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翻译完毕、出版，浩繁的注释也都整理上网后，二○○七年，我开始考虑下一本书。两位朋友让我动了写慈禧的念头。尼古拉．罗曼诺夫（NicholasRomanov）是俄罗斯沙皇继位人，他的祖上曾同慈禧打过不少交道。亲王本人热爱历史，建议我写慈禧传记。英国画家詹姆士．里乌（JamesReeve）也希望我写。他看过为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KatharineCarl）的回忆录，书中描写慈禧能让小鸟飞到她手指尖停下，这一本事让詹姆士大为倾倒。他对我说：“你刚完成了一部沉重的大书，该写本轻松的了！”当然，进入了研究后我才体会到，虽然慈禧有轻松的一面，但写她我轻松不了。慈禧曾统治中国达数十年，掌握当时近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那时我对慈禧知之甚少，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众口一词的谴责，只得了个人人喊打的印象。但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写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时感受到的一次触动：折磨姥姥的“三寸金莲”，原来是慈禧最早颁发谕旨废除的！这跟她顽固守旧又残忍邪恶的形象是那样不同。后来写《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更意识到，中国迈出现代化第一步是在一八六一年慈禧执政后。农家孩子毛泽东成长在慈禧和她之后的时代，他享受的机会和自由是我在毛统治下不敢梦想的。人们有时也提到慈禧时期的成就，但总会归功于某某官员，慈禧仍逃不过遭受贬斥的命运。记得我时常忍不住想：当时谁是中国“领导人”？谁发指令？不是说慈禧“嗜权如命”吗？到底是不是她掌权？如果是，为什么“帐”不算在她头上？
许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重新撞击我的大脑，使我充满了探索真实慈禧的愿望。我要了解慈禧太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做为一个对女性特别感兴趣的传记作家，我还想进入女人慈禧的内心。
就像当初写《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样，研究慈禧我当然也从史料着手。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我很幸运，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档案全面开放，史学家还在不断地系统公布原始资料。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史料宝库在等着我，我为又有了做“历史侦探”的机会而喜不自禁。
我研究的大量文献，有谕旨、奏摺和其他宫廷文件；有核心人物的日记、信件、札记；有外国（如英国）的皇室档案、国会纪录、外交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所有引号，都徵引原文。一切细节，包括天气、服装，都有出处。我不用野史，偶尔需要采用时用“据说”一类词汇标明。我写历史，不写小说。
绝大部分档案能为我所用，是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功劳。他们成年累月辛勤地把尘封文献整理成书，一套套出版；或者把精心考证的史实发表在学术专着、论文中。没有他们的铺路，我的书不可能完成。在我研究、写作的过程中，许多专家给我极其慷慨的帮助，包括在英文版出版之后电邮给我他们的最新发现。这一切都让我感激不尽！
当然，写历史是对客观史料作主观解读。对一些史料，我与敬佩的专家或许解读不同。书中若干观点更可能让不少人震惊。希望这本照我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的慈禧传记，能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上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了解那位把握时代命运的女人，提供新的视野。
《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的写作宗旨，除了言必有据，就是秉笔直书。
来源：博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