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老鼠都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本鼠则是什么都研究。平时可能多研究点社会和法律之类的问题,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就研究点病毒和免疫系统之类的问题。有些“理工科思维”的人觉得研究社会没意思,因为社会问题“都是表现型,不是基因型”。我说:“你可以这么想:人类社会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高层次的自组织。”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则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等等)组成……这就是“人类社会是最高层次的自组织”的含义。“自组织”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微小的扰动有可能会带来惊天动地的后果,一个人也能改变世界。

不过有一件事很奇怪:人类社会是最高层次的自组织,理应具有最高的复杂度,但我们似乎都觉得社会科学要比研究人体的医学简单得多。比如,似乎谁都有资格就社会问题说两句,但不是谁都有资格对医学问题说两句的。再比如,在我国,很长时间以来,大学时没有读过法律的人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能成为一名律师,但是大学时没有学过医的人肯定是当不了医生的。这似乎意味着医学要比法律复杂得多。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人类社会是最高层次的自组织,但是解释社会问题不一定需要还原到最底层。解释医学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还原到分子生物学的层次,有时甚至需要还原到基本粒子的层次(看到这些我就不懂了吱吱)。而社会科学往往以“个人的有意识行动”为基础,虽然有时也会涉及“潜意识”和“本能”之类的心理学内容,但不会涉及神经细胞,更不会涉及组成神经细胞的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之类。人的意识似乎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水岭,社会科学只研究意识以上的部分,自然科学只研究意识以下的部分。把人的意识还原成生理现象,目前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的意识究竟是怎样被生理机制所决定的,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中世纪时的欧洲人认为,“月亮之上”的神圣世界和“月亮之下”的世俗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律。直到牛顿发现,天上世界中让天体运行的力和地上世界中让苹果落地的力是同一个。今天我们则认为,“意识之上”和“意识之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通常假设,解释社会问题不需要还原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的层次上,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层次上的微小变化也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样,人类社会的复杂度就大大降低了。

事情果真如此吗?不一定。有些科学家认为,量子过程会对生物的基因突变产生影响,而这种基因突变如果发生在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之中,例如让一种病毒从本来只能感染动物突变为可以感染人类,就可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社会科学关心“群己权界”,也就是自我界限的问题,因为正义就是要让每个人对“我”所做的事承担责任。

然而,自我的界限有时并不是那么清晰的。我们的身体里并不只有我们自己。例如我们肠道里的菌群,它们和我们其实是共生关系——它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它们。肠道菌群甚至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俗话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机制难寻,肠道菌群。我们的细胞中的线粒体有着独立的细胞结构和遗传基因,因为它们原本也是一种独立的生物。现在它们居住在我们的细胞之中,给我们提供能量。还有病毒,有些病毒与人类长期协同演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变成了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科学家认为,人类的基因中至少有8%来源于病毒。而且这些基因也并不都是“搭便车”者,它们也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出胎盘来,就要感谢病毒的帮助。

病毒和其他病原体能够影响寄主的行为。流感病毒让我们咳嗽打喷嚏,这样它们就能离开我们的身体去感染更多的人。这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感染弓形虫的老鼠会主动接近猫咪,让猫咪把它吃掉,这样弓形虫就能寄生到猫咪身上了。弓形虫也能影响人类的行为。例如,科学家们发现,感染弓形虫的男人会变得外向,有攻击性,固执多疑,容易嫉妒;感染弓形虫的女人则会变得热心、随和、有责任心、不易猜疑嫉妒,但是会更容易自杀,也会更加滥交。科幻作家大卫·布林设想了一种“利他病毒”,感染这种病毒的人会变得乐于助人而且喜欢献血,这样病毒就可以通过输血传染给其他人了。

病毒和其他病原体也能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例如,鼠疫阻止了蒙古大军进攻欧洲的步伐,还造成了罗马天主教的衰落;天花则协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

谈到细菌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有一个现象十分有趣,那就是想到细菌病毒会让人更加反对移民。这种现象可能是源于人类的道德本能中的“圣洁-堕落”模块。移民和病菌都让人联想到“污染”和“不洁”。细菌和病毒是对人体的“污染”,而移民则是对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污染”。

但我们是否真的那么纯洁,不容任何污染呢?我们的身体其实是由各种细菌和病毒组成的共生体,没有它们也就不存在“我们”;我们的思维也会受到细菌和病毒的影响。社会和民族更不存在所谓的“纯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是梁启超先生在1902年提出的,至今不到120年的历史。

对于文化来说,混杂才有生命力。人类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文化中心和强大帝国,都是多种民族和文化混合的产物。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后来的大英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古罗马人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习惯:他们和别人打仗的时候,打到哪个城下就拜哪个城的神,企图“说服”神灵倒戈支持自己。海纳百川才是强大的证明。文化资源丰富多样,我们在其中做出选择的时候才会更加游刃有余。相反,那些追求“纯洁”的文化和民族,都走进了死胡同。纳粹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基因也是如此。纳粹德国和美国等国曾经搞过的优生学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的基因多样性其实非常之小。全体人类的基因多样性还没有一群黑猩猩大,这样人类很容易就会因为一场传染病而面临灭顶之灾。因此,进一步降低人类的基因多样性,并不是个好主意。

纳西姆·塔勒布提出了“反脆弱”的概念。纯洁是脆弱的,混杂多样则是反脆弱的。要想避免生病,躲在无菌的环境中绝对不是个好主意。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的过度消毒已经导致大量儿童患上了过敏症,因为生活在过于干净的环境中的免疫系统得不到锻炼,就会胡乱攻击原本无害的灰尘、花粉之类的东西。生活在没那么干净的农村地区或者家中养有宠物的儿童,患过敏症的比例就要低得多。我们用疫苗来预防某些疾病,其原理也是把灭活或者减毒的病毒注入体内,以此来训练免疫系统的杀毒能力。另一方面,如果经常滥用抗生素来杀菌,不仅可能会培养出有耐药性的超级病菌,还有可能会造成体内肠道菌群的紊乱。很多医疗条件很好的人也会死于感染性疾病,都和滥用抗生素有关系。

再拿生态系统来说,只有单一物种的农田生态系统是最为脆弱的,一旦离开人类的维护马上就会崩溃。原始森林则是反脆弱的,哪怕发生了持续数月之久的山火,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时候,人类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企图对森林加以改造,清除掉那些无用的灌木和杂草,只保留有经济价值的树种,结果只是使森林生态变得更加脆弱了,病虫害增加了,人类想要的树种反而长得更差了。

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媒体过于清洁,只有一个声音,遇到危机无法发出预警;社会过于清洁,只有一个行动主体,处理危机的时候无法发挥自组织的力量,这样只会降低系统的适应性。这样的系统在危机面前就会捉襟见肘,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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