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滚出中国》:是谁伪造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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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是一个世纪谎言

毕可思在书中梳理了西方人入侵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人用从西方学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抗拒西方的历史——这是中国士大夫信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吗?“反帝”是苏俄灌输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中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式的、无往而不利的意识形态。

毕可思的“除魅”工作,从传说中那块“一度竖立在上海外滩河岸公园入口的告示牌”说起。这是一块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告示牌。一九六四年,国庆日后的十月六日晚上,毛泽东带着八千驻京官兵观看《东方红》舞剧。毛泽东看完表演,只说了一个建议:第一场要表现旧中国的上海,表现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苦难,应该在“公园”门口加上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在以后的演出中,这块牌子果然出现在醒目的舞台中央。

从一九五O年代起,这块告示牌曾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馆准备搬迁才被悄悄收起来。博物馆展示的这个告示牌,以简体中文与英文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博物馆某位员工后来谈到,他并不晓得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还满心困惑地询问资深同事,为何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准备丢弃的废弃物里?全球任何博物馆的确都会为了让现代参观者贴近体会历史,而仿造过去的文物。但是,这块牌子并非忠于原貌的复制品,而是刻意伪造的假货。

清末以来,西方人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确实贴著一块金属制作的告示牌,它只有英文字样,而且“华人”与“狗”并未并列。告示牌规定不准华人进入,在其他条款中也有不准没有成人陪同的小孩进入,难道西方人愚蠢到将自己的孩子视为“狗”吗?而且,那时西方人不准中国人进入,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学会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公园这样的公共场合,应当衣冠整洁,应当遵循基本的行为守则——比如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随地大小便,以及攀折花草树木等。这些基本的行为守则,直到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仍未学会。

中国人在香港地铁内随地大小便,在巴黎罗浮宫喷泉内洗脚,在台湾阿里山的参天大树上刻上名字,在日本看樱花时情不自禁地摇晃树木制造“落英缤纷”的拍照效果……中国人富起来了,有钱到世界各地旅游并大肆购买奢侈品,但中国人仍然因为不文明行为而被视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游客。所以,当年租界的西方管理者不准华人进入公园,并非种族歧视,而是无奈之举。但是,左翼文人们心灵敏感,多愁善感,岂能忍受这种耻辱?当年左联的诗人蒋光慈就在〈哀中国〉诗中感叹道:

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我的悲哀约中国啊!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

很多文人墨客都说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下表列出了各种说法:

这些说法彼此自相矛盾,有的说是中文,有的说是英文;有的说是犬,有的说是狗;有的说是木牌,有的说是金(属)牌。然而,无论谁说他亲眼看过牌子,到现在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份文件等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租界管理当局有过这个牌子。毕可思指出: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告示牌曾经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数十年前,上海的中国居民确实因种族歧视而规定不得进入公园,其他受外国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规定。过去的入园规定众所皆知,刊加载园规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写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别容易激怒他人的辱骂)。这个坚信告示牌为真的部分历史可透过报纸与报导追溯。然而,告示牌实则是都市传说,其简化了复杂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关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经相当重要,而且影响遍及国际,上面的字词应该就要是那样。

以上那些文人、政治人物和记者所写的“亲身经历”,彼此并不完全吻合。他们不仅将实际存在的金属牌写成了木牌,而且对具体的文字的回忆也各不相同。其中,孙文的说法,是否为了宣泄从英美和日本拿不到“革命经费”的失望和愤怒?共产党领导人方志敏绑架杀并且害外国传教士,难道是为了这块牌子上的侮辱性字眼而报仇雪恨计画的一部分?唯有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描述比较接近原貌——在告示牌上,“华人不许入”和“犬不许入”是分列的,而非串连在一起。应该说,杨氏的记述比较细心、真切。

有趣的是,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关于这块木牌的记述迅速趋于统一,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亲眼看到这块牌子:


除了不得、不准,不许等细微的差距,众人描述的文字相差比此前大大缩小。可见,中共的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更是思想和语言上的统一。

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科学家苏步青和作家周而复等重提往事,声讨西方帝国主义,这是刻意帮助官方转移视线,扭转一九八O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界的亲西方思潮。

靠谎言和仇恨支撑的中国崛起,将带给世界来怎样的改变?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说谎者,敢于说真话的中国人绝不仅仅只有耿宝昌一个人。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兴的热门历史杂志《世纪》刊登了一篇署名薛理勇的文章,开头就说明这块木牌是伪造的。作者指出,许多人宣称亲眼看过告示牌,但他们看到的与记忆中的已经分不开了,他们所见的可能就是博物馆的假造品。这篇文章论点合理、陈述清晰,引发轩然大波。

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报纸刊登同一篇最初在共产党权威媒体上发表的长篇文章,大力驳斥薛的说法。文章从当代报导与回忆录中列举证据,证明告示牌上的恶意字眼乃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世纪》杂志被迫刊登这篇毫无学术价值的文章,并承认错误且放下身段道歉。

号称专门办给知识分子读的《光明日报》刊出了一篇用词刻薄的评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公园入口前的告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他们犯罪的首要证据。”作者特别担忧地指出:“有些人不懂过去中国历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怀疑,甚至想要轻描淡写带过,此举非常危险。”

身为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的作者薛理勇后来的遭遇不得而知,但至少他写的关于上海历史掌故的“无害”的著作仍可出版发行。他的命运比“文革”时因为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自杀的历史学家吴晗要好得多,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吗?

