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小群 2020-03-10
吴迪和我同龄。他是锡伯族，有一股来自草原的豪放之气。教育背景则是汉文化，他就读的北京四中、北京大学，都是首都名校。他的本职是电影研究，成果是十七年电影史《中国电影的改造》，在内地没机会出版，只好拿到对岸付梓。研究工作的副产品是四卷电影研究资料，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了三卷。他和陈墨共同主持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浩大，已经出版的四卷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读者能够见到他的电影著作，是随笔《中西风马牛》，借老外的嘴说中国电影。1990年代，他曾到瑞典隆德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课一年。书以在瑞典的经历为主线。那边大学授课，实行开放性讨论。其中有四个会讲中文的外国学生，围绕中国电影和他讨论争辩，碰撞出许多观念差异。比如，他们看了电影《焦裕禄》提出：中国传媒把领导说成父母官，为什么焦裕禄到老贫农家都说自己是他们的儿子？他是否要继承老贫农的遗产？中国人把党当作母亲，焦裕禄也把党当作母亲，又要做人民的儿子，那么，他就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是党 ，一个是人民；周恩来到灾区对老乡说：“我是您的儿子。”邓小平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个母亲又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看了电影《蒋筑英》提出，为什么病情严重了还不休息，要死在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带病工作？难道病人会比健康人工作得更好？瑞典官员带病工作，会被说成贪恋权力！
以此为发端，沿着和各色老外的交谈碰撞，话题引向了极其广泛的领域，有电影，也有生活；有现实，也有历史；有文化，也有政治。全球化时代的林林总总，中国转型期的五光十色，都被引进了争论的话题，火花四溅，妙趣横生。从中可以看到吴迪视野之广，关怀之宽。这本书，经过五六次碰壁，2003年终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还得到文化部长孙家正的首肯，今天很难想像。
吴迪将此事归功于责任编辑刘向宏。刘向宏和我是师大一附中同学，2010年1月30日病逝，年仅56岁。吴迪曾写《纵无健笔书青史，不敢心声付蛀尘》一文悼刘向宏，我将其节本编入《风雨同窗》。
刘向宏旧体诗词造诣很深，巾帼不让须眉。临终前曾为《记忆》写七律一首：
日暮危栏败柳风，
黎民涂炭九秋篷；
从来世事烟云锁，
自古江山雾霭重。
断简残编究有迹，
雪泥鸿爪宁无踪；
多情最是东流水，
时作惊涛裂岸声。
这里讲的是吴迪为保存历史记忆的艰难努力。十几年来，他孜孜不倦，不屈不挠，为学界志士仁人看重。小群为之素描，也是表示敬意。
有两句名言概括中国的良史传统，一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说的是治史的格局和境界。二是文天祥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是史家求实的勇气和执着。齐太史兄弟三人，为记录史实，不惜前赴后继，慷慨赴死的壮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中国的庙堂史学，自郭沫若以降，唯朝廷马首是瞻，已经与良史传统无关。只有庙堂以外的史家，才可见到太史简、董狐笔、司马迁的传承。当下的传承者中，不畏压力，以一人之力，完成国史三部曲的老杨可算一位。
吴迪也可算一位。他不仅自己写史，而且勉力再造稷下学宫，延续百家争鸣，其学术意义，文化价值，一言难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