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之一：在苏联即将终结的时候，它包括五十三个全国性的国家主体（其中有加盟共和国、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等），这些主体代表着一百二十八个族群。他们都像将身上的刺张开的豪猪一样，再也忍受不了与对方同处在一个屋檐之下了。
俄罗斯学者季什科夫是研究民族问题的权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经出任部长级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为叶利钦处理苏联解体后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他还长期担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既有与最高层领导人一起解决民族冲突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也长期在象牙塔中进行严谨而中立的学术研究，所以所著的《苏联及其解体后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一书，对苏俄民族问题的起源的回顾、现状的评估和未来的预测，都堪称“穷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对于与苏俄一样必须直面棘手的民族问题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参考书。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问题，已经让中共穷于应付，再加上虽然不是民族问题、却比普通的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台湾问题，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智慧，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将束手无策。
民族问题是怎样成为苏联的阿基琉斯之踵的？季什科夫在本书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从苏联建国初期直到解体的民族建构、民族划分、族际政治、民族语言及文化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他指出，普通民众对“苏联”这个国家的认同，对“苏联人”这个身份的认同，都是被官方所强加的，而不是从每个人的心灵和头脑中自然地产生的。苏联解体之后仅一年，一份对俄罗斯联邦居民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俄国人”的占六成左右，而依然认为自己是“苏联人”的只有两成。苏联当局曾经以卫国战争的胜利、核弹的爆炸、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莫斯科奥运会等事件和成就来凝聚“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刺激只能像让人吸食鸦片一样，吸食者获得的是一种暂时的迷狂感。一旦药效过去之后，吸食者反而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身处的如此不堪的现实，从而产生更加深切的沮丧感。而下一次的刺激必须施加更大的剂量，才能收到相同的效果。由此，这种“国家认同感”的营造，便进入了一种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最后，当苏联宣布解体的时候，出现了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所描绘的状况——“所有人都反对当局”。读到这里，今天挥舞“民族主义”的“双刃毒剑”（刘晓波语）以维系统治的合法性的中共当局，可不要继续玩火自焚了。
“苏联人”是苏共的理论家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伪民族概念，正如“中华民族”也是中共的理论家们东施效颦地制造出来的一个伪民族概念一样。季什科夫指出：“苏联的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无数伤痛的记忆，也留下引起冲突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时期和后来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从苏联一诞生便与之如影随形，并不是后来才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炮制出来的。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权的时候，他们以“公开化”政策来挑战僵化腐朽的旧有的权力模式，而民族问题也随之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飞出来，此起彼伏、遍地开花，让他们疲于应付、焦头烂额。而他们所拥有的权威、声望、时间和资源，都无法让他们以一种“庖丁解牛”的方式妥善地解决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
那么，当年共产党人发明的、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失灵呢？是发动机本身老化了，还是对其维修和保养不足呢？对此，季什科夫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首先，苏联的确是一个帝国类型的政体，它的历史标志，就是领土扩张、殖民地方式的统治，以及用较为优势的语言和文化对各族群进行文化同化。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也极为相似，即便像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汉族在分享权力方面受到了压抑，但异族统治者用以实现军事扩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仍然是取之于汉族。苏联取代沙俄之后，列宁、斯大林的扩张野心超过了历代沙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之后，毛泽东的扩张野心也超过了中国古代的皇帝们。
其次，共产党的执政对于苏联各民族均有长期的影响，尤其在斯大林时期。对自然环境的灾难性摧毁，以及通过效率低下的、军事化的经济发展而使各族群的传统生存系统遭到破坏。这一点，中国的当代历史也几乎是一个更加拙劣翻版：毛泽东时代实行的类似政策，比之斯大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藏族女作家唯色在《杀劫》一书中揭示了“文革”在西藏所掀起的血雨腥风，此一灾难让西藏所经历过的历次战争亦望尘莫及。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疆、内蒙等“自治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所遭受的戕害和自然环境所遭到的破坏，也同样罄竹难书。
