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撼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国，在国际各处以强权姿态横行，不断上演着古怪、敏感、霸道又爱闹脾气的外交风格。然而，强国的背后，却是两百年来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华伟业。中国人动辄感到“受辱”，“玻璃心”一词被用来形容中国人的敏感状态。
我们殖民时代的历史教训已经演变成对不同于北京的声音的镇压。我们过去曾是受害者，所以现在，中国人必须“一条心”和“一个信念”。我们必须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反抗共同敌人阻挠的国家，任何批评政府政策或质疑政府说法的人都“不是中国人”，是外国势力的“走狗”。
——钱佳楠〈中国的爱国主义如何塑造了一代人〉
日本占领军从未动过故宫及故宫文物
出生于一九二二年的耿宝昌，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陶瓷及工艺品鉴定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北京故宫召开的一次关于故宫国寳南迁的历史研讨会上，这位学者发表了一段惊人的谈话，谈话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很快被删去，各大网站上均显示为“本文已被删除或者不存在”状态。
耿宝昌说：“这次故宫会议上，我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寳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
耿宝昌接着说，留下来的也仍然是满地金银。但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一九四二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更让人惊奇的是，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南京（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北京运到南京的），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二十五枚皇帝御玺，都完好保存。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但并未拿走。
耿宝昌知道这样说很容易被人攻击为“汉奸”，他谨慎地表示：“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着感情去编造历史。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在今天的中国，真话往往由一些百岁老人说出来，比如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资中筠。而本该最快接受新知识、拥有新观念的年轻人，多是被洗脑的当代义和团与当代红卫兵。这不知是中国的荣耀，还是中国的悲哀。
最后，耿宝昌心平气和地指出：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六百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
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事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一百多万件。一百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可惜，忠言逆耳，耿宝昌的话，“有关部门”不会听得进去，其言论很快被从网上删掉。在今天的中国，耿宝昌老人的这段话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为“万恶的帝国主义”辩护，是一项“人人得而诛之”的重罪。或许，鉴于老人在业界德高望重，且年事已高，中共不会对他有进一步行动——并非如此资深的历史学者如吴思和洪振快，则惹上官司并公开羞辱。
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已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置换为百年国耻、报仇雪恨的中华民族主义。美籍华裔学者王飞凌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里现在教授的历史，高达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歪曲或欺骗。比如，一个出于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的重要例子，就是政府一直鼓吹和灌输的‘百年国耻’。”而要支撑起这套“仇恨”话语和思想体系，中共的宣传机构首先就得不顾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大肆将“帝国主义”妖魔化，“帝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一切苦难的根源。与此同时，共产党成了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魔爪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对于救命恩人，人民只能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而不能有所质疑，更不能离心离德。在此背景下，说出类似于“帝国主义没有那么坏”的真话，就是“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危险行径——中共当局理直气壮地宣称“党是衡量评论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唯一标准”。
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杰作《动物农庄》中揭示，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处“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对象——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前朝统治者正好充当虚拟的靶子。现今的革命领袖将逃之夭夭的前朝统治者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其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悄悄完成了。凡是与前朝统治者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伟大领袖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当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伟大领袖便把前朝统治者作为替罪羊，将所有过错一古脑地推到其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无法反驳。最后，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这不正是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年的秘诀吗？
“帝国主义”是中共屡试不爽的公共污水沟，“帝国主义”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即便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大饥荒，也被描述成“新帝国主义”——苏联“修正正义”——对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不会像古代的昏君、暴君因为“人相食”而“上史书”。
《滚出中国》何以在中国被视为像毒品一样的“超级敏感书”？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滚出中国》自然是一本“超级敏感书”。今日，足以撼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国，在国际各处以强权姿态横行，不断上演着古怪、敏感、霸道又爱闹脾气的外交风格。然而，强国的背后，却是两百年来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华伟业。中国人动辄感到“受辱”，“玻璃心”一词被用来形容中国人的敏感状态。
专研中国近代史、中英殖民史的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教授毕可思（Robert Bickers）在新书《滚出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国耻，如何缔造了民族主义的中国》中试图回答两个问题：集粗暴、愤怒、野心与矛盾于一身的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从何而来？亟欲摆脱，又同时紧抓不放过去耻辱历史的中国，又将前往何方？
我第一次知道《滚出中国》这个有些粗鲁的书名，是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台湾邮寄书回香港被顺丰快递拒绝的事件。
二O一九年一月，梁文道在网络上发文分享一段在台湾寄书经历：他想透过台湾的旅店，将购买的书籍寄回香港，殊不知，遭到快递公司顺丰的先行审查并拒绝邮寄。梁文道回香港后收到台湾旅店的信“因为中国最近对文章及书册内容有管制，有三本书快递无法替您寄送”，只能代存饭店柜台下次自取。这三本书是“滚出中国”、“大辩论”和“思想史”。后两本在中国早已出版简体字版本，只有《滚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敏感书”。
中国通过顺丰快递干涉香港和台湾之间的书籍邮寄，让梁文道感叹说：“连我都怀疑，其实‘一国两制’老早就推行到台湾去了。”梁文道下结论称“没办法，这是市场的力量。大陆的市场那么大，企业那么有实力，你能不顺着他们走吗？”梁文道本人是走钢丝的高手，近年来游走于中国、香港、台湾三地，保持相对安全的位置，却没有想到，香港和台湾之间，经过寄书事件的考验，早已存在一个深深的鸿沟。
尽管拒绝运送书籍的顺丰快递对外声明说，台湾顺丰是香港公司投资，却尚未阐明港资与中国顺丰究竟是什么关系。此外，《苹果日报》报导说，台湾顺丰原本确实被港资控制，但顺丰集团二○一七年报表示，港资已于二○一六年将“台湾顺丰”转让予独立第三方。台湾顺丰未说明此“第三方”投资者的身分。台湾顺丰公关部回应中央社询问时表示，关于审查订单部分，公司指依各国海关管制规定处理，“不证实是否处理梁文道个案”，这句话说了也是白说。
近年来，无论是从海外运东西到中国、或是中国运东西到国外，中国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审查专门针对印刷品，中国故意放行输往美国的新式鸦片芬太尼，却对输入国内的印刷品恨不得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查。只要是中国认定具有敏感字眼的印刷品都无法寄送，包含中文版《圣经》、农民历，网友甚至提到“以前寄文件从来不检查的，现在快递员拆开来检查一次，办公室主管再拆开来检查一次。”
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给出补充例证：几年前，有香港有快递公司送“禁书”到中国被罚款，从此决定不接受书本从香港寄书到中国。在中国，按照中国邮政相关规定，“禁书”跟毒品、枪枝一样，都是禁止寄送的物品。林荣基感慨说，“你去中国看一看，他的邮政局视窗附近有个条例就是，所有的毒品、违禁品跟书本要检查，看看是不是能寄。你看他邮政条例居然把毒品跟书放在一起，你见过吗？”早在“文革”时期，大多外国书刊和影视就被中共毫不掩饰地称为“资本主义毒草”。跟苏联闹翻之后，苏联的书籍是“修正主义毒草”。而中国古代的典籍则是“封建主义毒草”。封、资、修三者都是不能接触的。唯有毛泽东可以在书房的床上堆满线装书。如今，中共强烈警惕和抵制“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认为这些“舶来品”会动摇“社会主义根基”。对于中共而言，禁书比毒品危害大多了。
那么，《滚出中国》一书中，究竟蕴藏了哪些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爆炸性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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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编辑：翁世航
来源：关键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