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前（2月19日），中国大陆境内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被采访内容，他说的最后一段话是：SARS爆发时，还没有建立直报系统，了解疫情就会比较慢。SARS以后，国家投资建立了这么一个直报系统。但这一次的疫情，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用，再好的系统你不用，那也没有作用。
为什么没有用？这位退休老人不敢回答，卫健委发言人也回避回答。但好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也敢于就此问题公开发问了。
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情况是，就在中共国家卫健委“非常欣慰”地宣布，当前疫情的主要数据可以概括为“四个下降、一个增加”的同时，央视不识时务地惊曝出有病愈者被二度感染再次入院的，可以说是极坏消息。
所谓“四个下降”，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个下降，那就是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湖北和武汉和其他有疫情的地方的确诊数字，总得来说都在向下走（也不排除人为向下调整的可能）；“一个增加”就是全国范围内的治愈病例快速增加。
先不针对中共中央和地方当局在确诊数字上有意瞒报和无意漏报的问题有多严重，仅从疫情很可能会有反复的角度出发，对疫情进展持乐观态度确实还为时过早，但治愈病例增加的信息还是令人欣慰的。
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当口上，人们最担心的“二度感染”的情况却出现了。
根据中共央视的报道，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叫望江锦园的小区里出现 一起重大疫情，一位被经过了发病入院到治愈过程的前患者，放心回家自我隔离十天后却再度发病。目前，该患者和家属都已经被紧急送进医疗机构接受观察和治疗。
经央视向四川省卫健委查证，此信息属实。目前该患者所在的小区物业内已经发布通知，通报全体业主 。
而在此之前，随着一批批被治愈者陆续出院，中共主流媒体的“正能量”及“暖心”宣传内容的重点之一，就是给被治愈者及他们的家属们派发“宽心丸”。先是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出面强调，就是在我们医院出院患者中，包括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没有出现复发和再次感染的病例，因为所有患者出院治愈以后，体内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抗体……。
与此同时，中共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了中央指导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的表态内容：一般两次核酸检测都为阴性，且肺部病变吸收较好的病患才会出院。SARS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是85%的同源，抗击非典时测的抗体能在体内持续6个月。根据这种研究结果推断，病人体内至少在6个月是有抗体的。所以，“我觉得病人这6个月以内不会再得此病。”
当然，如上专家们当时的这些表态都不过是他们的主观期待，并非有意撒谎。但无论如何，现在有被治愈患者短短十天内被再度感染的消息，无论对哪方哪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正如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所说：流行病学经常说冰山现象，意思是你发现的病例就像你在大海中看见冰山的顶，海面之下还有更大的冰山……。
即使没有专业常识的人士仅凭逻判断就都会相信，既然在四川已经出现了一例被治愈者“二度感染”的情况，那么它目前还是“孤证”肯定只是暂时现象，陆续会有“二次感染者”被查出是可以肯定的 – 除非四川的这个“二次感染”病例本身就是错诊。
在此之前，自中共当局不得不承认武汉病毒“确实存在人传人现象”之后 ，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了“人再传人，再再传人”的可怕之处。就是所谓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出“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的情况，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上好多国家里已经都有发生。
几乎可以想象，中共宣传机器在“病死率极低”、“治愈率越来越高”的基础上，又会就“二次感染”的问题出现，再次高调宣传对“二次感染”也是“可防可控”或者“可防可治”了。
外界媒体已经报道过，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1月24日发表的由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近30名中国医务和科研人员撰写的论文显示，已知的最初41个住院病例当中，只有27个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而且最早于12月1日发病的病人没有接触史。
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主任吴文娟医生对BBC表示，这名12月1日发病的患者是一位70多岁老年男子，老人患有脑梗和老年痴呆，长期卧病在家，没有前往过华南海鲜市场。
《柳叶刀》刊载的论文中证明说，该老人的家人在其发病后，均未出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其与后来的病人间也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而在他发病10天后，才另有3人出现相关症状，其中2人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日前，英BBC中文网发表了《肺炎疫情：模糊不清的“零号病人”与病毒来源争议》一文。文章作者汪宜青介绍说：对于这名长期居家，且从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为何能感染上这种新被发现的病毒，是否可能有其他感染渠道？吴文娟没有直接回应。“你问的，正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她说道。
