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
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后，许多人关心共产党会改革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难免是权宜之计。（取自新华网）
一、
网上有人问我，还相信共产党会改革吗？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大陆有一定普遍性。当局最近不断抓捕异议和维权人士，在香港普选问题上又极为固执，可以说让习近平先生两年来苦心经营的开明领导人形象荡然无存，不仅在国际上招致恶评，而且在国内也伤了很多人的心。特别是那些衷心希望国家民主进步的人们据此断定，习近平的改革也好，法治也好，全是花架子，忽悠人的。退回禁锢性的毛泽东体制，而不是在相对开明的邓小平体制上更进一步，才是习的本意。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如果从实证的角度讲，断言习近平是毛泽东的衣钵传人，并以此推断他根本不会前进，只会倒退，断定改革不可能，则未免失之武断。
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两个《公报》及《决定》，是公开的严肃档，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承接赵紫阳的改革，其中许多措辞，如果放在胡耀邦赵紫阳的年代，完全可能遭到共产党内左棍们的疯狂攻击，被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习近平已经公开声明改革，还断定他不会改，只会退，怎么说得过去？
改，是肯定的。分歧在于改什么和改多少。
民间的希望，自然是习近平能着手改革一党专政的根本性制度，学习蒋经国先生，在任期内实现民主。这个希望可以说是不切实际.习近平强调过，绝对要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最重要的助手王歧山向人们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意思再明白不过，那就是，要改变，但改革的前途往往无法预知，很容易诱发革命，所以必须在改革的同时严防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从这些已知的资讯，基本上可以认为，习近平及其班子成员都明白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不能失控，不能危及共产党执政地位，不能危及共产党高层的身家性命。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改革的目的不是民主化，而是维护共产党一党执政地位，改革的内容则是那些不利于共产党继续执政的问题.凡现在看来属有利于维护一党执政地位的，不管荒谬不荒谬，共产党都会坚持。凡显着不利于共产党继续执政、且能在共产党内部达成共识的，比如反腐、削减政法委权力、压缩党政部门编制与规模、制约地方政府的权力、司法与地方行政分离等等，都会纳入改革日程。
改革最大的领域，可能发生在一是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二是鼓励经济创造的活力。当然，那些遭到民众激烈反抗的，虽然有利于共产党短期利益，虽然也会在体制内得到某种支持，但如从长远看会对共产党执政地位造成危害的，也会被纳入改革范围，这就是所谓的倒逼，民间逼迫当局作出改变。
此外，国际舆论和经济压力太大的问题，共产党也会有所调整。当一意孤行搞不下去，只有改变自身才能继续生存，它自然会改变。共产党不可能宁可让经济垮掉也要坚持过去的一套。
只是这些改革到底能改到何种程度，现在无法预知。不管习李如何信誓旦旦，任何改革，只要遇到阻碍，遭到以往靠这些畸型权力生存的势力的强烈反抗或反复延误，特别是可能出乱子，就将无法深入，最多只能绕道走。比如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如果改革对地方权力利益触动太大，就可能遭到阳奉阴违，造成改革之政不出中南海。
至于抓捕异议和维权人士，拒绝香港普选，并不构成对改革的否定，反而间接证明改革的意愿真实性较高。这些动作只是当局为防止改革过程中发生颠覆性意外而採取的特殊措施。因为如果不是立志改革，而仅仅只是像胡锦涛那样甘愿作守成之主，没必要这样富于攻击性。
二、
当保党成为改革的目的，也就是当一个党以维持生存为唯一目的，这时这个党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党.不要设想它会真的坚持什么意识形态，不管它被叫得多么响亮，都可能是花招。维护既得利益和权力才是最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其它的一切都只是工具，都是用来服务于维护权力地位的工具，随时可能坚持，也随时可能被“与时俱进”掉。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共产党现在的改革，是要改变它从前苏联抄来的那套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观、制度与机制。从根本上看，则是现行体制严重缺乏延时性原则的支持，导致它难以长久稳定，时刻面临颠覆性危险.毛泽东完全不懂现代政治学，也不懂得孔孟之道之所以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稳居统治地位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孔孟之道这些中国传统经验里包含有不少延时性原则，有助于维持王朝的长治久安。毛泽东更多地从中国历史上学到些统治权术.毛泽东也不懂宪法对一个国家一个政体维持稳定的巨大作用，贸然否定宪法法制，以所谓档治国、讲话治国、语录治国，其实质是用眼前的权力的需要，否决了长期有效的原则.正是因为没有长期有效的原则起作用，毛泽东死后，以及直到胡习交接班时，共产党政权都要面临巨大的夺权风险.
邓小平虽然仍然严重缺乏现代政治学的知识储备，不懂得延时性原则的作用和重要性，但他凭经验知道毛泽东的那套随心所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不行，所以搞宪法和法制。本来宪法是以延时性原则为核心的，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前苏联为模版制定的《宪法》，延时性原则仍然高度稀缺，用大量社会主义现时性原则及权宜之计替代了延时性原则.这些现时性原则与权宜之计全是此一时有效，彼一时就显现出巨大缺陷与危害，所以只好隔一段就改一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其实是否定人类经验智慧，以现时需要代替长远需要所无法避免的恶果。这种以现时性原则为核心的宪法很难管长远，也因此邓小平懵懵懂懂地追加个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企图以此替代延时性原则，却不知“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严重违反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也严重危害民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民众认同，仅仅只是共产党为维持自身权力地位的权宜之计。
共产党执政六十五年来，其所谓的方针政策，其宪法法律往往自相矛盾，只能通过不断地左右摇摆来避免明礁暗滩，而这就等于在不断制造不稳定。也正是因为不稳定，维护稳定才上升为所谓“压倒一切”的任务。在任何稳定的政体中，稳定都不是什么急迫或太大的问题，更不可能压倒一切。
习近平上台后，延时性原则未得到确立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且其副作用日益严重地突显出来，许多在台湾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大陆频繁上演，比如因徵地拆迁造成的官民冲突，城管滥收费和打人造成的民众反抗等等，于是一方面求助于孔孟之道，希望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求稳固政权之道，另一方面花大力气搞改革和依法治国。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改革与法治，都是在寻求维系政权和国家稳定的长治久安之道，都是在寻找延时性原则，来取代弊端百出的现时性原则与权宜之计。
习近平会不会改革？可以这样说，只要正义的延时性原则在中国大陆未能在宪法中得到确立，只要因现时需要而选择的权宜之计——短期行为仍然在主导大陆的政治，只要民众和地方无法自主选择最有利的、而不得不被迫服从有害于自身的原则与规范，许多在正常国家不会发生的冲突就不仅不会停歇，而且会以更激烈更尖锐的形式出现，那么，习近平，以及习近平之后，改革就仍然会作为政治的关键字频繁出现.
＊独立学者／中国知名政论家
文章来源：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