代圣君。
另一方面，作为专政机器的公安机关，在疫区抓人一点都不慢。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生说：「公安机关针对不配合疫情防控的人员进行打击，共行政拘留两万五千万人，刑事犯罪三千六百四十四人，批评教育四点六万人。」其中，「批评教育」的对象当然包括那八位说出真相的医生——杀死李文亮的不是病毒，而是暴政。
来源：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