第三，苏维埃国家通过其“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行一套半官方的俄语政策，削弱了少数民族希望建立政治文化自治的希望，除非这些企图得到中央和外围的各层精英们批准，方可免遭厄运。这一套文化沙龙主义政策，也是中共的领导人一直运用至今的“法宝”。虽然如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吸引力，但中共仍然可以运用其掌握的巨大的物质利益，诱使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精英人士加入此一体制之中。
最后一点是，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行政管理机构严格规定了公民们的日常生活，并漠视与各族文化和价值观相联系的利益。这一点在中国的体现，便是中共在西藏不遗余力地摧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国内外用泼妇骂街的语言恶毒攻击达赖喇嘛。此种做法不禁遭致国际社会的反感，使得图图大主教等数十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致信中共表达抗议，更是造成了西藏民众的离心离德，西藏问题逐渐纠结成一个死结。
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共并没有引以为戒。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苏联境内民族众多：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其境内的种族比苏联多得多；原来作为美国国家主体人口的欧洲白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甚至已经降低到不足百分之五十，而苏联直至解体，其境内俄罗斯族的人口始终占总人口的七成以上。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却没有像苏联那样成为危及国家安全乃至导致国家崩溃的重要因素。这是什么原因呢？季什科夫分析说，导致苏联解体的动力之一，是民族分离和民族冲突；而民族分离和民族冲突的产生，源于当局多年来“族体建构”的失败。这种失败，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执政者迷信暴力，二是权术压倒了诚意。
苏联的大部分统治者都认为，暴力和压制是对付民族问题的不二法门。季什科夫坦率地指出：“我们国家不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斯大林时代，最残酷的政策便是强制性的民族迁移。“从一九三零年代中期进行的集体化取得‘全面胜利’不久之后，纯粹的民族驱逐便开始了。”斯大林下令将若干“忠诚度不够”的民族迁移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区域，让他们自生自灭，如朝鲜人、卡拉恰伊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特突厥人等，都成为这个政策的牺牲品。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六年之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迫迁离故土，仅哥萨克人便有一百二十五万人遇难。“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没有人对这样做的目的做任何说明，而只会鼓吹一通‘各民族人民之父’的地缘政治白日梦，还表露出他那种对人发狂的不信任。”其暴政遗留至今，成了难以消除的种族矛盾和仇恨。
其次，苏联的统治者在处理民族的问题的时候，权术压倒了诚意。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尚未占稳脚跟，列宁便宣布民族自决的原则，以赢得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而一旦军事局面好转，列宁便立即变脸说，此前的承诺不过是“一张纸”。苏共领袖热衷于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以到达“分而治之”的目的，并在各民族内部挑动阶级对立，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斗争。当然，大棒之外还有胡萝卜，那就是中央拨给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大笔的援助资金。对此，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充满讽刺意味地写道：“苏联是一个奇特的帝国——‘不像帝国的帝国’。如果说帝国的典型特征是殖民地宗主国依赖周边地区、殖民地生存，那么苏联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苏联不单依靠军事力量得到巩固；而且为了诱使各共和国广大的居民留在苏联的组成内，中央政府经常向各共和国提供补贴。这种补贴数额极为可观。”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苏共领导人忘记了，“强扭的瓜不甜”才是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永恒的“硬道理”。今日的中共领导人，也陷入同样一个误区之中。所以，当少数民族“闹事”的时候，他们经常恼羞成怒地表示：我们给了你们那么多钱，你们还不老实！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可不像在家中养一只狗、丢几根骨头给它吃那么简单。
由于民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不惜掩盖真相、扭曲真理以取悦上峰。对此，季什科夫尖锐地批评说：“在冲突造成破裂的社会里，政治和学术的确出了毛病。在许多方面，这两个领域表现得那么蠢笨和不道德，而且这两个领域又都没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那时错了’。”苏联解体之后，民族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倒如火如荼，席卷昔日苏联版图上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各个已经独立的共和国之间矛盾重重，而且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如车臣暴力冲突等，也如同溃疡一般，让俄罗斯这个巨人浑身难受。政客的蛊惑人心与民众的蒙昧，固然是民族问题激化的温床，但知识精英阶层的失职甚至发挥负面作用，亦难逃其咎，正如季什科夫所反省的那样：“真正的难题在于整个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中，那种卑躬屈膝的传统和社会科学学术的扭曲技艺。该难题呈现为政治与研究之间缺乏距离，呈现为普遍实行着利用科学的称号谋求更大的声望和个人的重要性。”这不也正是对今日中国包括民族研究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部门的现状的真实写照吗？季什科夫提出了语重心长的忠告，这样的忠告也应当被中国知识界所听取：“如果俄罗斯的学者们和其他知识分子照样还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那么，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而且他们将沦落得不堪一击。”未来的中国要实现和平转型，顺利地过渡为宪政民主国家，稳妥地处理民族问题，缓解族群对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
文章来源：RFA