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迫害者，而犹太人是受害者，这在当今德国社会的历史见解中几乎是无庸置疑的。然而，作家塔吉斯·伍格（Takis Würger）于 2019 年所出版的小说《史黛拉》（Stella）中，描述了一名成为纳粹同路人的犹太女性，其创作手法踩到了德国民众的红线，因而引发了广大的争论。
真实人物故事改编
此书取材自历史事件，并涉及了真实人物──与书中主角同名的史黛拉·高适雷格（Stella Goldschlag，后改名为 Stella Kübler）。小说叙述，身为犹太人的主角为了不让家人被送往集中营，答应与纳粹合作。史黛拉于 1940 年代泄露了同胞的藏身处，进而害死了数百名柏林的犹太人；她因此获得了“金发毒药”（das blonde Gift）的称号。
事实上，史黛拉的故事已被多次改编与撰写，如其中学同学彼得·魏登（Peter Wyden），早在 1993 年便以传记形式叙述了她的生平；此书为伍格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
尽管相关资料与文献看似充足，却有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史黛拉的父母之后仍被送往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她却持续与纳粹合作。随着史黛拉 1994 年于佛莱堡的住处跳楼轻生，谜团的真相也从此石沉大海。
小说出版即引爆争议
尽管将犹太人描述成纳粹同路人会引起众人关注，但只要有凭有据，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德国社会并非抱持着“绝对不可批判”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伍格的《史黛拉》之所以在德国引起争议，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处理这段历史的方式。
伍格在书中为史黛拉虚构了一段爱情故事，并以此为主线：来自瑞士的男主角费德里希在柏林遇见了化名为克莉丝汀的史黛拉；由于男主角家境富裕，两人在战时不仅下塌高档饭店，还过着衣食无缺的丰足生活。
尽管小说本是虚构的，但犹太人作为纳粹同路人的题材已经相当地具有争议性，而伍格仅将之包装成一个爱情故事，令许多人感到过于轻率与肤浅；尤其德国社会往往以严谨的态度面对纳粹与犹太人屠杀的历史。
事实上，伍格曾在以“调查报导”为名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担任记者，因此在事实的判断上应该的出错率应该相对较低；问题可能纯粹出在其写作方式（有人认为，他是故意制造争议，使自己成为镁光灯焦点）。加上出版此书的卡尔·汉瑟出版社（Carl Hanser Verlag）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众家媒体的评论言词犀利，如《法兰克福汇报》（FAZ）便将《史黛拉》形容成“战后德国文学史上最糟的书之一”，其他媒体也毫不留情：
《新苏黎世报》（NZZ）：偏偏是名声响亮的出版社，却出版了这般纳粹媚俗作品，着实令人作呕。
《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伍格的《史黛拉》令人厌恶，完全是对于真实过去的污辱。在犹太人屠杀的历史书写上，其完全失去了道德与美学的分寸。
《日报》（taz）：《史黛拉》是一种欺骗，亦即文学诈欺。这本书以小说名义贩售，却难以定义其真正的文类。与其说是半虚构的历史创作，它更像是在以粗糙的手法消费历史。
历史事实 vs. 写作自由
文化评论家西格里·洛夫勒（Sigrid Löffler）称此类作品为“二手犹太人屠杀文学”（Secondhand-Shoah-Literatur），亦即非纪录式地叙述史实，而是以半创作或全虚构的方式书写犹太人屠杀的历史。她并不否定这种写作方式，且认为借此仍能产出极具品质的作品。
文学评论家卡斯腾·欧特（Carsten Otte）则明确地表态认为，若牵涉了一段壮阔、重大、惊人或动人的历史（史黛拉．高适雷格的故事正属于此类），作家便该尽可能地陈述事实。
尽管批评声浪排山倒海而来，德国各地仍有书商认为，这是作家的写作自由。他们在《书业周刊》（Börsenblatt）上连署声援伍格，并明确表态：“我们会继续推荐与贩售《史黛拉》，并举办阅读活动，与读者一同讨论此书。”
于此同时，伍格也马不停蹄地着手他的下一部著作，且同样着重在纳粹历史；他计划书写集中营生还者诺亚·克利格（Noah Klieger）的生平故事。面对记者问到对于纳粹历史如此执著的原因，伍格说道：“因为我是德国人；换句话说，我是加害者的后代。”
执行、核稿编辑：林欣苹
来源：换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