中共党魁习近平高声宣称:“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丝毫不提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梦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念兹在兹的是打造全世界都必须遵循的“中国秩序”以及没有国界的“天下帝国”。

《外交政策》杂志主编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撰文指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制定了比前任们远为激进的外交政策,通过推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张、威胁台湾、和动用军队来维护北京对争议岛屿的主权要求,中国已经与美国和几乎所有邻国失和。”习近平的扩张政策得到相当多民众的支持,因为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效果不错。对此,毕可思指出:“中国以民族主义为重,而中国重视者,人人不得轻忽。过去三十年来,愤怒的示威抗议与激烈的谴责抗争持续不断,似乎预告著中国站上世界舞台,以崭新且强势的姿态揭开序幕。”所以,必须深入了解中国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百年近代史,才能了解二十一世纪似乎国际化的中国,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义和野心。

百年前的中国毕竟是“半殖民地”,而经过英国全盘殖民主义的印度,以及很多有过类似历史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对西方并没有中国式的仇恨。日本为率领黑船登陆、迫使幕府签署不平等条约的美军将领佩里塑像,认为佩里帮助日本走向“文明开化”;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坚信西方文明是普世价值,批判印度及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蒙昧封闭,在同胞中赢得尊重;然而,中国的思想先驱刘晓波,主张全盘西化却被中共政权和很多民众视为“卖国贼”及“汉奸”。对于在中国如疯草般生长的民族主义,毕可思并不乐观地评论说:

我们须认识且理解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它伴随着中国撼动世纪的经济发展,它也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注入崭新且强盛的力量。我们也能想见经济强盛的中国将在世界面前宣示自身地位,也许此情此景需要花点时间适应,但势必发生。

毕克思特别描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武侠电影满足民族虚荣心:一九七二年,国际知名的香港电影《精武门》,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主演李小龙打败日本浪人,并一脚踢碎那块羞辱性的告示牌。中国观众看了之后,无不拍手叫好。

李小龙在《精武门》中对抗的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三个在公园入口侮辱他的日本人,其中一个甚至建议李小龙扮成他的狗就可以入园。从中国的脉络来看,很难有什么比这个更火上加油的组合。个人与国家尊严、殖民者于中国城市的作为、对日本与日本人的潜在敌意,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依旧存在。而且,《精武门》的拍摄地点是香港——尚未回归中国的英国殖民地。那时候的香港人,对英国殖民地居民的身份存有愧疚之心,而对一河之隔的大中国充满美不胜收的想像。香港人是最热情洋溢的爱国者。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二O一九年,在反送中的“逆权运动”中,香港人高举英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将中国五星红旗降下来践踏、焚烧、扔到大海中。看到香港街头出现比美国本土还多的美国星条旗,连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都印象深刻,他说:“看啊,他们在举美国旗,他们甚至有标语牌,‘让香港再次伟大’(显然沿袭自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说把那些标语牌给我。他们有超棒的标语,超喜欢我们国家。有很多美国旗,很多川普标语牌。”

香港人不会再为李小龙踢碎那块伪造的告示牌而热泪盈眶、忘情喝彩了。相反,当香港警察以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国公安、武警在香港街头对妇孺老人实施无差别的暴力,乃至强奸杀害十五岁的女孩且抛尸大海之际,香港警察将大学当做敌国来攻打、一口气发射两千枚催泪弹。香港人发现“祖国”才是把他们当做“甲虫”来虐待的、亘古未有之暴政。

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当身穿制服、全副武装的香港警察残酷殴打无辜民众时,一位看上去练习过武功的年轻人奋起保护同胞,飞起一腿将警察踢翻在地。这一飞腿,比李小龙及电影《黄飞鸿》中李连杰的“无影腿”精彩千万倍。大部分香港抗争者都意识到:“香港抗争必须提升到国际。很简单,如果棋盘上只有中共和香港人两方,香港人必死。假若棋盘上有其他有实力的棋子,抗争才有变量。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至关重要,如此才能让欧盟日本等国跟随,进一步孤立中共。当中共的政经形势转差,香港人的抗争才稍为有转机。”

如狼似虎的民族主义大潮,总有退潮并水落石出那天。毕可思指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过去显然仍旧是未竟之业,过去不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议题,过去更同时影响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身分认同”。抛弃受虐狂心理状态,不再接受伪历史洗脑,才是中国人“因真理,得自由”的第一步——

告示牌虽然踢碎了,但没有消失。告示牌象征中国过去被贬低的地位,至今仍经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对于蔑视过去、视之虚构的人而言,当然不堪一击。再者,因为告示牌在意识型态的驱使之下,已经成为“不容遗忘”的历史象征,不禁令人想要干脆忽视。我们为何还要严肃看待政治宣传?

责任编辑:罗元祺
核稿编辑:翁世航

来源: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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