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中国的改革怎么改,已不是中国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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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江西)

经济全球化包含两个阶段,即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阶段。我把前者称为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后者为全球化的高级阶段。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其先进的工业产品在全球的扩张是全球化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由此带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非发达国家由于没有先进的工业体系,只能以资源产品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因此,除了少量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如沙特这样的石油国家)可以富裕之外,大多数的国家仍然处于不发达。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带来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力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可能性。资本与技术流向低成本国家以取得更高收益,劳力流向高工资与高福利国家以寻找更高收入,催生资本、技术与劳力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强烈冲动。一旦国家之间放弃对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管制,以顺应这种冲动,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便由可能变成现实。我把这称作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高级阶段。

全球化现在正处于从商品流动阶段向生产要素流动阶段转变的过程之中,这一转变,给世界经济甚至政治格局带来重大冲击。

1,GDP已不能反映一国的经济能力。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通过生产要素流动推动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能力。如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外的资本与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就不完全是中国的功劳,因持有资本技术的人是外国人。他们把GDP贡献给中国,利润却汇回本国。于是国家日益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非组织概念,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两国经济能力的竞争,而是体制规则的竞争,谁能吸引到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谁就能获得更快发展。而在商品流通的全球化初级阶段,商品完全由本国资本技术人员生产出来的,商品强势意味着国家强势。用GDP(不论总量还是人均)来比较两国经济能力只适合于商品流通阶段,在生产要素流动阶段将变得不科学和无意义。国家职能正在由直接参与追求GDP的增长,转向通过提供制度激励来寻求增长。

2,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跨国公司大量出现。这种跨国不仅表现在商品销售的多国化,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的多国化,还表现公司内部利益主体的多国化。比如现在建立在中国国土上的企业,资本可能来自日本,技术可能来自美国,工人则显然来自中国。同时,股票市场的跨国界发展,带来企业资本构成的多国化;企业生产技术的多样化,带来技术来源的多国化;劳力流动的全球化,带来职工构成的多国化。这种内部利益主体多国化的企业,国家政策不论支持它或限制它,都不能显示其爱国或卖国。因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本国人的就业,却也支持了外国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的利益,可能是“卖国”,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就限制了本国政府的税收和本国人的就业,也非是“爱国”。单个企业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国化,国家对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负“卖国”的骂名,却也无法承担“爱国”的责任。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包括外国的经济主体(所谓的国民待遇),是生产要素流动时代对国家管理的必然要求。而在商品流通阶段,企业具有明显的国家属性,国家是企业的代言人。支持与保护本国企业是国家的重要职能。

3,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外在表现仍为国家利益冲突,实质上是体制规则的冲突。中国商品进入欧美,由于其中很多商品存在政府补贴,频频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起诉,即是中国计划体制与欧美市场体制的冲突。中国富士康出现多起工人自杀事件后,美国舆论曾出现一个指责中国劳工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国报人站在中国工人一边,非也,而是由于两国劳工权利不同,即政治体制上的人权标准的不同,导致美中企业之间竞争不公平。西方对中国国企的攻击,是因为国企获得国家财力的支持,导致其与外国企业竞争不公平。这种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国有体制与西方私有体制的深刻矛盾。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不能得到欧美国家的承认,正是源于中国的体制规则并未与世界通行规则,即市场规则接轨。显然,在商品流通阶段存在的国家利益冲突,在生产要素流通阶段,正在转变为不同体制规则的冲突。中美贸易冲突,美方说,并不致力于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却又说是结构性矛盾。其实,中美贸易冲突,就是体制冲突。只要中国体制不变,矛盾的根源就不会消失。

4,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强大制约。允不允许经济要素进入本国(通过关税非关税手段和资本准入条件等),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国家之间在对外开放中实行对等原则,则会在主权与主权之间带来相互博弈和制衡。你的经济要素要进入他国,你就必须放弃对他国经济要素进入本国的管制主权。这种相互制衡最终会削弱各国的主权,使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普世性规范;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产生对货币一体化(货币自由兑换和汇率市场化)的强烈要求,因货币是经济要素流动的交易媒介。它对国家的货币主权形成强大冲击。任何滥发货币和控制汇率的货币政策,都将对经济要素流动产生复杂影响,因而必然受到他国的抵制和反制。在货币可以自由流动的环境下,货币分割市场已不可能。运用货币政策化解经济危机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将进入历史;生产要素流动要求信息的自由流动,它包括信息产业的跨国界发展和经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信息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有机构成部分,没有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自由流动,商品资本技术劳力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它对国家的信息主权形成约束。任何封锁信息的主权行为,都将对生产要素流动产生阻碍作用。信息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和宗教的相互渗透,它对国家的文化主权产生冲击,“文化侵略论”将日渐成为一种历史的喧嚣。

5,统一的跨国界的市场,要求各国的法律体系趋同。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必定要求私有产权无地区差异的得到保护,包括投资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技术的自由流动,要求世界各国都要有同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并延伸至商标使用权等领域;对地球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共识,要求各国制定同样标准、同样严厉的环境保护法律,以打击不顾环境污染的谋利行为。等等。同时,全球化不仅要求各国实体法趋向一致,还要求程序法趋同,以使不同国别的经济主体,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能有同等方便的救济途径,并获得公平对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体制上司法不独立的国家很难在全球化高级阶段站稳脚跟,而强调司法裁判主权的说法,在各国实体法程序法趋向一致的背景下,也将渐渐淡出国家的话语体系。

总之,全球化由商品流通阶段进入到生产要素流通阶段之后,国内市场已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国家保护国民权利的职能已由国内延伸到国外,即延伸至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开放国家的内政都与他国相关联,由此带来全新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国的改革怎么改,已不是中国的内政,它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欧等国密切相关。中国要维持现有的威权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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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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