吴文娟这一非常谨慎的回答，是否证明了事实上中共当局也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和专家们，一边继续抗疫，一方面也要在内部查证病毒的真正源头？甚或是中共习近平当局已经掌基本掌握了，或者说至少也已经高度怀疑该病毒自武汉开始在人类中暴发的肇因，并非一开始所宣传的“武汉人吃野味”，而是源自在武汉的病毒研究机构的人为事故？
而追查到病毒研究机构的人为事故，其中也包含了太多种可能。比如，某研究人员已经被他们所“研究”的蝙蝠感染，但自己浑然不知或者知道了也抱有侥幸心理，然后就开始了人传人的第一步；比如，已经被提出来的实验动物的管理混乱导致动物传人；再比如，实验室垃圾处理过程中，哪怕只是其一的一个环节没有分百之百的完全保障，等等。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和肖磊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的论文已经说过，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源头。
这篇论文说，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有一批供试验用的动物，其中包括155只在湖北捕获的蝙蝠和450只在浙江捕获的蝙蝠。蝙蝠曾攻击一名研究人员，其间蝙蝠的血液接触到这名研究人员的皮肤上，他因此自我隔离了14天。在另外一次事故中，蝙蝠的尿液接触到他的身上，他因此又进行了自我隔离。
这篇论文写道，“患者的基因组序列与蝙蝠冠状病毒ZC45的同源性为96%或89%。这种冠状病毒最初是在中菊头蝙蝠中发现的，但该种蝙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生活在约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这种蝙蝠正是本次疫情爆发前武汉疾控中心所使用的。
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文章《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源自实验室事故?》中介绍说：如上论文内容强调了那个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还临近武汉协和医院，本次疫情的第一批被感染医护人员就是在这家医院……。但这篇论文在发表后不久就被删除，目前只能在网上找到论文的摘要。
美国之音的报道引述 了分子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Waksman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埃布莱特表示，病毒通过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染给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说：“中国多个地区的实验室都有收集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包括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国之音的如上文章还客观介绍说：在另一方面，学术界目前基本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是来自于人工合成的说法。斯克里普研究所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副教授Mansun Law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之音提供的一份非正式中文说明，标题是《SARS-CoV-2的近源研究》(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这份说明是根据世界顶尖流行病学家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伊恩·利普金(W. Ian Liplin)、悉尼大学的爱德华·霍姆斯 (Edward Holmes)和斯克利普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等人，对SARS-CoV-2基因组中两个疑似人为干预的特征进行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比较分析所得的结论。
笔者最近也是有机会和内行或者相对内行的人士探讨武汉病毒的源头问题，被笔者问及的人士几乎都倾向于否定“生物武器”，或者说是人为故意散毒的“阴谋论”。其中一位长期从事与病毒研究相关专业的人士对笔者发表看法说：把这次的武汉病毒说成是中国在武汉的研究所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和中国国内一些“爱国网民”们把此次疫情说成是美国发动的“生物战”一样，经不住推敲。但是，这位人士同时基本上相信，这次武汉肺炎的爆发之源，相关实验室“泄露事故”的可能应该是大于石正丽的所谓“大自然对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本人要么多日里拒绝露面，一露面就又非常突兀地要求立刻推生物安全法出台。奉命而动的科技部门居然是“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次日便推出了《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也及时推出标题为《筑牢生物安全的法律屏障》的评论文章，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认了一句，“当前，我国在生物安全立法方面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声称“新兴生物技术在为人类健康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生物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完善我国生物安全领域法律制度体系的紧迫性。”
值得玩味的是，该文章也还特别强调了一句，生物安全立法中，要“明确提出科技伦理的要求”。
如此行为，看似“亡羊补牢”，实乃不打自招！
习近平在相关会议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生物安全问题上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所谓“强弱项”，是习近平的原话。笔者查找了一些中共官媒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都没有对这一新词做出解释。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把“弱项”加强成强项的意思 。至于“短板”是什么，“漏洞”又包括了哪些？习近平显然已经 – 至少是大致上，心中有数了。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